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

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求解

10月的西湖“湖畔居”茶楼，正午的阳光刺眼。一直忙碌着的妻子小李放下竹帘，恰到好处地遮挡了阳光，又最大限度地保留着窗外的动人景致——微波荡漾的湖中，一片碧绿的荷叶在风中摇曳。

若按他的新作《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中所论“个体幸福”的3个维度——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汪丁丁无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小李是他的人生伴侣、助手、秘书，和连接这个世界的桥梁与“缓冲”。朋友笑话他，离开他的小李，他什么都做不了。某次友人茶聚，小李有事提前离开，走前凑好两张纸币和几个硬币塞给他，因为“他都不知道怎么付钱给出租车司机”。

在小李全身心的奉献和相随下，汪丁丁得以心无旁骛地在思想王国里自由漫步，辗转于夏威夷、香港和欧洲等地。也只有在小李经营的精致生活里，他能保持一天五千字的“高速学术写作”。

“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这句汪丁丁热爱的格言，出自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中国士人的精神传统中，从王阳明到梁漱溟、张君劢一路的“知行合一”可找到共通之处。

在梦幻和真实中，汪丁丁是如此思想、也是如此生活的。

一个复杂主义者的心智地图  

接触过汪丁丁的文字和思想的人都会困惑于一个问题：这个人到底读过多少书呢？

10月底，在汪丁丁的新作《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的读书会上，他的好友、清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周濂半开玩笑地说自己“陷入了知识的汪洋大海，差点不能活着爬上来”。

这本六百多页的大开本学术著作，在看似晦涩的学术语言包裹下，直指中国社会当下最敏感和最迫切的问题。它融合了脑神经学、认知心理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宗教和神秘主义，扑面而来的知识模块，令人头晕目眩。万圣书园的经营者刘苏里说：汪丁丁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文艺复兴式的知识人”。

生于1953年的汪丁丁属蛇，按西方星相学，他的太阳星座落在双子。“属蛇，心灵敏锐，对外界敏感；双子座，天性不稳定，很难始终热衷于同一件事情。”如果不是后天的哲学和数学训练，汪丁丁说自己的探求方向多半会像万花筒一样错综复杂，又会在任何一个方向上进展不下去。

数学专业出身，1990年夏威夷大学经济系博士毕业，在香港大学任教4年，受聘于北大、浙大。如果囿于被现代学术分工框定的轨道，汪丁丁本可归档于“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之列。

1990年代初期，他在经济类核心刊物《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一系列带有原创性的论文，关于交易费用、关于演化论等研究，确立了他作为一名制度经济学家的“合法地位”。

1992年，留学于南半球的韦森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读到了汪丁丁的《评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受该文启发，加上杨小凯的建议，他开始关注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回国任教复旦后，他和汪丁丁成为学术志趣最有认同感的学界好友。

“丁丁是最早把制度经济学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之一。”韦森说，“从认知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研究的‘礼尚往来’、博弈论，道德的起源，最初几乎都是他提出来，国内其他经济学者开始跟进，然后在国内才形成一波又一波的研究风潮。”

韦森说，在国内，丁丁被公认是对国际上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前沿研究跟得最快的一个。“这一点上，我自愧不如。”

2003年，汪丁丁和同在北大教授制度经济学的周其仁“分道扬镳”。他将之拆解为两个方向：一为行为经济学；一为新政治经济学。理由是他觉察到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没有新的突破了”。历史证实了他的预见——新制度经济学随后停滞了将近十年。该学派的领袖、1993年诺奖得主诺斯也在2005年后转向脑科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方向。

浙大经济学教授叶航曾说：丁丁在学术上的前瞻性，别人比不了。你要10年后才能意识到他写的那些文章的价值。

在亚当·斯密的年代，如今掌握话语霸权的经济学只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小分支。在伦理学之下，还有自然神学、政治哲学、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在斯密之后，经济学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用数学来进行量化研究，探讨生产、消费、分配等领域的“显学”。但专业化分工后的现代经济学，安放不下汪丁丁的能量。1980年代在夏威夷读经济学博士时，他就终日泡在图书馆里看“闲书”——对一个热爱哲学的人来说，课堂上那些探讨生产、消费和分配的知识“太简单”了。

他曾说：“陷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里走不出来是很痛苦的，你会觉得能量过剩，没有地方发泄。经济学家就光凭那么一点东西，打算吃一辈子。”

