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美国人爱消费，中国人爱储蓄，都说美国强大是因为美国人爱消费，而中国的高储蓄率经常被认为是一个不好的、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

那么真相到底如何，《经济学家耸耸肩》拜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听听他的看法。

一、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

胡释之：卢老师，我知道您有一个判断，就是中国的高储蓄是很好的优势。如果能成功的转化为资本，那有可能让中国在未来几十年总量是美国的两倍，储蓄转化成资本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您再详细帮我解释一下这个技巧在什么地方。

卢锋：我们讲储蓄好，是因为它能变成资本，但它关键在于储蓄怎么能变成资本。储蓄变成资本背后，它实际上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条件，首先你要需要一个非常有效的金融部门，把储蓄配置到最合理的岗位上去。

实际上你要想把储蓄变成很好的资本，社会发展、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必要的资本，金融需要有很好的系统来支持它，实际上跟我们刚才讲到的金融市场化改革、放开准入，让利率适当的反映资金的机会成本，都是有关系的。

还有个很重要的。除了金融效率以外，就是你要保护产权，你要大家对未来的环境、政策环境有很好的预期。古人讲有恒产有恒心，而固定资产就是恒产的一个重要东西，恒心那就需要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它才能变成一个好的资本。

比如马云，他就是很好的例子。90年代末，在国外都看过互联网，他就敏锐的发现这个有机会，并且把所有他的能得到的资源和他所有的聪明才智都赌到那里面去。并且自信的，不可思议的自信。就需要这种人，你才能把储蓄很好的变成投资。所以你就会发现，外国人他明明没有储蓄，他还是愿意把它变成阿里的资本，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所以我们如果能很好的利用这些老百姓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储蓄，把它变成高效的资本，形成新的生产函数，推动我们的结构推进。那当然在2030年，这是我在莫干山30周年纪念会上讲的，到2030年中国总量规模达到美国的两倍是完全可能的，并且人均收入有可能接近美国的二分之一。

那样的话，我觉得解决中国所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都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背景条件。

二、百姓最反对利用寻租带来的腐败

胡释之：我想卢老师看来是做一个很重要的澄清，就是资本跟劳动它可能其实是一个和谐的关系，相互促进的关系。

卢锋：你刚才讲到的资本跟劳动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确实，长期来讲他们是有一致性的，短期来讲确实有一个你多了他就少了这样的矛盾性。

就是说你要考虑中国现实的收入分配的差距，确实你不能够忽视这个收入分配差距，好多人的收入，高收入群体，或者说富人，他有的时候不正当的方法得到的，这个确实是有。

我们现在看到整顿贪腐的时候，大量的触目惊心的案例。我们现在主要抓的是一些官员，他们不仅是官员，是特权阶层，同时也是富人，这种富裕显然是违背我们刚才讲的任何一条合理性原则，没有一条是符合的。这个可能在公众中，老百姓中最反感的。

同样的收入分配，姚明收入高了，大家可能不是说不能接受。刚才讲马云，你看也没有几个人真的反对他。

但是老百姓最看不惯的就是官员腐败，还有一些富人是跟官员搅在一起的，他是利用寻租带来的一种腐败，其实老百姓最反对的是这种东西。

胡释之：我想卢老师这个区分很重要，收入分配，老百姓的抱怨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卢锋：我们也不满意，即便我们收入也不低，也不满意。

胡释之：就对这个问题的根源认识，决定我们解决办法的认识。这种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它的解决方案，您认为是说要节制权力还是要节制资本。

卢锋：我觉得还是分两类。如果它是因为这种体制改革不到位，包括我们的政治制度上还存在着一些局限性，这个你肯定还是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推进。你看王岐山书记我觉得他是很务实的，讲的也很客观，我现在惩治腐败还是治本治标，但是要给治本时间，后面还是应该有治本的措施，

另外一块，我觉得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一些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我觉得可能还是刚才我们讨论的，还是应该鼓励储蓄变成投资，还是应该保护产权，保护合法收益，这个是在长期解决我们这个发展问题的一个根本的措施。

但在这个前提下，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肯定也需要在这个社会政策上，采取一些托底的措施，克服市场经济调节资源配置，市场经济按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来分配资源。它可能也会带来的一些局限性和问题，使得我们这个社会长期和短期要兼顾。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权和一些困难群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的一些保障的权利，我觉得是应该兼顾，也有可能兼顾的。

三、十年宏观调控给很多行政干预提供方便之门

胡释之：贪腐，前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提了一个治本治策的建议。他认为就是要削减政府权力，把权力还是下放给市场中的市场主体，政府要是没有这个审批权或者其他管制权，就断了这种腐败的源头，您怎么看这个治本？

卢锋：我觉得这个观点当然是对的。就是说行政的贪腐，如果是个别人的情况，可能是一个个案的问题，如果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甚至在比较长的时期内持续地存在，甚至有增无减。那显然不是个人品质的问题，那显然跟这个体制的安排有关系。

我觉得至少有两点，第一个，如果你仅仅意识到要减少审批，大家你真正实质性的改革推进不到位，特别是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难度很大的.比如我们刚才讲到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利率制度的改革，包括汇率制度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这些东西改革不到位，到最后很可能你原则上意识到了，但是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跟我关注的重点有关系，就是十年宏调的历史证明，如果宏观调控的政策，你对它的界定不够严谨科学的话，你会给很多行政的干预提供方便之门。

你会发现现在我们国务院取消的很多发改委的一些投资管制的东西，它不是公开的说我这就是审批退出来了，它实际上是因为2003、2004年宏观经济出现了大的变化。然后要强调宏观调控，又回到我刚才讲的，宏观调控你是宏观调控吧，那么你就应该总量的政策，利率、汇率，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包括财政政策，你去调控，没问题，对呀。

可是我们当时你看，还记得吗？就是说，基本上调控尽管也讲这些总量，更多的是什么？2003、2004年，钢铁、水泥、电解铝，限制，包括我们后来2004年的4月份，铁本案例，那就是查处大案的方式。到最后从很大程度上宏观调控变成了产业的一种管制。那这个背后当然有一套逻辑的依据，学界甚至都认为这是一种宏调的创新，到最后就锁定在这个状态下，你要研究发改委的产业政策目录，就是那个时候推出来的。

几乎我们现在能想到所有过去十年最赚钱的行业都是在核准里面，什么汽车、造船、钢铁这一类的，都在核准里头，包括金融管制。

四、富人想移民因为担心市场化改革前景

胡释之：其实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严重，这些所谓的资本家，所谓的富人，银行一个报告是说有一半富人都想移民。

卢锋：这个确实也由于大家担心市场化改革的前景怎么样，产权保护的力度怎么样，甚至有一些人担心政治发展前景怎么样，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他从这个角度到国外去。

这个角度到国外去，他如果是合法收入，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拦住他。另外即便他不到国外去，我觉得可能还是要从我们本身，怎么通过深化改革这样一个过程，来应对这种情况。

更好的鼓励竞争，保护产权，使得大家对未来有一个稳定的正确的预期，这样来使得他们就不需要一种对这个环境未来的担心，采取一种资本转移的策略。

文章来源：凤凰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