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八次讨论会

                                                                              文 / 白杨

    “今天我们的中国经济观察让我想起了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一直主张的‘兼容并包’有一层意思就是所有符合逻辑演算的合理性理论，在没有被现实证伪之前，就可以在学校里面推行。事实上CEO（中国经济观察）正是对蔡先生教学理念的再次推行与实践。”在北京大学“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八次报告会的开始，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主任林毅夫教授高度评价了中国经济观察在激励前沿理论与培养优秀学术人才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三年来中国经济观察见证了大量新颖观点的出现，包括很多截然相反的理论，当然有些理论最终被证明与实际不符，但同时正确的想法更是层出不穷。因此CEO从创立到现在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

    2007年2月4日，临近年根时候的北京大学结束了一整年的喧嚣开始变得安静。然而中午过后，BiMBA MBA朗润园内的人声逐渐熙攘起来。在本次报告会上，CCER和BiMBA MBA的教授们将公布2007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的朗润预测，并在同时再次探讨人民币币值与汇率、当前宏观政策、全球流动性、医疗改革等问题。

人民币汇率的理论再思考与实证分析

    自汇率浮动以来，人民币汇率不断小幅上升。然而在今年年初的几个月内上升速度明显加快。在这个时候，人民币的升值会持续到什么时候自然成为最受关注的问题。对此，林毅夫教授认为有必要重新考虑人民币币值是否真的被严重低估这一问题。他认为，人民币并未被严重低估，并从对三个问题的回答上向听众解释了这一结论。

       第一个问题，人民币币值是否“严重低估”。在目前，支持人民币被低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最近十年，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大于非贸易部门的增速，并且相对速度要快于发达国家，根据“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假说，真实汇率需要以名义汇率的大幅上升来实现；第二，巨额贸易顺差要求人民币做出一定的反应来缓解来自贸易国的压力，从而使得严重失衡的外贸条件逐渐回到正常水平。对第一种理由，林教授指出，90年代以来，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下降速度加快，而服务业完全相反，这使得“巴拉萨-萨缪尔逊假说”的假设条件不再成立。另外，如果该假说成立，近年来我国贸易品价格下降，而非贸易品价格上升的现状事实上意味着我国的真实汇率已经升值。对第二个理由，由于受汇率影响最大的是经常性帐户，因此如果顺差的绝对或相对量过大都意味着币值不正常。在2003年，中国的经常帐户盈余为255亿美元，但当时国际声音认为人民币将贬值。在现在，尽管盈余绝对值很高，但相对值即盈余占GDP比重要远低于那些币值“没有被低估”的国家。综合上述论证，人民币的低估没有严格理论上的依据。

       第二个问题，人民币低估的由来。事实上，人民币被低估的起始并非源自学界。2003年，日本政府首先指责人民币被低估，出口产品价格过低导致国际通货紧缩。而后美国提出人民币低于正常汇率使得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大量增加，抢走了美国的国内市场以及就业机会，使得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上升。事实上，03年中国的贸易总量仅占世界经济的1%左右，“导致国际通货紧缩”显然不可能；而我国的出口结构与美国是互补而非竞争，“抢夺就业机会”更是无稽之谈。林教授进一步指出，根据日本的经验，货币升值很难达到减少贸易顺差的目的。这是因为在短期内，汇率的上升会引起企业家低报成本，高报贸易品价格来套取汇率升值收益，而这会增加经常项目盈余；长期内，出口价格由于产能过剩下降，这会削弱汇率升值的效果，进而削弱“调整外汇盈余”的效果。并且如果汇率迫于压力短期内急速升值，会使得国际投机者有利可图，尝到甜头之后自然会进一步施压，这种情况下，产能过剩的问题长期无法得到舒缓，一系列相关问题的重新抬头很可能引起国内经济危机。

       第三个问题，外汇过亿引起的挑战。林教授从四个方面对外汇政策提出了改进建议。首先，要抑制外汇升值投机。由于外汇管制，国际投机者在人民币套利上的成本很高，基本上在5%以上，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如果能够低于这个限度，投机者就丧失了炒作的动机。第二， 改革双缺口假设下的外汇及外贸体制。原先的体制设计目的在于鼓励出口并最大限度的增加外资数量，而现在应该以最优化资源配置及提高技术含量为目的。第三，扩大内需，改善宏观管理能力。扩大内需、避免投资过热是解决外汇顺差的最有效方法。第四，完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这方面可以参考国外经验，例如如新加坡一样建立专门的外汇管理投资公司，或者利用外汇补充社保基金等等。

