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润四月天”里迎来了五十多位来自台湾交通大学的EMBA“老朋友”。之所以唤为“老朋友”，是因为台湾交大的“中国商务”项目已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结下了九年的不解之缘。

除了参观乐视集团、德益阳光生物科技两大公司，他们还在朗润园聆听林毅夫、姚洋、张黎等经济学、管理学教授的精彩演讲。

本文遴选了北大国发院健康经济学专家刘国恩教授在两岸EMBA交流会上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刘国恩认为，政府办医也应随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转型，更应当充当补位角色，不与民争利，从而为社会力量办医创造更好的生存发展空间，携手推进国家卫生事业的发展。

一、中国医改：新常态的启示

中国大陆社会经济正在经历一个“新常态”，这作为一个大的社会背景，对我国医改的启示是什么？就在上一周，刘国恩教授给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罗德学者（罗德奖学金，一个世界级的奖学金，有“全球本科生诺贝尔奖”之称的美誉，其获奖者被称为“罗德学者”）代表团做了一个关于“新常态”下医改的主题报告，讨论时刘教授问有多少罗德学者对中国的“新常态”有了解。回答当中有一个基本答对了：“‘新常态’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会从过去的8%到10%退回到6%到7%的水平，在这样一个经济增长速度减速的背景下，相关制度的安排，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要相应地跟上。”

“新常态”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增长速度问题。中国经济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一直保持着8%到10%的高速增长，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罕见的。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经济产品的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可以借助与发达国家的巨大落差“势能”进行模仿复制而成，随着这种势能在“新常态”下的逐步递减，中国自主研发创新的压力必将随之增加。基于此，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八字方针：“全民创业，万众创新”。八字方针的两部分都是基于最核心的“人”。因此，要践行这八字方针，重点必须落在“人”的投入上，即经济学上所讲的人力资本投资，其包含了两个基石：一个是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一个人是健康人力资本投资。
“新常态”的另外一个核心内容是经济增长方式或结构问题。经济学家基于欧美人群消费结构长达百年的观察研究发现，人们在吃穿上的开支比例随着收入增加不断递减，唯有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开支持续增加。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到2050年，美国经济配置到医疗健康产业的比重将高达30%。他们给出的经济学理论解释是，人类的健康需求可能不服从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该规律认为，人们消费任何东西的满足程度将随消费数量的增加而递减），这和国人讲的“人没了，钱还在”有啥意义是一个道理。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越来越多的财富被创造出来之后，人们比较在健康领域投入更多的资源。现在中国在医疗健康领域的配置大约在5.5%左右，而OECD国家平均值为10%。到2020年，如果中国的宏观经济总量能够达到90万亿人民币，参照OECD国家的平均值，将会有9万亿人民币配置到医疗健康产业，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行业市场。

“新常态”中还有一个核心内容是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收入分配包括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一次分配更多注重应该是机会公平，我们希望一个社会不要有太多的人为因素阻碍每个人公平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比如中国长期实施的户口制度就是一个典型。为了机会的公平性，创建和维护竞争性的市场条件比什么都重要。二次分配要推进的更多是结果公平，这主要通过政府主导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来实现，其中医疗健康保障是其核心内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新常态”的三个核心方面，都与医疗健康服务业息息相关。

二、社会办医：身份界定和为什么的问题

首先，社会办医的身份界定问题非常重要。从字面意思来看就是社会力量办医，但细究起来，有许多有待阐明的地方。投资主体非公是否算社会办医？抑或是经营主体非公？还是行政管理非公？是不是只有政府财政不投钱，甚至国有企业也不能投钱的才能算社会办医呢？社会办医的界定问题，关系到身份界定的问题，对医疗机构未来的发展将有重要影响。

