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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玉振

宫玉振:曾国藩与中国人的历史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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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宫玉振北大国发院BiMBA教授,历史学学士、硕士,军事学博士曾任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长期致力于从大历史的角度研究战略文化与军事战略、大国国家发展战略、不确定环境下的竞争战略与领导力等。著有《中国战略文化解析》、《书剑飘逸:中国的兵家与兵学》、《取胜之道:孙子兵法与竞争原理》等专著。最新出版《大道至拙——曾国藩与中国式领导力》。

    《看历史》:为什么说历史是中国人的信仰?

    宫玉振: 有人把西方文化称为先知文化,中国文化称为史官文化。先知文化强调的是宗教的地位,史官文化体现的是历史的关怀。六经皆史,历史对中国的整个文化的孕育起到关键的作用。与西方相比,古代中国人很现实又很理性,中国人关注的不是人和天的关系,而是现实的世界。孔子不是讲“敬鬼神而远之”吗?庄子不是讲“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吗?西方人重视在宗教意义上超越自我,而中国人则更重视在历史的延续中超越自我。中国人讲慎终归远,这个跟中国人的家族意识强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人在历史中找到了生命的延续及意义。在中国,家有家谱,国有国史。家谱是一姓之史,国史是一国之史,传记是一人之史。历史提供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承载了中国人的人文关怀,体现了中国人的责任和使命。所谓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是这样一种情怀。中国人可能不相信末日的审判,但中国人在意历史的审判,所谓的春秋褒贬、青史留名。即使是如汉武帝、唐太宗这样的帝王,也都非常在意自己在史家笔下的形象。“历史是中国人的信仰”就是这个道理。

    《看历史》:被多次重新解读的历史人物会被脸谱化(社会印象),比如曾国藩就有很多脸谱,您是怎么看的?

    宫玉振:章太炎曾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政局陷入不断的动荡,这就使得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在不断地反复。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挽救了大清王朝的命运,所以同光年间的朝廷官员和地主知识分子都把他推崇为“中兴名臣之首”。到了清末,革命党人要起来推翻满清,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时大家发现太平天国起义是一场以汉人为主体的起义,曾国藩是帮助满清政府镇压了汉人的起义,所以曾国藩就被打成了“汉奸”。再往后,共产党要领导农民闹革命,所谓的“土地革命”,所以我们的历史观就很清晰了:历史上凡是农民起义都是好的,凡是镇压农民起义都是坏的。曾国藩是把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给镇压了,这个罪行显然就是最大的了,因此他就被打成了地主阶级最残酷、最凶恶的代表人物、刽子手,被彻底否定。这也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教科书中曾国藩的形象。以上这些,其实都是从各自的政治立场的角度来描绘的,必然带有局限性、片面性。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开始解放,包括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开始就慢慢的越来越全面、客观。这时候人们发现,曾国藩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是非常复杂的,不是简单地贴一个“某某阶级”的标签就可以把他否定的。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他身上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东西,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尊偶像。从军事的角度来说,他开始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先河。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始作俑者,从实践上揭开了近代经济变革的大幕,他提出的“师夷之智以制夷”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与进步性。从家庭教育的角度、从为人处事的角度、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曾国藩更是可以给浮躁的当代中国人以深刻的启迪。

    我们现在离曾国藩的时代已经比较远了,我们可以心平气和的看待曾国藩了。毛泽东年轻的时候曾说:“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还说,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办事之人,一种是传教之人,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一个是曾国藩,一个是北宋时期的范仲淹。这个评价是很高的。在这里,毛泽东显然是把曾国藩当成一位成功的领导者来看的。我想这是今天解读曾国藩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从这个视角解读曾国藩,应该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收获。当然,现在社会中有一种现象很值得注意,这就是把曾国藩当成了官场权谋的代名词,在我看来,这是对曾国藩的另一种脸谱化,是对曾国藩形象新的扭曲,是不严肃的。

    《看历史》:现在社会上非常流行《曾国藩家书》,很多人正是通过这本书认识了曾国藩,也有很多人从这个方面对曾国藩进行解读。请问您是如何解读《曾国藩家书》的?

