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可以说是“困难一起来”。（1）为给过旺的外需“让路”，2004年以来对国内生产与投资，实施了一系列行政、法律、经济调控措施。这些措施在当时确实有其必要性，因为在外需很猛的情况下如果内需也起来就会造成很大麻烦，但限制了国内产业和投资活动。（2）此次美欧金融危机与国际市场需求收缩，对高度依赖外需的中国经济带来反向作用。（3）相当一批企业和家庭，在2005年后资产价格大起中入市，又在资产价格大落中折翅，面临巨大财务压力和心理落差。（4）价格管制和产业管制仍然存在，影响了经济调整的灵活性。目前的困难是上述因素的叠加造成的。

一、祸起货币。

观察美国的经济基本面，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1）美联储大量放款，大幅调低利率，基准利率从1999年的8%降为2008年的1-2%。（2）1990年后，美国10年期国债利息率平均从6%降到4%以下。（3）2005年美国贸易赤字上升到占GDP6%。（4）美国家庭储蓄率接近于零。（5）美国的债务等于GDP的350%，其中外国债权占60%以上，美国国债等于GDP的60%。（6）财政赤字超5000亿美元，现在还在急速扩大。（7）次贷与房地产泡沫（在1998-2006期间全美国房价年增8%以上）。（8）2007年金融衍生产品等于GDP的35倍。

目前值得深思的是美国这样一种高消费、零储蓄、高负债的模式是如何维持的？学界、商界都有许多讨论，比如说祸起华尔街、祸起贪婪、祸起监管缺失，但是追根溯源祸起货币，和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独一无二的地位有关。美国没有谨慎对待美元的这种地位，而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滥用。Fisher 在1911年评论说“所有不可兑换的纸币几乎总是成为使用它的那个国家的一个祸根”，颇具远见地预言了今天的美国。

美国模式令世界上众多国家羡慕，因为可以将货币发到其他国家，从而在国内保持长期低通胀，感受不到超发货币的后果，而其他国家则没有这个条件。在美元脱离金本位后，为什么还是被许多国家所持有？因为相比而言，美元还是较好的货币，其他货币更易被滥发。从这个角度看，固定汇率有其软肋。原本美元是好货币，其他国家只要盯住美元，滥发货币的几率就下降了；而在本世纪初前后，特别是苏联解体、美国全球独大之后，美国也开始滥发美元、大幅调低利率。在此过程中，人民币兑美元利率维持十年不变，人民币升值升得慢了、升得晚了，美元滥发的影响就会传导到中国。

一方面，中国通过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美元资产，而美元价格波动会造成资产损失。另一方面，所有贸易顺差进入中国后都变成人民银行的基础货币向外增发。结果是资产价格的急速上涨：上证指数在一年半内从1000点猛增到6100多点，然后推动了房价的攀升，再刺激了CPI的高涨，最后迫使政府进行控制。这个链条当然还有不少辅助环节，比如大量的出口，低廉的电价、油价，环境污染留在国内等。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这种增长模式是否还能持续，以及我们是否需要这种模式。根据目前的经验判断，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关键是因为美国的高负债、零储蓄的模式不可持续。

二、通胀和资产价格都是货币现象

通胀是一个货币现象。首先是本币低估造成中国出口过热。正是因为部分人基于名义汇率给出的信息，向着外需的方向投入过量资源，才造成了现在的问题。当名义汇率不反映真实的相对价格时，真实的相对价格会发生变化。大量贸易顺差造成基础货币的大幅增发，价格便会上涨，PPI会上升，从而企业成本增加，最后会把汇率校正过来。其次，1997、98年之后国内发行了两万亿国债，内需被启动。在内需、外需双旺的情况下，政府实施了一轮又一轮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不是发生在某个产业领域，而是发生在许多产业领域。这背后有个强大的力量，就是货币的力量；而且还不是金属货币的力量，而是纸币的力量。现在有很多市场失灵的说法，实际上没有一个市场可以摆脱政府，因为货币只能由政府印发。货币一旦出错，整个市场就会出错。

资产价格也是一个货币现象。在股指缩水后，不但出现了财务危机，对人力资本也造成巨大损害。股票的过山车坐过以后需要疗养很长时间，因为赚过快钱之后就会觉得上班好没有意思，整天考虑的就是股票什么时候能涨回来，而不是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最后就变得没有竞争力。

三、体制政策要靠前

在当前的情势下，过度松货币不可取。一方面，仅靠央行松货币，至多对防止可能出现的通缩有所作为，但不足以应对外需内需双走弱的局面。松货币不能振兴美欧市场需求，而且国内生产与投资的逐渐走弱也不是“货币”这一个因素决定的。另一方面，美联储是学不得的，因为只有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

体制性问题是国内生产与投资逐渐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前几年经济发展较快，本来有灵活的“刹车”工具但不用，而是在路上“挖沟”。这些沟就是体制性问题。一方面我们意识到投资项目审批和土地供应方面的行政控制过于繁杂，增加了大量寻租机会，增加了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并进行了若干改变；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新添了许多限制性政策。这些限制性政策不取消，即使放松货币也很难起到作用。

所以体制政策要靠前。（1）取消临时价格干预政策，推进价格改革，让相对价格在调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经常看到扩大内需的字眼，那如何扩大？就应该让相对价格反映正确的信号，从而使企业作出正确的应对。（2）政府减税，而减税前要减支。如果光减税不减支，那财政赤字就会扩大，对财政稳定和货币稳定都不利。最近几年由于经济好，政府财政收入增速高，政府自身行政性开支的增长很离谱。现在过紧日子就要大家一起紧，政府首先要把这部分开支显著的减下来，而生产性、投资性的支出则另外研究，要根据市场形势行事。（3）继续行政垄断部门的市场化改革，降低基础服务的收费，改善国民收入分配。国企利润高，就是因为利润留存。现在政府要求国企分红，他们就会不积极创造利润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推动实质性的改革，扩大准入，增加竞争。为什么国内会出现高储蓄率，低投资率？一方面是因为外需较旺抑制内需，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许多高回报领域的准入有限制。（4）清理近年所有加到产业、企业和实业的行政、法律管制措施，包括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投资、安全、环保、劳动等，认真评估、区分轻重、分批调整。目前投资项目从发现机会到立项、批准的过程惊人的长，有时等到正式批文下来，市场已经不景气了。这些管制措施会影响产业界、企业界对经济机会的发现，影响他们的投资意愿，最终影响经济增长。对这些管制措施的放松必须痛下决心，因为管制措施一旦实施，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就形成了，如果没有强大的力量，不可能把它根除。（5）放松“土根”。这两年控制银根的同时也控制土根。在经济增长过热的情况下，这种措施是可行的；而现在应该反向操作，扩大一部分土地供给。扩大供地会造成地价走低，这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不应该予以考虑。只要有人买，就卖给他。房地产在内需方面起很大作用，这没有错。但要想在目前的价位上继续兴旺就很困难。需要做出重大的调整，其中之一就是增加供地。（6）改革征地制度，启动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这样既增加农民收入，又扩大了土地供应量。（7）以“城乡建设”带动向内产业的增长。

总之，中国目前遇到的困难是有由来的，一定要针对其源头采取措施。中国该干、未干的事情还很多。关键是要把体制政策放在突出的位置上。经济增长不是靠玩花样玩上去的，是靠改变体制约束、改变激励来实现的。要回到这个基本经验点上，利用眼前出现的经济困难，加大体制改革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