接下来我们讨论为什么要社会办医的问题。要弄清楚该问题，最好的切入点是回答政府为什么要办医？根据中央深改第十一次会议精神，政府办医应该突出公益性，即公平、可及、惠及全民。据此，我们可以得出政府办医的三个重点方面。第一个重点在基本服务，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有限预算约束条件下尽可能惠及全民。第二个重点在外部性强的医疗服务，即一个人的问题影响到其他很多人的相关服务，这也包括医学教育和基础研究等，“公共便车”效应很高。因此一般来说，不能要求或指望社会办医成为提供外部性强的服务主体，政府办医自然成为其主角。最后一个重点是经济性，假如花1亿元才能治好一个癌症病人，若将其纳入政府办医的主要内容，将会挤占大量更具成本效益的普惠服务资源。因此，政府需要根据成本效益的经济性评估，据此确定服务的重点范围。简言之，政府办医的重点应该落在基本性、外部性、经济性的服务方面。

相应的，社会办医为啥？很自然，社会办医基本上都是市场行为，因为它没有强制性，所需投资必须要偿还，至少收支平衡，所以必须遵从市场的基本游戏规则：主观为自己，客观上必须为他人，否则淘汰。这决定了社会办医必须考虑服务的特色性或者说多元性，而非基本性；竞争性，而非外部性；有效性，而非经济性，正好和政府办医的优势重点形成满足市场需求的互补关系。

再一点是关于政府办医和社会办医的收费原则问题。根据中央深改组4月1日关于公立医院必须坚持公益性的基本定位，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其收费标准就得决定于边际成本，盈亏平衡。社会办医是市场行为，其收费标准自然可以等于或大于边际成本。如果我们希望社会办医的同样服务也能够趋于边际成本水平，政府的最好作为就是如何促进市场开放，让市场竞争的力量助推市场价格趋于边际成本。

社会办医的作用和意义何在？首先，这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政治文明，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赋予公民更多的自由发展、自主创业的选择机会，如果中国大陆居民在包括医疗卫生在内的各行各业可以更方便、自由的创业发展，将是社会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其次，这也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的有效性。如前所述，医疗健康服务业正在成为主导人类21世纪的朝阳产业，社会办医将是非常关键的抓手，非常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向现代服务业的有效转型升级。再次，社会办医发展好了，特别是在特色性、竞争性、有效性的服务方面，政府办医才有可能从集中力量重点保障其比较优势的领域，即基本性、外部性、经济性强的医疗卫生服务。

另外，社会办医也非常有助于医疗资源的上下流动。中国医疗体系的优质资源长期以来基本是由上至下进行配置，人财物资源的配置都是如此，致使医疗资源呈上大下小的倒三角分布。然而，居民的医疗服务需求基本呈上小下大的正三角发布，这是导致当前中国“大医院拥堵不堪、基层医疗门可罗雀”的最根本的制度性主因。2013年国家卫计委的官方公报统计显示，全国住院人次1.9亿（15%）；门诊为73亿人次，很明显：居民大多数的医疗问题需要的是门诊服务，非住院治疗，社区诊所的服务体系是最有效、方便的制度安排。如果要实现“门诊在社区、住院上医院”的医改目标，中国医务人员必须具有高效的流动机制和灵活平台，从体制上看，社会办医应该是促进人才流动、资源下沉最好的机制。

最后我们讨论一个大家非常关切的敏感问题：如果社会办医的规模越来越大，是否因为其市场力量的原因，导致医疗服务质量降低、费用高涨呢？横向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以OECD国家为例，无论是医疗服务质量还是相对收入的收费水平，都远优于中国当前的状况，而OECD国家的公立、民办医院的分布比例基本在50%左右。如果将基本都是个人办诊所包括进去，民办医疗机构远超过公办医疗机构数。再对比中国台湾的最高级医疗机构-医学中心与北京三甲医院，二者的医学水平、患者人群都基本一致，最大的差别包括：前者是社会办医为主、医生正规收入高，后者是完全政府办医、医生正规收入低；但次均住院总费用在台北医学中心近年基本维持在1.7万左右，而北京市三甲医院的平均住院费用在2万上下。据此我们有理由预判，社会办医不仅不一定导致医疗费用飞涨，甚至有可能降低。

