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了朗润格政“当前经济形势与对策：朗润园的观点”的讲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宋国青、黄益平以及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做了演讲。以下为黄益平教授演讲部分内容：

黄益平：宋老师对股市跟实体经济的影响，和徐高确实有一点不一样的看法。但我看他们也确实有很多看法比较一致，比如说对杠杆率的问题，担忧可能过多，所以现在导致我们的宏观政策相对来说比较保守。

我换一个角度，我们最近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在减速，尤其是从去年年初以来，我觉得我的体会似乎是政府开始接受新常态。新常态就是说增长速度可以放慢一点，从我们的增长目标也可以看出来。但是似乎对增长的下行还是有很多的担忧，所以在不断的采取微刺激、定向宽松这些措施，实际上是要稳增长。那么我现在观察主要看三点。

第一，我觉得现在的增长减速，每当政府的微刺激措施一松下来，增长速度就持续往下走。第一点，我觉得可能有结构性的因素在里面。这是长期的增长潜力的因素还是结构调整的因素，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我个人的看法其实跟我们现在经济增长走到这一步，跟发展阶段有关系，跟我们过去的增长政策有关系。

我们过去30几年增长速度一直非常高，主要是靠什么支持我们的经济增长？我们的经济学者说经济里面的有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消费一直比较疲软，最近也有改善。我们过去30几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出口和投资，出口我们过去每年平均25%的增长，投资的增长速度在25%到30%之间，大概是这个大数，这两个是支持我们高速增长的很重要的源泉，但是现在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出口的增长都是在个位数，过去如果说平均20%到30%，现在5%左右。我们的投资增长现在速度还比较快，刚才徐高讲了很多，投资里面无非是就是三块，基础设施、房地产、一般的制造业，但总体上看起来大家都在疲软。我们过去的习惯是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大概在25%到30%之间，现在我们看的数字都是在15%到20%之间，增长速度还比较快，但是这个下行比较明显。

所以这样看来，我们过去两个非常有力的增长的两驾马车，现在似乎都在速度下降。这个反映到我们实体经济当中，也就是说制造业当中。其实我们过去两大支柱产业，在制造业里头支持我们增长最重要的两个行业，一个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一个是重工业投资制造业。这两个行业现在都出现了问题。

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现很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劳动工资过去十年每年5%的上升，所以沿海地区过去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现在变成了最大的问题。过去很有活力的企业现在都没有竞争力了。

现在增长速度下来了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是国际市场的问题？国际市场复苏了以后，我们还能不能回到过去这样的增长？我个人认为是有问题的。

后面的这个马车就是投资，投资支持我们经济增长。但现在其实增长速度下来了以后看到了两个变化，不光是投资增长速度的变化，其实是经济增长速度本身在变化，投资率也在下降。实际上可能意味着我们投资的增长速度下行可能是结构性的，不是短期的变化，也取决于政府的措施。这个也使得过剩产能变得非常高，刚才徐高说产能利用率在72%左右，比如在钢铁、氧化铝，这些投资品的行业，产能过剩更高一些。

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为什么比较困难？就是过去有活力的两驾马车现在没活力了，新的活力在哪儿我们不知道。我觉得这是我们碰到的最大的问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变化是趋势型的，不可能再回来了。也可能以后我们可以有出口，但是必须要有新的出口，这个问题我把它看成发展的问题，很多经济学家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低成本的优势，建立了很多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的成本已经高到过去有竞争力的产业现在做不下去了，必须要往上走的。这个不是中国独特的，很多国家以前也有，韩国、香港、新加坡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产业能不能往上走。

第二个说投资行业的问题，可能是政策性的问题。我们过去一直是用许多保增长的政策，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投资品的行业，这个行业的结构调整，我们现在的很多过剩产能怎么样去消化它，这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我说的第一点，我们现在的经济减速有结构性的问题，有周期性的问题。但是这里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新的能够领导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在什么地方。我想这个更多的就是从供给方面来看。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新的产业，网购、快递、廉价手机、机械装备、建筑基建，有很多产业我们做得非常好，但是总体来看有很多行业才刚刚开始，其不足以支撑经济的增长。这是从产业结构来看，过去做得好的现在不行了，新的是什么不知道。

第二点，宏观政策。我觉得宏观政策其实还是要支持增长，但徐高和宋老师都说了这个问题，我的观点和他们的观点非常一致。我的看法就是过去一直说的经济增长，我们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我们要接受很多的新特征，其中包括增长减速。但是接受增长减速，和不再像过去那样的举国保增长，不意味着宏观政策不发生作用，宏观政策的作用就是反周期、保增长。但是我们看到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看起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在扩张，实际上扩张的程度不够，甚至还在紧缩。

最后一点，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增长速度下行，似乎是压力非常大。当然宋老师说了四月份的数据有所好转，到底好转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知道。现在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下行到底什么时候会触底回升？

当然我们从经济结构来看，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些比较有义的变化，消费占GDP的比重有所回升，有的人说是因为其他部分疲软的更快，服务业占比也在上升，似乎有一些积极的变化。

我觉得短期宏观政策很重要，但是真正要让经济增长触底，最后有所回升，实际上是需要我们培育新的引导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这是要市场来做，不是说政府能替代。但里面有很多政府可以做，比如我们看到很多产业都是过剩产能，如果它一直继续运作下去，也就是经济学里面有一个词，叫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很多，其实这些企业是没有生产效率的，但是它们在继续接受存款贷款，继续生产，实际上没有太大的贡献。这些企业长期运作的直接结果，会降低我们总体资源的效率。

我觉得我们经济现在面临的比较大的挑战，第一个是去产能的问题，第二个是去泡沫的问题，第三个是去杠杆的问题。这些问题最后要解决，我们的经济结构才能转型。但是改革和稳定之间有一个问题，我想用一个简单的数字跟大家说明我的看法，我觉得改革是很重要的。我们有的经济学家说，我们现在是从人口红利走向改革红利，改革红利的意思就是通过改革提高我们经济的效率，实际上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升是可能的。

去年年初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了一个报告，他们分析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影响。他们做出来两个数据，就是假定说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方案，如果真正的得到落实，他们认为在短期内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0.3个百分点。但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增长速度会上升超过两个百分点。这个数字本身我觉得是有很多可探讨之处，数字是不是准确。但是他讲了一个故事我非常认同，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提高我们的经济效率，推动技术进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未来有所回升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的资源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但问题是在短期内有一些改革，可能会对增长有往下的作用。举个例子，我们刚才说要把过剩产能关掉，从长期来说是好的，但是短期内会导致失业，这时候就需要跟宏观政策有协调。

来源：搜狐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