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贝克尔与林毅夫、巫和懋在朗润园（老照片）

　在2014年5月3日（北美时间）之前，经济学思想史的版图中，他是“老芝加哥学派”唯一活着的诺贝尔经济学家。我心目中“永远的贝克尔”，在5月4日（北京时间）这一天辞世。

　　芝加哥大学至少涌现了三个“芝加哥学派”。最初是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和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开创的心理学芝加哥学派。1890年代末叶，杜威与芝加哥大学签订的哲学系教授合同到期时，他告诉校长他可以续约，条件是，他的助教米德必须在心理学系继续任教。米德是儿童心理学和行为学大师，很少著作，他的学生们收集编辑了他最重要的著作《心智，自我与社会》，那是1930年代的事情。由此，米德确立了社会心理学的基本概念“社会自我”（social self）——这是互联网时代的时髦语词，米德还确立了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基本体系，1980年代以来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社会理论。于是有了1940年代至1950年代崛起的第二个芝加哥学派，即芝加哥社会学派——将詹姆士和杜威的实用主义的经验主义与社会学研究紧密结合。由此，计量方法和调查数据在社会科学中占据了基础地位。顺理成章，然后就有了1950年代至1970年代大行其道的芝加哥经济学派——既有维也纳“逻辑实证论”（卡尔纳普）的影响，又有“激进经验主义”（詹姆士和杜威）的影响。

　　老芝加哥学派，起于奈特（Frank Knight，1885-1972）和维纳（Jacob Viner，1892-1970），我曾委托老友韦森访问哈佛大学时期通过大学间图书馆调阅辗转复印了一家小学院图书馆保存的他们两位1933-1934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联合讲授微观经济课程的学生笔记。根据这份学生笔记，老师奈特在第一节课上针对市场经济的激烈批评，想必给经济系学生们留下深刻印象。

　　奈特的博士论文由伟大的杨格（Allyn Young，1876-1929）指导完成，并由杨格建议将过于激烈的言辞修饰之后出版，即奈特1921年的成名作《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杨格之所以伟大，首先是体魄巨大，其次是人格高尚并且学识渊博，或许他是当时学识最渊博并且最愿意帮助其他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以致始终对北美殖民地保持着傲慢心态的英国人在1928年首次邀请一位美国人担任皇家经济学会主席——杨格的就职演说，就是今天伴随互联网经济而流行天下的“收益递增经济学”的经典名篇“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经济学思想史家承认，渊博的杨格，一方面以统计学名世，另一方面深受北欧学派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影响。由此，我们看到芝加哥学派早期思想中的北欧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渊源。这一传统由布坎南继承（可参阅我在2013年“逝者”栏目的文章）。布坎南不仅在学术方面而且在情感方面，堪称是奈特的亲炙弟子，与奈特的另外两名高徒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和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11-1991）相比，他与老师的关系远为亲密。布坎南晚年写过一本小册子，论述收益递增经济学与伦理学。伟大的杨格在繁忙而短促的人生旅途中短期逗留于加州并创建了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他指导的学生，有三位成为后世经济学的泰斗：卡尔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经济学会主席）、奈特（芝加哥学派思想教父）、张伯伦（1940年代首次尝试实验经济学方法的哈佛经济学教授）。

　　奈特是“伟大的教师”——这是他的那些伟大的学生纪念老师的文章最常用的标题。根据张五常的考证，奈特的学生当中，至少有11位诺贝尔经济学家。我必须回去叙述老芝加哥学派的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家，奈特之后的，是他的两位学生，“宏观先生”弗里德曼和他的密友“微观先生”斯蒂格勒。其实，对老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而言，压根不存在诸如“宏观”与“微观”这类课程，唯一重要的只有两门课程：价格理论与货币理论。前者，根据弗里德曼的定义，前者研究商品或事务的相对价格，后者研究商品或事务的价格水平。研究者追踪核心问题到宏观或微观或产业组织或家庭婚姻或犯罪行为或……，跨越许多学科，但毕竟仍是价格理论与货币理论的应用，是“理论经济学”的应用，于是统称为“应用经济学”。顺便提及，伟大的学生们不承认伟大的教师对市场经济的激烈批评（参阅斯蒂格勒1985年纪念奈特百年诞辰的文章）。也因此，芝加哥学派，老的，而不是新的，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他们批评奈特“无视统计数据”、“顽固坚持某些信念”、“多次被学生们批驳却从不改变”。