在社会高度分工和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里，任由一颗好奇心去探索未知，是一件奢侈而有风险的事。汪丁丁在港大时期的同事、知名经济学者张五常曾含蓄地说：“他很好，就是像亚当·斯密一样，全方位地研究经济学不大容易成功。”

汪丁丁清楚走向“边缘”的危险，也曾为“随心所欲”付出代价。

在中国学术圈，他是出了名的勤奋。和汪丁丁有交往的青年学者刘业进说，他是“视学术为生命”的人，容不得半点含糊与应付。他也把自己和“职业经济学家们”区分开来。“哲学家是天生的，对基本问题的关注是一种性格，是命运的一部分。”在他视野里，好友陈嘉映是中国最富哲学气质的哲学家。

“他（陈嘉映）透过眼镜死死地盯着你看，然后狡黠地一笑，出其不意地抛出一个问题——把你难倒。”汪丁丁略低首，斜眯一只眼睛，模仿着赵越胜对青年陈嘉映的回忆，接着大笑起来。“文革”期间，他们都是工厂的青年工人。陈嘉映、赵越胜等人常聚在香山上讨论社会、革命等宏大话题，或胡言乱语或针砭时弊。

在公共空间，汪丁丁跨越于经济学和哲学之间的文风曾引发过持续争议。批评者谓之“晦涩难懂”，经济学家邹恒甫曾公开说自己看不懂。2000年，一位活跃于媒体的青年学者曾以《走火入魔的汪丁丁》，对他猛烈抨击。而有经济学垃圾“清道夫”之称的经济学家、中山大学教授王则柯曾撰文《汗颜说丁丁》，大意是说自己尽管和汪丁丁的学术路径差异很大，但对他的哲学造诣非常钦佩，称赞他是一名“经济学功底深厚的学问家”。

1998年，汪丁丁在波士顿与世界知名经济学者萨缪尔森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对话。樊纲在自己的文集里提及此事，说汪丁丁是为数不多有资格与萨老进行对话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那次对话中，九十高龄的萨缪尔森也对经济学界专注于狭隘课题的风气进行了批评。

在汪丁丁的文字和思想中，你很难得到一个简单明确的问题解答。这种观念冲突的紧张感也贯穿于整本《新政治经济学》：效率与正义，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法治与人治，民主政治与精英政治，理性与情感，一方面提醒要警惕人类的“理性自负”，另一方面也反对消极放任的社会演化论……

哈耶克曾把思想者分为两种不同类型：“头脑清楚型”和“头脑模糊型”。前者涵盖了大部分杰出学者，他们表达清晰，思想体系周圆，能对各种复杂问题作出明晰而深刻的分析。后者则对于人们熟知一切的概念产生疑惑，习惯于从基础的思想出发，经常处于一种艰苦糊涂的思考过程中。拥有一颗“模糊头脑”的哈耶克称，他们是“社会思想进步的源泉”。

受教于汪丁丁多年的东北财经大学跨学科中心博士生董加加说，汪丁丁有一颗“有洞见的迷糊头脑”：“他看问题时时常表现出一种复杂性，观点不那么明确。这是因为每当他自己得出一个观点时，他已经意识到这种观点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所以，他在表达观点时呈现出一种矛盾。”

汪丁丁也承认自己是一个复杂主义者。“我不复杂，但是，看问题很复杂。”他把认识世界，特别对中国问题复杂性的理解，比喻为“瞎子摸象”，没有人能洞悉真理的全部。

这也引发了汪丁丁另一个令人费解、也招致批评的重要表达——“回到对话的逻各斯”。逻各斯（logos）是哲学名词，可浅白地理解为真理。因为每个人都只分享到真理的一部分，所以，人们需要通过交往和对话，来“逼近”真理的整体。

你怎样思想，就怎样生活  

对汪丁丁而言，知识过程和人生体悟是纠缠在一起的。

他的父母是早年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给了他一个充满自由和爱的童年。1969年，16岁的汪丁丁怀揣一本《电子路线》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不久，他从查哈洋水利工地上“逃跑”了。3个月后的一个清晨，他背着装满香肠、糖果的旅行袋，无奈地回到白雪覆盖的北大荒。

在团部的7天“学习班”接受教育后，汪丁丁被分配到连队的厨房打杂。他能用一根扁担挑4桶水，每天清晨从一里地外挑水灌满厨房的两口水缸，外加十天半月追杀一头肥猪。没几天，他就被师傅夸奖为“尿性”，意思是“能干”。在一位哈尔滨知青的小提琴声和他带来的《莎士比亚选集》中，惆怅的少年寻索到一些精神的慰藉。