    宫玉振 :对曾国藩,人们是带着不同的需求去解读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因此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曾国藩的形象,这就是读历史的特点,各取所需。

    人们之所以对《曾国藩家书》非常感兴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子女教育方面来讲,曾国藩确实是很成功的。曾家后代基本上都奉曾国藩的一个家训,就是“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以读书做为自己的追求。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因为承袭了他的爵位,所以是做官的,而且非常有作为。他的次子曾纪鸿是一个数学家,没有从政。到了第三代,基本上就不做官了。曾家从曾国藩到现在已经传到了第六代,曾氏的后代现在很多在海外,基本上都在教育、医疗、科技这些领域。在曾氏的后代里,院士、工程师、教授这样级别的人物有240多个,而且直到现在依然奉他的家训而不悖。这样的家庭教育,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一个家庭的兴衰到底靠什么?他讲的很清楚。不是靠你做多大的官,不是靠你发多少财,而在于家风的建设、家族伦理的建设。曾国藩曾经说:“大约兴家之道,不外乎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谨等事,败家则恰恰与此相反。”家庭中内外勤快节俭、兄弟之间和睦相处,子弟谦虚谨慎,这样的家族一定会兴旺的。反过来一定会败家。所以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朴实。曾国藩也总结出很多很容易记住的东西,比如他的齐家“八本”等。这些东西确实很值得我们今天去思考。

    中国人骨子里是有一种传宗接代、家运绵延的使命感的。一个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但中国人生命的意义在家庭的血脉延续中得到了超越。这是中国人的心理特点。曾国藩的家训是家族最大的精神财富。我们很多人关注的家族传承,往往是物质层面的财富传承,但真正可大可久的是精神层面的财富传承。物质总会消亡的,但精神的东西是可以传之无限的、影响无限的。

    《看历史》:看曾国藩的家书,感觉他是个严父,也是个很好的兄长,他还有点像唐僧,唠唠叨叨什么都说,他说得都很有道理,他做得又很好。但是我们都知道那句话,叫“知易行难”。那么曾国藩是怎样达到这种境界的呢?

    宫玉振:其实从做人做事的角度来讲,曾国藩并没有提出全新的理念,他的家训无非就是儒家的一些经典的理念,要谦虚啊,要谨慎啊,要勤俭啊,不能奢侈啊,不能狂妄啊,等等。但他会不断地跟你讲,更主要的是他知一句便行一句。他自己就是这样讲的,他也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也是因为这样做而成功的,本身就是一个榜样,他的话自然就有份量,自然会容易为大家所接受。

    曾国藩给家里写信,确实是做到了苦口婆心,在他的理论中这叫“口到”。曾国藩有个“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其中“口到”就是要反复叮嘱,不断地叮嘱,他就是这样一种与人为善的心态。所以家里人很容易接受他的教育。

    另外曾国藩家训中的道理,其实下手的地方并不难。像要勤快,就从早起做起就行了。要节俭,就从家中的用度不能太多做起就行了。制定一些可以落地的规矩,家里面的人共同来做,也就可以落实了。

    而且,曾国藩把这种对家族的责任感传播到了每个人身上。他说:“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一个家族的兴旺持久,不靠一时的官位,而靠长远的家规。不靠一两个人的暴发,而靠大家的维持。他要求大家一起来维持这个家族,最终每个人都意识到我的行为对家族的影响有多大,我们要共同来做这件事情,家里人对家族有自豪感,有责任感,就会愿意自觉地按照曾国藩要求的去做。这也就是为什么曾国藩去世这么多年了,曾家依然遵奉他的家训的原因。一种家训,只有变成家人共同的自觉行为,才会真正起作用。

    《看历史》:我们在想到曾国藩时,往往会想到他官高爵显,是一代名臣,在战场上指挥若定,在官场上游刃有余,有的人将它解释为一种“领导力”,您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宫玉振:前面说过,有人把曾国藩当成官场权谋的代名词,其实是极大的误解。没有一个领导者可以仅仅依靠权谋就能成功。依靠权谋,可以得意于一时,但不能成功于长远。

    曾国藩的领导力的核心,不是权谋,而是理念,是他践行理念的 “拙诚”的功夫。“拙”就是一步一步去做,“诚”就是实心实意地去做。知一句便行一句。曾国藩有一个信念,就是“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是理解他的领导力的最核心的一句话。“伪”和“巧”只是小聪明,“诚”和“拙”才是大智慧。就是这个道理。

    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做为一个官员,他也必须跟现实妥协,必须内方外圆。但其大体,却是以卫道为激励之本,以纯朴为用人之本,以推诚为驭将之本,以耐烦为治心之本,以包容为处世之本,以大局为决策之本,以勤实为治事之本,以力行为修身之本。而他的领导力的核心,则是“忠义血性”的理念,是“舍身卫道”的使命感。

    人做事其实有三层境界,第一层境界是职业,做事是职业的要求,是当兵吃粮,这样的人做事是不会真正投入的;第二层境界是事业,有了事业心人就会愿意奉献,就会愿意付出,愿意承受痛苦;第三层境界是理念,是信仰。信仰是无可妥协的,信仰是不讲代价的,信仰能让人付出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二百的精力,会让人为了信仰而燃烧自己。

    曾国藩是做到了第二层和第三层境界的。他的信念、他的抱负、他的修养、他的品格、他的毅力、他的胸怀和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就是他能够成就大业的关键因素。这些内容,远远不是一个权谋所能涵盖的。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领导力的深沉厚重。


    (文章转自 2013年第5期《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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