　　贝克尔是永远的（参阅我写的“永远的贝克尔”），他告诉我，为了解释真实世界，他随时准备放弃失效的假设，哪怕它们是芝加哥学派理论的基本假设。在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的众多优秀学生以及相关的传闻中，与张五常描述的弗里德曼“快如闪电”的思维相比，贝克尔很“慢”。不过，英文作者立即补充说，慢的思维很可能更智慧。机敏与迟缓，聪明与智慧，学生时代的贝克尔是迟缓而智慧的。不过，1998年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丝毫感觉不到他的迟缓。他很忙，他的日程安排通常以“半小时”为一个单位。他认真回答我的那些有时十分坦率的问题，机敏而智慧。

　　我收藏的贝克尔文章里，最早发表的是1952年《Economica》（剑桥大学经济系的机关刊物），他与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经济学家（1981年美国经济学会主席）鲍莫尔（William Baumol，1922-）合作的一篇笔记，“经典货币理论：讨论的结果”。要知道，那时贝克尔不过22岁，一年前刚从普林斯顿大学本科毕业并转入芝加哥大学读经济学研究生。贝克尔的博士论文，1955年发表的时候，标题是“种族歧视经济学”。在思想史版图上，这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第一次扩张，是以后几十年里几乎由贝克尔独自一人推动的多次扩张的第一次。1967年，贝克尔37岁，实至名归，得到当年的克拉克奖——那时还是两年一次颁发给四十岁以下的优秀经济学家并极大地强化得奖者将来得到诺贝尔奖的概率。颁发克拉克奖的那一年，新科博士贝克尔仍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第二年，他加盟芝加哥大学。自此，老芝加哥学派有了第三代掌门人。

　　与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卢卡斯（Robert Lucas，1937-）代表的“新芝加哥学派”有鲜明的风格差异，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家贝克尔继承的，是剑桥大学马歇尔教授的“局部均衡分析”传统。今天，仔细回顾“一般均衡”理论的思想史，我倾向于相信，并非因为一部分经济学家有更强的数学基础故而更喜欢一般均衡分析。而是因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两大支柱是：理性选择与计量方法。既然如此，仅当一般均衡理论可以有更优越的计量检验方法时，它才会被芝加哥学派接受。然而直到今天，任何一般均衡命题在接受计量检验之前，必须忍受某种随意性相当强的从微观行为（假设已处于一般均衡状态）到宏观参量的集结。与哈耶克不同，我多次强调，宏观经济学基本问题恰好是这一“集结”问题，所以，至少，宏观经济学为了自己的逻辑基础，首先应当关注“集结”的方法论问题。哈耶克有十分不同的理由，提倡取消宏观经济学。

　　我是根深蒂固的直觉主义者（数学的和社会科学的），我至今喜欢从马歇尔到芝加哥学派的局部均衡分析为我们提供的良好的直觉训练。试问，学生们怎样才可以学会如经济学家那样思考？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回到马歇尔和芝加哥学派的局部均衡分析传统中去，直到形成了良好的经济学直觉，再关注局部均衡分析的逻辑基础，也就是一般均衡问题。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的思想分歧，显著地表现于经济学训练中。伦敦经济学院，至少在芝加哥学派的鼎盛期，是一般均衡思想的大本营。
经济学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学院派对逻辑基础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真实世界的关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遂成主流。贝克尔之后，保持着对真实世界的卓越直觉的经济学家，用张五常的描述，“不出一掌之数”。在管理学领域，大师德鲁克有类似观察：今天，抽象符号代替了商业活动，管理学不再面对真实世界（参阅德鲁克自传《旁观者》）。

　　贝克尔，真是永远的。

来源：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