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以价格双轨制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从莫干山上走向全国，并深刻影响了这个国家此后30年的发展。柳传志、张瑞敏、王石，在这一年投身商海，用创业的方式践行他们的改革梦想。这告诉我们，改革，需要身体力行。2014年6月21日，茅于轼、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姚洋、卢锋、刘永好、梁建章等著名经济学家、企业家，在"莫干山：1984的创新和动力——2014搜狐财经夏季峰会"上，再度对中国改革做了最大胆的建言。

在主题为“中国下一个30年”的分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表示，中国当前一个基本事实是国民储蓄非常高，用市场汇率每年来衡量大概4.34万亿，是美国和欧洲加在一块的总量，而人均储蓄，很可能已经接近美国和欧洲或者旗鼓相当。不过高储蓄若不能很好的变成资本，变成高效生产能力，就不能很好的推动经济发展。

要想把储蓄变成高效生产力，必须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要有市场化的有效率的金融体制，即要进行金融体制改革。第二，要通过深化改革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要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需要重视对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产权保护，不能一旦有特殊压力的时候，行政部门对于企业产权保护滞后。卢锋说，某些省份，一旦煤炭安全出事以后，就给这些私营投资家贴上黑心煤老板，然后他的产权就变成政府。或者是政府用行政的力量在面对产能过剩压力的时候，拿一个低小、亏损的国有企业去兼并。在宏观调控有压力的时候，对一个私营企业的投资产权的界定有时候有一些越权行为。

另外很多行政部门干预，往往都是在宏观调控急风暴雨之际顺势推出。在2003年到2015年，中国有关部门行政审批减少了60%，可是社会和企业感觉捆绑得更厉害，卢锋称自己研究十年红头文件发现，就是在风暴以后，有关部门顺势推出非常强大的产权结构目录，如果要进行新的审批，核准比审批还审批。

卢锋认为，伴随着高储蓄一系列的结构调整，把储蓄变成资本，相信在下一个30年，中国的GDP有可能是美国的两倍，中国人均收入也有可能达到美国的二分之一，也就是一半。

以下是文字实录：

中国国民储蓄达4.34万亿 近欧美之和

卢锋：我首先考虑到长期发展的问题。我想让大家关注一个基本的宏观经济的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也是我们熟知的，中国国民储蓄是非常高的，高到什么地步？储蓄率很高，实际储蓄，用市场汇率每年来衡量，4.34万亿，大概是美国和欧洲他们加在一块储蓄的总量，这是讲总储蓄。如果要考虑到折旧率因素，美国、欧盟资本存量更大，折旧更新，需要储蓄更多，中国人均储蓄，很可能已经接近美国和欧洲或者旗鼓相当，这是在宏观人均指标上，最早的逼近发达国家一个动向。

我讲这个事实，怎么看待这个事实，就会有非常多的不同意见，毕竟在过去一段时间讨论中，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和储蓄率过高有关系。我想讲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在我们讨论的几十年这样一个长期发展背景下，一个大的发展，它有一个相应储蓄，应该是有助于长期发展的储蓄。这一点我想稍微延伸一点，从经济发展理论来说，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他们都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积累，储蓄、投资变成资本变成生产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储蓄如果有一个有效的投资，变成非常有效的生产能力或者资本，在合理体制条件下，这样的一种储蓄变投资，变成更高的生产能力，推动生产结构变化，它可能是整个经济长期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

高储蓄并不能很好地推动经济发展

这个观点在二战以后，也被第一代发展者继承下来，他们都暗含这个思想，有储蓄有投资经济增长就高，但事实证明他们当时的理解有个非常大的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他们忽视了要把储蓄变成一个资本，变成一个高效的生产能力，它实际上是需要什么？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体制，或者说储蓄变投资变资本。一个适当的体制形式，比如说中国计划经济领导小组，在当时体制扭曲情况下，我们很难有储蓄，不得不用剪刀差的方式，把国民的资本变成储蓄，结果我们很多储蓄投到一些极端场合下，变成小高炉，变成三线很多非常缺乏效率的生产，甚至变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看到的报道，库存20多年都用不完，在这样体制环境下，最后储蓄并不能够很好的变成资本，不能很好变成高效生产能力，因而它就不能很好推动经济发展。

到80年代有一个很大的警醒，储蓄要加上好的体制，价格体制、产权体制、企业体制这个储蓄才能在动态过程中不断变成高效资本、生产能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也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因为要破解这样的问题，再加上其它一些大历史因素，一些重要的似乎是偶然的事件，才推动中国的经济，从计划封闭的体制走向一个开放的市场化的体制。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莫干山会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时齐聚了中青年经济学家，30、40岁上下，集体发声，我们做了7篇分报道，分别对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包括对外开放，包括金融改革，包括粮食供销体系改革做出了全面的分析阐述，我个人认为，莫干山是在84年9月份开的，但对10月份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指定历史性的全面改革决定，应该说起了支持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我们现在为什么纪念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中国民企的资产回报率是国企的2.2倍

