文 / 张珣
    2008年7月23日上午九点，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先生给参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青年金融家领导力”夏令营活动的学员们作了题为“小额贷款与农村金融”的精彩讲座。此次讲座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金融部主任平新乔教授主持。
    茅于轼先生是中国当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中国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1929年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著名桥梁专家。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84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93年从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同时，茅于轼先生也被看作中国小额信贷的代表人物，他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进行的小额信贷试验已经进行了13年，可以说在这一领域有着很多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讲座的开始，茅于轼先生首先给同学们介绍了中国农村金融的现状。目前，农村合作基金已经失败改组。农信社大部分经营不善，政府一再挽救，效果甚微。但有少数很不错。由于农村金融只有存款服务，没有良好的贷款服务，农村储蓄被调作它用。造成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贫困化。中央急待解决农村金融服务问题，而小额贷款是其中一个重点。但当前的小额贷款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小额贷款不能帮助赤贫农民，也不能帮助农民企业家，只能帮助那些有劳动力而缺乏资本的农户。农民还需要存款，汇兑，保险，担保等服务，这些都不在现有的小额贷款业务之内。
    茅先生指出，小额贷款的选点不是任意的，要接近市场，有交换的机会，要有方便的运输，有进入市场的条件。有设当的当地资源，能够开发。不论是土地，矿藏，工艺，特色产品，名胜古迹。同时有政府的一定服务，不是专政或捣乱，要发现地方的优势，加以发挥。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小额贷款被证明是脱贫的有力工具。联合国定2005为小额贷款年，最重要的经验是：高利贷的合法化；要走商业化的道路，而不是做成慈善事业；但不能惟利是图，以助贫为最终目的；同时小额贷款是可以盈利的。
    在谈到小额贷款利息率该如何制定时，茅于轼先生认为，小额贷款应该坚持搞利息率。以往的一个极大误解是认为扶贫必须低利息，其实低利息的优惠贷款到不了穷人手里，而被有社会关系的人得到，转手去放了高利贷。低利息论占有道德高地，误导了农村小额贷款将近20年。至今仍有市场。茅先生认为这是典型的为穷人说话而害了穷人。同时指出要推进高利贷的合法化。高利贷合法化使高利贷的利息降低。小额贷款是高成本。虽然高息，并没有暴利。否则大家都去放高利贷。高利贷之高息是因为额度小，风险大，占用人力多，最后是高成本。根据世界银行的经验，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均衡利息率为15%-20%。这一经验也符合我国的情况。
    茅先生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进行的小额信贷试验已经进行了13年，是唯一的私人办的小额贷款，唯一的吸收存款的小额贷款。尤努斯说过，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对于砍断了一条腿。目前其贷款利息率18%，存款利息率比银行高约一个百分点。还款率96%以上(15年来总计)。能够赢利，但是无法扩大，所以必须转成商业化。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注意，企业并不等同于慈善。慈善占了道德高地。但是社会最重要的是企业。因为他们创造财富。慈善是财富的转移，企业是财富的创造。我国改革的成功是因为企业，而不是因为慈善。慈善只是起到了补充的作用。和其他企业的经验一样，所有权是成败的关键之一。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是许多小额贷款失败的根本原因。最有效的所有权是个人所有，但规模太小，很难扩大。所有权可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经验和金融业的特点来制定。要提高贷款的质量。不要抵押，不要担保，立刻能够拿到钱，随便哪天还款，还多少都行，是高质量的贷款。不赞成每周（月）还款，因为有碍于用款的方便，最终有碍于还款。要懂得还款率最终取决于用款的效率，而不是催得紧不紧。提高还款率在于管理的良好和制度的执行。社区组织是最好的农村监管机构，要紧密社区和小额贷款的联系，让社区发挥一定的监管作用。这是成本最低的监管方法。小额贷款的管理人员的选聘要从社区组织里物色。然后再加以培训。
最后茅先生强调，要坚持小额贷款的扶贫性质。农村金融的商业化运行容易走偏，变成纯商业化，以利润极大化为目的。一般容易走偏的是贷款额度越来越大，变成以农业小企业贷款。因为赚钱容易。讲座在同学们积极的提问与茅于轼先生耐心的讲解中接近尾声。
    整场讲座中，年事已高的茅于轼先生坚持站着为同学们讲解，让同学们看到了老一辈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尚的人格品质。不仅通过夏令营学到了丰富的金融学理论与实践知识，更领略了大师风采，对于做学问与做人有了更深的感悟。达到了本次夏令营活动的宗旨——“体察中国民生，迎接国际挑战，承泽先贤智慧，感受北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