       国内公认的宏观经济数据专家，CCER教授宋国青在同样的问题上从实证的角度向大家介绍了外汇数据研究的一些结果。首先，就外汇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我国去年吸收外汇3100亿，除央行购入2500亿，600多亿被商业银行吸收。商业银行吸收外汇过多的一个直接问题就是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情况下如何负担这些外汇的成本。对央行来说，即使外汇的投资收益率难以抵销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仍然可以以国家的名义来承担亏损，然而商业银行，特别是上市的商行一旦外汇投资出现亏损如何处理是一个两难的问题。第二，从数据分析来看，我国的出口贸易指数在2002年扭转了跌势，在这两年不断上升。这意味着尽管出口的额度没有变化，但出口的实际数量是有变化的；对贸易条件（出口商品价格和单位进口商品价格之比）的计量经济学分析表明，综合生产效率，真实汇率等因素的考虑，近年来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贸易条件的恶化趋势；对此，宋教授指出在目前贸易大幅失衡的时候，需要认识到贸易条件对贸易环境的解释力是很低的。最后，对数据的研究可以得出几点结论。首先，人民币汇率上升3%可能还是较弱，如果上升5%基本可以扭转顺差的上升趋势，但外汇储备仍然会有大幅的增长。其次，从数据分析来看，汇率是总纲仍然要被强调。

宏观经济政策：政府观点及业界分析

    在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取向问题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教授，巴克莱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前IMF高级经济学家黄海洲先生的分析可谓殊途同归。随后卢峰教授对中国资本回报率的介绍进一步加深了听众对宏观经济形势以及政策取向的理解。

       易钢教授先向大家介绍了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些参数。第一，从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保持了9.7%的平均增长速度；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单个劳动力的产出）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s Productivity, TFP）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了7.18%的平均增长速度，整体趋势上是不断加快的，绝对值增加了6倍；TFP也不断升高，数值在1% 上下波动。在此易强调这两个比率是中国宏观经济最重要的解释因素。第二，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维持在20%的水平上，因此投资多是合理的；CPI指数在02年开始上升，扭转了通缩的压力。最后是流动性的具体数据。03到06年，我国外汇增加7799亿，吐出基础货币64000亿。在03年央行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回收基础货币，截至06年央行的票据余额为3万亿；与此同时三年间数次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回收1万亿的基础货币，联合起来有4万亿的基础货币被收回。考虑到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需要每年增加5000亿的基础货币，从总体上来看虽然流动性仍然较松，然而过量的流动性大部分已经回收。

       紧接着对宏观政策特别是外贸政策易教授指出整体宏观经济不能仅依靠汇率政策来调整，应坚持现有宏观调控手段多管齐下才能促进经济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首先，根据购买力评价理论，发展中国家购买力被打上折扣的重要因素包含法制建设、治安管理、环境问题、以及人口素质等。以住房为例，过去十年房价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交易成本的降低。在改革伊始时，住房手续的繁杂使得交易成本过高，严重压抑了住房价格，而现在住房中介等的存在使得交易成本大量下降，从而使得房价不再受交易所累。如果制度能够继续改革，伴以人口素质的提升以及法制的完善，房价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第二，从外贸角度来看，国家正在努力调整贸易的不均衡。应该认识到，中国商品物美价廉，国内投资收益率较高，两方面使得顺差增大，外汇涌入。尽管失衡严重，但原材料、商品价格以及人民币升值两方面的调整显示出了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最后在政策走向上，易认为一方面应该向国外例如日本、台湾及德国取经，学习其在汇率巨幅波动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方法，另一方面，要坚持多种宏观调控方法并用的方针，通过刺激消费、开放服务市场、促进城市化等共同为宏观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可能是因为在IMF工作的经验，黄海洲先生的看法要更“国际化”一些。首先，从全球市场来看，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并开始成为资本输出国。在第四季度，中国、泰国、印度以及韩国购买了1000多亿美金的外汇。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资本输出主要靠央行，并且很少对外汇进行对冲。从负债方变为资本方，新兴市场国家在美元贬值的时候面临很大的资本缩水风险。其次，就中国的外汇政策而言，一方面在外汇管理上，过度投资于美元的策略应该尽快有所变化，当然，一万亿的储备如何安全“退出”是需要大智慧的；另一方面，在汇率体制上，有必要进一步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开放资本账户，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在此同时，必须处理好藏汇于民与藏汇于国的博弈。黄指出，在国民的投资经验不足时，藏汇于民很难取得有效的收益。再次，按照宏观经济学的经典均衡理论，净出口与消费、政府支出以及投资的和等于国民收入，加大国内投资是解决外贸不均衡的另一个重要方法。在近20年，发达国家将工厂迁至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前者的资本回报率远低于后者，在全球资本投入降低的现在，中国应该继续投资。最后，黄先生指出，发展经济有两种方法，植树与砍树，中国目前应该将注意力逐渐向植树型经济转移，在市场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的支撑下，通过发展投资，提高进口，鼓励消费，发展国内金融市场等策略保证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卢峰教授的报告来源于中心“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的研究结果。首先，从数据上来看，我国近期的资本回报率呈增长趋势。净资产净利润率、总资产净利润率等都有大幅增长，即时考虑了税收、物价的因素之后，真实回报率的水平仍然很高。其中不同类型企业的回报率有所不同，国企的回报率要高于私企，卢教授指出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国家的保护性政策。回报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来自于管理费用、劳动力成本及利息费用的大幅下降以及营收资本的上升。总体而言，我国的回报率已经超过日本并接近美国的水平。其次，根据基本的投资理论，在投资收益大于投资的经济成本即利率的情况下，国内投资的快速增长是可以由高投资收益率解释的。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利率水平要低于投资收益，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内的利率管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补贴了投资。最后，卢教授认为过去9年我国资本回报率的增长使得投资的增加具备相当程度的微观基础，并认为宏观政策应进一步放松管制并减少市场准入限制以及扩大内需等从而使得“又好又快”的增长目标成为可能。