三、深化医改：为社会办医创造条件

我们该做什么来推进社会办医呢？首先需要破除准入障碍，其中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运行了很多年的“区域卫生规划”，它既可以是引导卫生事业发展的良好目标，也可以成为阻碍社会办医的一扇“铁门”。无论如何，医改应该尽量发挥前者的作用，避免后者情况的发生。如果说区域卫生规划的根本目的是确立各地卫生发展的最优目标，那么实现其优化目标的手段必须具有优胜劣汰的功能，而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手段中没有比市场准入的开放竞争更具有如此功能了。

其次，从比较优势来看，政府办医的重点在于基本性、外部性、经济性上，因此政府办医在定位上应当“挑瘦捡肥”，而不是“挑肥拣瘦“，与民争利，从而共同形成满足全社会多元服务需求的供应体系。最后，关于医疗机构的生存发展问题，资本设备购置方面，我们应该更多让服务主体进行决策，而不政府替代决策；土地成本方面，只要不改变土地用途，公办、民办应该一视同仁；医务人员方面，事业单位编制的内外落差可能是当前阻碍医生流动、自由职业最大的制度性障碍了。北京市2014年底出台的深化医改方案，明确提出了迈向终结事业编制、实现全员聘用制的下一个医改目标；医保定点方面，许多新办民营医疗机构因为规模、业绩的僵化要求，无法进入医保定点范围，阻碍了患者就医、医院得发展，有关部门应该有所为；服务收费方面，政府应该加强促进市场开放的各种措施，减少垄断，通过市场竞争促进民办医疗的费用长期趋于边际成本。

讲座结束后，北大国发院EMBA的同学与台湾交通大学EMBA的同学进行了简短的交流，双方各抒己见，围绕刘国恩教授的演讲内容，结合自身行业内的经验，摩擦出了许多知识的火花。

两岸对话之新竹篇

“我们希望继续延续来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做访问，加深两岸之间的交流。事实上，台湾交大和北大BiMBA在学术产业专长方面有很多互补，我们在新竹工业园旁边，学员以高科技企业从业者为主，当然也有一些传统产业从业者，所以跟北大学员的交流会有很多互补性。

到北大后我们发现，北大的老师和学员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见解和产业的见解是非常强的，我们的学员对中国市场都非常有兴趣。当然台湾也有一些特色，尤其是在精致化和服务创新方面，怎样利用科技为企业加值？这方面是台湾企业的特长，我们希望可以很好地跟大陆企业做交流，比如成立合作联盟都是很好的交流机会。”
——台湾交通大学EMBA执行长钟惠民教授（发表于2014年交流会上）
“孙子兵法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对经营现代企业的重要性，其实两岸可以一起合作。我个人很惊讶，中国在这几年成长非常快，很勇敢地往前创新。在北大，我们看到很多活力，希望未来会有更多交流学习的机会。”

——台湾交大EMBA学员华冠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处长吴东和（发表于2014年交流会上）

两岸对话之BiMBA篇

“两院的EMBA学员进行互动交流是件非常有益的事。两院的EMBA学员都是当地的企业家，各个领域的成功人士，他们来自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和丰富的阅历。大家要像石子一样，在一个旋涡里相互碰撞，这样才能碰撞出火花和热量来。

与其说商学院是一个知识的传播者，倒不如说是一个知识平台的交流与搭建者。我们希望通过北大国发院这个平台，让台湾交通大学EMBA学员们看到整个中国大陆的发展情况。从我们身上，迅速地了解中国大陆在政治、经济、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等方方面面的成就，通过沟通能够在细微的层次上得到更好的交流。
北大国发院近年来不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商学院学员的参访，我想这里固然有北大的声誉带来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飞速发展和在一些产业领域涌现出叱咤全球的企业，比如互联网领域的阿里巴巴和腾讯。此外，在其他很多领域，中国的企业家也做出了卓越的实践。只要沉下心来，你们一定会从中国企业家身上看到很多的经验。对于企业管理，我想说最好的试验田其实在中国。”
——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 张黎（发表于2014年交流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