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主流媒体一边倒地预测希拉里获胜的时候，特朗普“神奇般”地赢得了美国总统选举。美国哗然，世界哗然。美国社会被彻底撕裂了。对于美国的自由派来说，特朗普的当选是美国灾难的开端；而对于保守派、反全球化者以及一向沉默的中下层白人来说，特朗普是反建制的英雄，是美国再次走向“伟大”的领路人。

特朗普能够给美国带来什么改变，我们还不得而知；毕竟，绝大多数美国总统候选人在当选之后便把自己的竞选承诺丢在脑后，甚至采取相反的政策。长期而言，这些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特朗普的当选比他能够做什么更为重要。历史将告诉我们，特朗普的当选开启了西式民主从有序走向无序的大门。

美国立国距今整整二百四十年。美国的国父们把美利坚合众国定义为一个“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以古罗马共和国作为模板来设计美国政体的。这个政体既有强烈的民主成分，但也坚定不移地保留了很多的古典治理成分。

美国的国父们、特别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两位主要作者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特别强调总统候选人的德性对于总统这个职位的重要性。汉密尔顿坚定地认为：“总统职位将永远不能授予任何一位不充分具备必要德性的人士。一些低级计谋和民粹主义的雕虫小技可能足以把一个人抬举到州的最高职位上，但是，要使他拥有整个联邦的荣誉和信心，或至少拥有其中足以让他成为合众国总统这个崇高职位的合格候选人的那部分信心，则需要其它能力和不一样的德性。”美国的国父们不相信每个选民都清楚地知晓候选人是否充分具备必要的德性，因此，他们设计了选举院制度。在这个制度下，选民不是直接选举总统，而是选择选举院里的“选举人”，后者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投票给自己心仪的候选人。选举人应该是地方上德高望重、知晓地方和联邦事务的人士，他们有能力对候选人的德性做出恰当的判断。在设计参议院的时候，美国国父们不仅直接沿用了罗马共和国对这个机构的称谓，而且规定参议员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而是由州议会选举产生的。只有众议院议员是选区内选民直接选举的。另一方面，美国国父们也没有忘记对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特别地，他们创造性地设立了最高法院，给予这个非民选机构阐释《宪法》、因而是凌驾于所有民选机构和官员之上的最高权力。

简言之，美国国父们设想的美国政体是一个现代版本的混合政体，总统是一个具有君主权威、但受到多层制约的统治者，参议院具有罗马贵族院的强烈痕迹，众议院是民意表达的场所，而最高法院行使阐释《宪法》的无尚权威。这是美国建制的基础，是“主权在民，治理在精英”的完美结合。

然而，在过去二百多年里，这个基础被民主化浪潮不断削弱。选举院制度在十九世纪就受到冲击，各州纷纷立法，规定选举人必须按照本州的多数票进行投票；时至今日，选举院制度在绝大多数州已经形同虚设，留下的却是候选人在各州“赢者通吃”的不尽合理的状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参议员改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参议院的贵族院特征基本消失。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最高法院多次带有明显党派色彩的判决（如最近对竞选捐赠和同性婚姻的判决）让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受到怀疑。和其它西方国家一样，美国民主也走上了斜坡，向着原子化民主的坡底滑去。

这个进程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进一步加速了。危机是华尔街金融精英们的贪婪和不负责任引起的，但是，其代价却几乎全由民众承担，民众的愤怒因而完全可以理解。在欧洲，民粹主义情绪高涨；在美国，党派之争不仅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而且变得异常的碎片化。福山因此把美国的政治称为“否决者政治”， 他痛心的是美国失去了行动的方向和能力。

早在2500年前，亚里斯多德就指出，民主有退化成群氓政治的危险。欧洲的民粹主义和美国的否决者政治是西式民主滑向群氓政治的现代版本。特朗普的当选，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美国先贤们所设想的“主权在民，治理在精英”的精巧治理模式已经被美国大众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这个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花花公子，他的所谓商业才能不过是他自己制造的神话；玩世不恭是他的人生哲学，政治不过是金钱和女人之外他可以把玩的另外一项嗜好。如果汉密尔顿重生，他一定会发现，这个人就是他所贬损的那种只掌握“一些低级计谋和民粹主义的雕虫小技”的投机者，根本不具备任何成为合众国总统所必须具备的“其它能力和不一样的德性”。

特朗普的当选明白地表明了西式民主的危机：它的政治结构已经无法阻止一位低级和粗俗如特朗普一样的人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领导者。如果当初德国选出希特勒还可以用德国在一战之后获得的屈辱待遇来解释的话，此次美国产生如此低级和粗俗的总统就只能看作是美国政治衰败的结果。二战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政府高举民主的大旗在全世界攻城略地，全然忘记了民主在本国还可能出现衰落。事实上，西式民主的衰落和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简单粗暴地推行民主有很大的关系。民主本来是一部精巧的机器，但到了发展中国家却无一例外地被化简为“一人一票”，传回西方国家，不可能不鼓励民众的民粹主义诉求并激发否决者政治的泛滥。

西方精英们，到了反思的时候了！

文章刊于《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