在波谲云诡的1971年，汪丁丁“逃回”北京。赋闲在家的3年里，他读遍家中堆放的马列著作，数百本商务印书馆翻译的各国历史、世界通史、希腊悲剧和罗马历史，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巴尔扎克、雨果、杰克·伦敦等名著。

大规模的“批林批孔”展开时，汪丁丁已在应用电子技术研究所的工厂当工人。他被指派参加领导工人“理论写作组”，自学了政治经济学说史、剩余价值理论和高等数学。

1977年高考恢复，汪丁丁第一志愿是北大世界史专业，最终被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录取。最让他着迷的，还是哲学。在大学的图书馆里，他读得最多的是黑格尔和罗素的书，罗素让他认识了休谟，由休谟又到康德。这让他在欧陆哲学之外，接触到了美国逻辑实证主义的传统。

1980年代初，这个国家开始呈现出一些早春气息。应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要求，马洪领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进行了一项名为“2000年的中国”的研究项目，参加这个项目的成员们如今大多是中国经济决策部门的重要人物。因为缺一个懂数学的研究人员，汪丁丁被吸收进项目，他当时是中科院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的研究生。

在“人口与就业”专题组，汪丁丁负责建立中国“劳动与就业”的经济发展模型。那时还没有个人计算机，他跑到商务部和物资部“蹭机”。此时还未成为他妻子的小李在商业部计算中心工作，坐在机房帮他敲数据。

第一次拿到的结果令他目瞪口呆——按“最优控制原理”得出的数据荒诞得离谱：到2000年，“就业”的数字翻着番地往上涨，每年要增加的就业机会高达数千万。

每天，“劳动与就业”组组长姜洪抱着汪丁丁的计算结果回家研究，从中找出一些合乎经济学原理的东西。后来汪丁丁对他说，你指导我读《资本论》吧，只要我懂得了经济学，我自己就可以把经济预测模型做好。

他对经济学的兴趣由此迸发，边读边写下《资本论》第一、二卷的读书笔记，并根据马克思的思路建立了“两部类”经济增长数学模型。看了他的读书笔记，姜洪吃惊地说：丁丁真是很少见的学生。

在那些明亮的日子里，这个年轻人充满自信，觉得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体系。等读到第三卷，他同样陷入了“价值转型问题”无法自拔——马克思到底是怎样推导出“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结论呢？

他把自己建的数学模型拿给马洪看，几经辗转，到了丁宁宁手中。有一天，丁宁宁把他约到办公室谈话，对他说：中国那么大，有那么多天才人物，苏联甚至有更多的天才人物，他们研究了那么多年《资本论》，对社会发展和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有什么作用吗？他认为，这些研究没有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热情被泼灭后，汪丁丁有些抑郁。在一名北大经济系学生的建议下，他开始读厉以宁著的《西方经济学源流》，“觉得里头没有什么哲学的东西”，接着又读高宏业翻译的萨缪尔森三卷本《经济学》。

1985年，他的导师——一位研究中国人口最优控制问题的学者把他带到位于夏威夷的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中心副主任是一位韩裔教授，主动提出给他全额奖学金。一年后，汪丁丁转入夏威夷大学攻读经济系博士。

这个每门课都拿A的中国学生很少出现在课堂，偶尔去一回，总爱用磕磕巴巴的英语指出老师讲课中的错误。等自己当老师后，汪丁丁说自己才明白这么做多么令人难堪。因为一门课期末得了一个89.5，他拦住教授质问，对方用讥诮的眼神打量了他几秒钟，然后说：这是他历来给过的最高分数。

汪丁丁说自己肯定是班上最用功的那个。夏威夷大学拥有全美排名前15的图书馆，他常常一天花十五六个小时在图书馆的书架间“漫步”，如同一名将军，知道麾下每一支部队的所在：资料地图存放在地下室，一层是参考书架和期刊阅览室，二层有数学物理生物的书籍，一直到顶楼的哲学历史文化和东亚各国期刊。

据汪丁丁的弟子总结，他没有师从过世界级大师，主要依靠图书馆和书店获取知识。进入网络时代后，他把握了这一知识分享、传播的新型工具，与各个学科的前沿进展“同步”。每天清晨8点，他的学生们刚刚起床，他已工作了几个小时，通过互联网检索完成各个学科、上千本学术刊物的文献综述和阅览。