中国人有非常高的储蓄，但是想把储蓄变成高效生产力，变成高效资本支持中国长期发展，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有市场化的有效率的金融体制。要进行金融体制改革，随着我们有了初步的市场化体制，但如果市场体制改革不到位，金融系统内部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刚才刘永好先生讲到，阿里巴巴的企业、腾讯企业很难在国内产生，但最后我们有很多储蓄，我们没法把这些储蓄配置给企业，这些企业到国外拿到资金回到国内。我觉得三中全会以后，把金融的改革置于一个优先的位置非常重要。

第二，要把储蓄变成高效的资本，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得我们企业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我想讲基本的观念，高效的企业怎么来衡量？我觉得如果从我们看到的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这样一个数据来看，显然发现，民营企业投资回报率显著高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高峰的时候2010年达到了31.5%，最近几年波动下降，仍然大概有25.6%。中国民营企业资产回报率是国有企业的2.2倍，这个关系是非常稳定的，他们稳定的走势很接近。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的私营企业在把储蓄变成高效资本过程中，具有某种特殊的体制优势，并且我还想补充，一个相对适应性比较低的国营企业资本，实际上也是因为受到垄断、管制体制的保护或者庇护。国营企业和私有企业资本回报率，国有企业利润最大的五大行业，石油、煤炭包括像铁路交通建设领域，包括电力，最后是烟厂，国有企业贡献率大概在70%左右，很有意思，民营企业最大的利润回报率，通用设备、食品、粮食加工包括非金属的矿物材料制造包括化工原料制造。

比如说石油，国营企业的石油，2000年石油为基础你把过去十几年国有企业的石油产量通过价格变动、成本变动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石油通常要占200%，它的利润来源于价格上涨的因素。你把这个扣掉，国营企业的利润会大大下降。国营企业要想承担，把中国巨量的储蓄变成高效资本的历史使命可能还需要做很多的事情。

中国行政部门对于企业产权保护仍然滞后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的环境，使得比较有效率的部门承担它的使命，同时国有企业也能够改进自己的治理结构，更好配置资源，我觉得在过去十年来看，有几件改革的要素，可能是需要重视和推进的。

可能仍然需要重视对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产权保护，这方面要有大的改进。在过去十年间，我们仍然能看到一旦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有特殊压力的时候，我们行政部门对于企业产权保护仍然是滞后。无论是某一些省份，一旦煤炭安全出事以后，就给这些私营投资家贴上黑心煤老板，然后他的产权就变成政府。或者是政府用行政的力量在面对产能过剩压力的时候，拿一个低小、亏损的国有企业去兼并。在宏观调控有压力的时候，对一个私营企业它的投资产权的界定有时候就有一些越权。

十二年行政审批减60% 社会和企业感觉捆绑更厉害

资本的管制，投资行为管制，通过简政放权撤下来。最后要重视改革，过于宽泛化，过于微观化这样一个体制。为什么宏观调控体制我要特殊说？很多行政部门干预，并不是做了意识形态的一个铺垫，然后发了一个红头文件说，它往往都是在宏观调控急风暴雨之际然后顺势推出。实际上在2003年到2015年，中国有关部门行政审批减少了60%，可是社会和企业感觉捆绑得更厉害，什么道理？我研究十年红头文件，就是在风暴以后，有关部门顺势推出非常强大的产权结构目录，就是结构调整目录，当时有行政许可法，如果要进行新的审批，核准比审批还审批。

宏观经济形势讨论有几个特征，第一非常零碎，每天都有新情况新数据，第二非常频繁，第三，往往有突发性。这样使得有关部门在红条微观化引入行政干预，就没有引起公众或者改革领导层的足够重视。

把储蓄变资本 下个30年中国GDP将是美国2倍

总之我认为，与高储蓄相联系一系列结构调整，实际上预示着中国长期的发展前景是好的，但是需要大力推进金融改革，需要大力推进我刚才讲的几个方面的改革，使得我们的民营企业和其它所有企业能够在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下发挥自己，把储蓄变成资本，我觉得只要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在下一个30年，中国的GDP，经济总量有可能是美国的两倍，中国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二分之一，也就是一半。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30年过程中还能够反思和改善我们的价格观，制度观、反思和改善我们的历史观、国际观，中国的改革就成功了，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来源：搜狐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