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70年前——1945年8月15日正午，裕仁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向全国播出，表示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放下武器停止战争的国家立场，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70年后——2015年8月14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了第九期BiMBA校友读书会“电影观二战——理解太平洋战争的二十个节点”。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先后供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经济日报出版社从事图书编辑出版30年的钱大川校友，结合电影、图片、地图来还原当时历史场景，讲评20世纪日本整个国家是如何走上歧途，丧心病狂地挑战一切底线，发动毫无胜算的侵略战争，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裕仁天皇《终战诏书》于1945年8月15日中午12时向全国广播，但实际上是在8月14日，也就是70年前的今晚起草完毕，天皇本人在皇宫地下御文库亲自宣读，由日本放送协会（NHK）灌制成唱片，深夜秘密携带出宫，第二天中午向全国正式播出。这一天，又称‘日本史上最长的一天’。”读书会一开始，钱大川校友就道出了活动举办时间为什么选取14日的原因。

（1945年9月3日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帝国陆海军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前排左二为中华民国代表徐永昌陆军上将）

“实际上，从大正十年也就是1921年开始，日本的右翼国家主义势力便开始兴起，这伙穿和服踩木屐的强硬分子甚至把穿西服革履的人当成国贼。”接着，钱大川校友详细讲述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里程碑事件，也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叛乱行动——1936年“二二六”事件，并播放了日本影片《军阀》中陆军皇道派下级军官发动武装政变，枪杀重臣，直至失败被集体处决、陆军统制派高级将领反而乘机夺权的片段。

钱大川校友以“帝国不归路”概括这次兵变：始于沈阳皇姑屯的“陆军暴走”不到十年就使一小撮法西斯军人挟天皇制劫持了整个国家，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最后残存的民主政治体制彻底破灭，整个社会完全失去了纠错机制。从此，日本帝国彻底走上疯狂侵略扩张直至最后毁灭的道路。

关于战前的日本形势，钱大川校友特别强调这个转型中国家内政和外交两条主线的交织：外有列强打压，内有民变逼宫。

借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乘机捞取不少殖民利益，实力到达中太平洋和东南亚，直接威胁老牌列强英、法、荷与美国的远东战略地位，曾经的友好同盟关系自动终止，他们腾出手来开始合伙压制日本新的扩张；入侵西伯利亚武装镇压革命、夺占库页岛又与新生的苏联结下新仇；肆无忌惮侵害中国也把自己变成这个东亚最大国家的死敌。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出口导向型的日本经济，大批企业破产，农村凋敝，天量失业工人和退伍军人无法再回到农村，滞留在城市作为新一代“浪人”。“有今天没明天”的幻灭感使绝大多数国民丧失了生活勇气，失去了理性思考，他们急功近利，对一切极端学说敞开了思想大门，随时准备跟随声称能够迅速走出困境的“强人”去铤而走险，冒死一搏。还有严重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以及被投机政客和无良媒体长年煽起的狂热仇外情绪，诸多因素把整个日本社会变成了高压下的一只硕大火药桶，八千万臣民成为一股巨大的破坏性力量。社会合力决定历史方向，到这时，只差一颗引爆的火星了。

关于日本内政外交军事“脱缰”，钱大川校友还转述了“满蒙生命线”理论发明人、“九一八”事变主谋石原莞尔在日本战败后的反思：如果当初就放弃《辛丑条约》规定的在华驻兵权，日本或许不会走到彻底战败这一步。正是京奉铁路守备队不断坐大，借机成为具备战略能力的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为扩张势力范围，他们擅自挑起一次又一次的武装冲突，不断加剧中国和日本国内的政治危机，最终把整个国家拖下水。驻华日军的不断得手，也极大刺激了日本内部主战派侵略整个中国乃至称霸东亚的野心。

针对正从封建农业社会快速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当中的日本帝国，钱大川校友特别介绍日本二三十年代疯狂向海外输出人口“国策”，为大家推荐一部反映日本昭和年间在中国东北殖民扩张的影片《人间的条件》（小林正树导演，1959-1961年上映），并播放了反映明治末年大正初年将大批日本妇女拐卖到南洋为妓以换取外汇的《望乡》（熊井启导演，1974年上映）片段。

“赔掉百年国运”是对日军不断挑衅试探和内部制约机制失灵酿成“七七”事变进而导致中日两国进入全面战争的评价。根据北平民国时期大比例尺军用地图结合当今卫星图像和历史照片，逐一解读宛平城卢沟桥一带兵要地志，以及日军从小试到大打，日本内阁诿过卸责导致战斗不断升级过程。中日全面战争使日本深陷泥潭无力自拔，军方无能解决现有危机，便不断制造出新的危机以转移视听，导致一系列不必要的武装冲突和外交危机。譬如1939年“大本营参谋”辻政信中佐假传圣旨鼓动关东军轻率发动诺门罕战役，遭朱可夫指挥苏蒙联军痛打，导致军方处心积虑数十年的“北进”梦断，被迫放弃陆军“北进政策”而选择更不靠谱的海军“南进政策”，为夺取南洋资源孤注一掷，又对美英荷三国开战，这是日本国策最大败笔。战略指导错误又导致后来日军战略战术的一系列昏招。

钱大川校友还强调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更多负面作用，德日未蒙其利反受其害，除了政治宣传，没有任何军事意义。英国皇家海军确保印度洋和地中海制海权，中国大陆殊死抗战，使德日两军根本不可能联手，也无法进行战略配合。从广西日军擅自武装越境进入法属印度支那起，日本就闯进了地狱之门。美国提出的制裁条件日本根本不可能接受，于是狗急跳墙，不顾国力限制四处发动突然袭击，公然挑战全世界，但不可一世的帝国海军从珍珠港打到爪哇不过是昙花一现。

钱大川在演讲

最后还以记录影片和大量美军档案照片展示分析了美军B-29“超级堡垒”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以及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大家尤其对已被常规高爆炸弹刮成“平板”的大阪市区和被原子弹扫成“光岛”的广岛市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直观感受到现代战争的巨大破坏力量。

记得战后曾有人请教爱因斯坦对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看法，他说：“我不知道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用到哪些武器，但第四次世界大战肯定是用棍棒和石头来打。”（I know not with what weapons World War III will be fought, but World War IV will be fought with sticks and stones.）这位力倡盟国率先研发核武器的著名物理学家无疑知道：全面核战争必将毁灭一切人类文明成果。

钱大川校友最后呼吁：“从二战结束起，我们已经享受了70年的世界和平。今后应该更进一步，从维护世界和平到实现亚洲和解，我们这代人该有自己的贡献。”

主持人、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李英健老师最后总结道：“日本军国主义产生，背后是民粹主义的盛行。这就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及其行为.如知识界的章太炎人称章疯子，陈天华的投海自尽。军国主义及易产生在军校，当年的中国也有这个条件。黄埔三杰的蒋先云、陈赓与贺衷寒也是两派极端，甚至在蒋公在场时在食堂也能打起来。只不过当时中国军阀割据，国共合作忙于东征北伐没有产生而已。现在中日关系同样非常微妙，许多人也愿意釆取极端行为如砸日产汽车，破坏在华日资企业.容易产生民粹主义，我们要提高警惕，并要认识到真正的强大是内心的强大。”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联席院长杨壮老师亦做了精彩点评，他认为：“一个国家要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以实际行动，真正在世界上赢得更多的朋友，最重要的是和解；人与人、家庭之间、企业之间、国家之间都需要和解，就是人类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