“这大概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只要有书、有时间就可以了。你看杨小凯的数学多扎实，他是靠监狱里自学的。”他微皱了下眉头：“但现在的孩子不行，自学的动力和能力都太差！”

1980年代初，杨小凯、钱颖一在北美组织召开“留美经济学年会”。汪丁丁坐飞机到美国东海岸，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在美求学经历。“结果发现哈佛也就那么回事，和学校有名没名没太大关系，大家都是靠自学。”

“张五常老说他很lucky，说自己碰到多少好老师，都是诺贝尔奖得主。说我不行，成不了亚当·斯密，因为你没有老师。这是遗憾，但反过来说，跟着一个名师也容易被害了，活在他的阴影下，永远超不过他。”汪丁丁说自己不属于任何门派，“我博学百家，哪个诺贝尔奖得主的学说都有可取的地方。”

“文革”期间，他曾把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导言部分读了很多遍。他说，这让他明白了一个真理——任何科学说到底都是不那么科学的，所以，必须时刻注意到科学的局限性。

同情之理解  

王元化去世前，汪丁丁每年都会和妻子一道去拜访老先生。2000年后的某一日，他和王老，还有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坐在一块聊天。

张汝伦谈到哲学的重要性，认为哲学高屋建瓴，如果再“往下走”就容易走得通。身为文学评论家的王元化观点正好相反，“他说：逻辑不能穷尽一切，而且往往是有害的，你一定要观察真实生活中具体的表象、行为和情感，然后从这里面再提升抽象的理论。”这句“抽象上升到具体”，让汪丁丁“牢记一辈子”。2013年，他以此为标题，给周其仁的新书《改革的逻辑》写了一篇跋。

“在想象力的约束下，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建构许多逻辑自洽的体系”，但穷经皓首炮制出一套理论，若被认为与真实世界了无关系，那是致命的。经济学必须坚持与真实世界相关，而不应只是直面数据。

1990年代末，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进行大论战。应朋友之邀，汪丁丁写了一篇至今仍被引用的文章《启蒙死了，启蒙万岁》。文中，他提出了“直面现象”的方法论：“大量地学习理论，之后可以有所‘悬置’，再以深厚的理论所塑造的知识传统和支援意识去直面现象，这样才可以有所‘体悟’。”

对于中国复杂社会现象的直面与把握，汪丁丁说自己得益于两位同属一代的友人——一位是“中国最优秀的调查家”、经济学者周其仁；另一位是“中国最杰出新闻企业家”：媒体人胡舒立。

1996年，汪丁丁回国任教。在北大朗润园里，遇上刚从美国归来的胡舒立。这位外媒眼中的“中国最危险女人”刚从别人手中收购了一个刊号。开车送汪丁丁回家的路上，她邀请他为草创中的《财经》杂志写文章——从此，他和胡舒立团队合作了整整15年，先后担任《财经》、《新世纪周刊》的学术顾问。

《财经》创刊头几年，暂住在母亲家的汪丁丁只要无事，就骑着自行车或坐3路无轨电车去《财经》办公室“义务上班”。他在编辑部赶稿子，参加编前会，旁听选题汇报，给新来的记者上课，跟着记者去采访社会边缘人，亲眼目睹了“小姐”们身上被香烟烫出的一个个伤疤……

截稿当晚，他常常充当“倚马可待”的写手，以半小时一篇的速度赶写评论。等凌晨3点新一期杂志送进印刷厂，副主编王烁累得在条凳上呼呼大睡，汪丁丁就在一边看书，坐等黎明到来。

19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进入“腐败”高发的初期，军队经商、小煤窑矿难、黑帮、股市中的黑金操作……通过参与胡舒立团队的事业，汪丁丁说自己不再是林语堂自嘲的那种留洋归国人士——“坐在玻璃轿子里穿行在街市上，对中国社会看是看到了，但是不理解”。

在《财经》，汪丁丁参与主持“高端对话”，和吴敬琏、易纲、许小年、李剑阁等轮番进行有关改革和经济问题的讨论，话题涉及医疗、教育等等。1998年，他和吴敬琏有过一次“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对话，两人谈到对中国出现“裙带资本主义”苗头的忧虑。

在汪丁丁的提议下，专注于主流市场的《财经》开辟了“边缘”栏目。“在主流市场外还有一些边缘的弱势群体。我们的自由主义不是简单的自由主义，它必须顾及到中国社会的底层，然后才可能有健康的市场经济。”他坚持写，一直写到繁重的教学让他再也没有精力兼顾。