医疗改革：制度层面的再思考

     医改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风起云涌的今天越来越受人关注，原因之一在于各方面的改革都逐见成效的时候医改的进程却不甚如人意。中心教授周其仁老师对此深入思考之后从制度层次提出了他的看法。

       首先，如何评价国内医疗体系的现状？从78年到现在，国内医疗体系中，护士数量增加了3.5倍，医院不到一倍，医生的数量甚至低于历史的最高值，卫生机构，人员、床位以及诊疗人员的增长都不到一倍。在国内医疗硬件发展慢的离谱的同时，卫生部统计的总医疗费用却增加了70倍，远远高于上述所有的指标，然而这个比率又远远低于个人以现金支付的医疗费用170倍的增长。三者之间巨大的差异反映了经济增长与医疗体系增长之间巨大的不协调现状。周指出，国内医卫资源跟不上经济增速是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这一问题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制度的不合理。众所周知，国内目前在政策上允许私人进入医疗行业，但必须采取两种形式，一非盈利性机构，二盈利性。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免税，而后者面临着增值税、所得税的多重压迫。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私人很少进入医药领域以盈利为目标，而使状况更为恶化的，是即使私人有意进入医药领域，冗繁的规定和手续也高度过滤掉了很多这样的意愿，例如台湾以高效管理优质服务著名的的长庚医院，数年前递交内地营业申请直到现在没有开张营业。

       其次，国内医疗体系是否市场化？以事实来看，远远没有。从组织特征来看，国内目前96%的床位按照非营利性机构注册，绝大部分的医疗资源被国企垄断；人事控制上，国内大多数医院的领导由政府任命，医疗资格由政府控制并审批；审批程序上，行政审批的现状使得宁波作为除上海外经济最为活跃的城市之一，到目前为止仅有三家私营医院；价格机制上，高度的管制使得国内医药出现一种怪现象：一旦宣布药品降价，“黑名单”上的药立即改名换姓重新上市，价格照旧；管理体制上，“政府出资少，但管事多”，直接造成国内医院逐渐等同于政府招待所：用医院的利润来维持政府领导的福利。种种迹象表明，国内的医药市场完全没有达到市场化的要求。

       最后，不尊重卫生人力资源造成的浪费是直接造成医卫资源落后的重要原因。97年到05年，全国医生人数减少4.7万，然而同期全国本科医生毕业人数85.4万，如此大的差异反映了医卫人才的生存现状。众所周知，国内医学专业的毕业生就业非常困难，医院少，制度安排无效率直接导致了问题的产生，但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医疗改革基本上忽视了人员制度的改进。“总而言之，政府‘包而不办’是医疗卫生资源动员能力低下的病根”，最后周教授指出，如果政府进一步管制价格，严格市场准入，而不采取疏导的方法，只会使得医疗服务需求进一步加强，供不应求进一步加深，如此形成医疗系统的恶性循环，这无论对微观层面的老百姓福利还是宏观的经济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

链接1：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BiMBA MBA（BiMBA）

    CCER以中国顶尖学府——北京大学为依托，聚集了以林毅夫、海闻、周其仁、易纲、卢锋、姚洋、霍德明、巫和懋、马浩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中青年经济学者。CCER对当代经济学理论颇有贡献，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镇，这也是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外国政要和企业企业界人士经常造访CCER的重要原因。CCER在教学方面同样是成绩斐然，按照国际一流大学的标准开设博士、硕士、本科生双学位和国际MBA课程，培养了大量经济管理人才。

    1998年CCER与美方二十余所商学院组成的教育联盟合办的BiMBA MBA（BiMBA）是国内名列前茅的MBA项目。BiMBA是国务院学位办在北京地区批准的第一家中外合作MBA项目，也是北京大学21世纪的重点对外合作项目，在2005、2006年连续被美国《财富》Fortune杂志及《福布斯》Forbes杂志评为“中国最具市场价值的MBA项目”。

    BiMBA MBA每年有各种系列的高层论坛和讲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外企业家、杰出学者和各界成功人士被定期邀请到未名湖畔与学员共享他们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成就。举办有“总裁晚餐演讲会”、“高层管理论坛”、“大管理论坛”、“学术论坛”、“学员论坛”等系列论坛。

链接2：

CCER中国经济观察

“CCER中国经济观察”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称CCER）2005年初启动的一个长期工作项目。它的目标是利用CCER研究资源，侧重围绕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国内外市场大宗商品供求和价格、与投资环境相关的制度和政策等方面问题进行分析和评论，加强CCER和社会各界联系，为CCER第二个十年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自项目启动以来，“CCER中国经济观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每次报告会上都有几百人参加，场地爆满，很多重要财经媒体都派记者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