在“边缘”，汪丁丁写过出租车份子钱、食品安全、卖血和教育乱收费，还有“英子”。英子是哈尔滨一位高位截瘫的残疾人，她的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先后自办“贫弱女子扶助所”、“爱心热线”，终因生计所迫转向色情电话服务。1998年，她被警方拘捕。

《英子》一文在海外引起反响。日本、美国以及在华的一些外籍人士打电话到编辑部，询问作者为何人，他们如何能帮助到“英子”。

汪丁丁提出的“复杂的自由主义路线”，也成为胡舒立团队对外标识的一个基本价值立场。“丁丁对中国现实有一种深切的关注，同时又保持着一种适度的距离。”王烁说，“这和我们这种每日面对社会现实、关注制度变迁的媒体正好相得益彰。”

王烁如今是《新世纪周刊》执行主编。他与汪丁丁相识于1998年《财经》创刊之时。他认为，汪丁丁对于他们的首要价值，在思想交流层面。早期，他和胡舒立会和汪丁丁定期会面，谈论各种话题。“这种交流非常重要。”在1990年代末，关于改革有过一段比较剧烈的辩论时期，他和胡舒立从和汪丁丁的理性讨论中理解了不少。

随着杂志和胡舒立本人的声名日隆，《财经》在各界享有广泛的人脉资源。然而，王烁认为，优秀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好找，像汪丁丁这样能和各种思想、观点进行“有效对话”的学者却非常罕见。

“在国内，对重大议题持不同看法、学术渊源不一样的学者很多。但是，丁丁有一种多元的学术背景，以及他的超然姿态，和现实的距离，使他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在国内经济学界比较被各方尊重与认可。”

每每和记者谈及胡舒立团队，汪丁丁都会用一个富有情感色彩的词——我们。“没错，我们当然是要改变中国！我们的目标就是推动中国，参与变革，这是我长期参与胡舒立团队事业的一个个人目标。马克思说得很对：真正的目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

书生的行动  

“闲云野鹤”，是朋友们最爱形容汪丁丁的词。韦森说：丁丁是住在山上的人，“偶尔下山，到集市上来转转看看，然后又回他的山上去了。”但从2008年起，这位20年来在书斋里批判社会的学者转身成为一名“行动者”，投入到一场挑战现行高校教育体制的“革命”中。

在渤海之滨的东北财经大学，汪丁丁和他的同道们在进行着一项“跨学科”教育实验。它着眼于应试教育和分科教育制度的弊端，倡导一种“问题导向”的跨学科教育，融合早期儒家教育和当代西方教育。用汪丁丁的描述，其目的是——“培养有灵魂的专家”（马克斯·韦伯语）。

构想形成自2002年。那时，汪丁丁回国任教数年，对中国大学教育体制有了很多批判性意见。在浙大同事“请一顿杭州最好的日本料理”的激励下，他给时任浙大校长潘云鹤提交两份方案——《转型期中国社会学科研究纲领》和《跨学科中心的设想总纲》。

方案几年未见推行。在东财领导的支持下，汪丁丁把“蓝图”挪到大连。去之前，好友周其仁劝他：丁丁，咱们只管唱戏，大学就不要去碰了，你一个书生去做，会碰到很多问题。汪丁丁说自己就“不管了”，因为“说什么改造社会，都没有比教育来得彻底”。

从最初的师资招聘，到跨学科实验班入学的笔试面试，到课程内容的设计，他都亲自制订把关。按“遮蔽灵魂的东西都去掉”的主旨，实验班第一年只设基础课。除本校资源外，他们举办由外校教授主讲的跨学科系列讲座，请来大连图书馆的老学者给他们讲《论语》、《大学》等儒家经典。

实验班第一年就遭遇“滑铁卢”。2009年国庆节前夕，他们接到校方通知，实验班必须参加一周后的保送研究生考试。仓促应战，大多学生在考试中遭淘汰。

“可惜啊，其中有头脑特别好的。”汪丁丁痛惜。第二年，他们就学得聪明一些，“被体制征服了，调整课程，适当加大专业课比重，让他们能够适应保研考试。”接着又有新问题：跨学科中心不被允许按自己的综合评估标准来筛选保研名单。于是，“又刷掉一批德才兼备的”。

每年都有“鸡飞狗跳”的事件发生，师资、保研、直博、教学评估，各种资源的争夺与较量。这让毫无体制内经验的汪丁丁时常觉得力不从心。沟通，吵架，吵完再道歉。助手意味深长地敲打他：“汪老师，一减一可不等于零。”

“在我十几年的批判里，官僚化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几年下来，我越来越感觉它是一个实体，各种既得利益盘根错结在一起，很复杂。”

最琐碎、最鸡飞狗跳的部分，都由妻子小李去处理。她是他们的“政委”，下属们如和他有不同意见，都去找她说。因为汪丁丁一听就骂，骂他们是维护官僚体制。小李的手机一直开着，了解情况，兼做思想工作。

跨学科中心主管教学的魏宝社觉察到汪丁丁这几年脾气、性格发生了微妙改变，“长进很大。过去一提到官僚体制，他立马就痛恨不已。”汪丁丁说自己也在学习中——政治妥协的艺术，权衡利弊的实践。“体制内的改革不能太极端，要一点点来，每年推动一点。”鲁迅先生也说过：“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是要流血的。”

五年下来，当初纸面构想完美的蓝图在行进中已是不伦不类。汪丁丁不断地提醒自己和同事，不能清高，不能懒惰。“我们毕竟要从自己周围的工作开始改变吧？”

5年的学习和生活，也悄然改变了实验班学生的人生轨迹。

回忆起2008年进实验班的第一年，董加加说自己的大脑处于一种晕乎乎的状态。“很不适应，这么庞大的知识一下子涌入大脑，有这么多课堂讨论，要做这么多预备功课，还有这么多作业，这么多团队项目……”

半年下来，他就觉得和同寝室其他院系的同学没什么共同语言了，“我们都成了异类。”“不谦虚地说，相比原来的同学和朋友圈，我的视野要开阔得多。”

大二学完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理论，董加加一度觉得自己掌握了解释世界运行的完美工具。“现在，接触任何一种理论和学说，我都会思考它可能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这是跨学科教育所倡导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08级实验班的陈慧用“奇妙”来形容5年的经历和感受。“现在，我们的命运都被改变了。”

2012年起，第一届实验班的7名在读博士开始参与跨学科中心的教学。他们合作向大二的师弟师妹们讲“行为金融学”，从为“一个家庭妇女的理财问题”求解的现实问题出发，用一幅巨大的“心智地图”，从头到尾贯穿起金融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学、统计学、行为心理学、仿真学等二十多门专业课的知识。

“小老师们”新颖的教学思路、活泼的课堂互动气氛，让最有跨学科背景的魏宝社“自愧不如”，也让汪丁丁感到几分收获的欣慰。这几颗他眼里“最抗折磨、就跟红军万里长征一样宝贵”的“种子”将在明后年毕业。他们将全部留校，成为跨学科教育实验的后备师资力量。

董加加认为，6年中自己最重要的命题，还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问题”。他曾向汪丁丁请教如何找到那个问题，“汪老师是一个好的领路人，但他没有给我答案。”

四十多年前，梁漱溟总结说自己一生被两大问题纠缠：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作为仍身处百年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汪丁丁心有戚戚焉。

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中，他洋洋洒洒论证“社会正义”的重要性，从各个学科理论角度出发，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分配正义、社会福利等制度改良方案。最终，他却把求解“中国社会基本问题”落脚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只要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最后的落脚一定是人生问题。”随着年岁渐长，汪丁丁认为不一定是信仰，因为“信仰完全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他把人生的头号问题归结为“文化使命”——你到底“化”在哪个文化传统里，“因为只有文化才能让你有精神生活。”

“你说完全化在西方文化里，至少我不是，我那些在美国的同学朋友们也觉得很痛苦。你说化在中国文化里，经过‘文革’，中国的文化传统已经扫荡光了，我们都是成年以后才开始读四书的。”

在人生满一个甲子的2013年，汪丁丁完成了一篇十万字的长文《我的教育生涯》。他承认，在大连做的跨学科教育实验，是在科研上进行一种汇通中西的“新文化”创新努力，区别于完全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如果成功，那我就可以了却生死了。”

（参考资料：王元化主编《通向林中之路——我的故事》；《汪丁丁访谈：学术与人生》，叶航采访；《问题导向的跨学科教育实验汇报》,崔文杰整理。特别感谢东财跨学科中心高峰、崔文杰的协助）  

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徐琳玲

汪丁丁教授给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EMBA学员讲授《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人生问题与企业问题》专题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