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专栏提到，人民币加入SDR篮子，需要满足两项标准，一是中国的货物和服务出口占到世界前列，二是人民币是“可自由使用”货币（freely usable currency）。目前的情况是，出口标准已经完全达到，“可自由使用”基本达到。因为“可自由使用”有解释和判断的弹性空间，也是悬念的焦点。
先说第一条标准。2010年上一次评估的时候，IMF已经判定中国的出口总量达到要求，当时中国的出口就超过了SDR成员国日本和英国，位居世界第三。过去几年里，中国在全世界的出口份额继续增加，满足这一标准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条标准，也就是“可自由使用”，意指一个货币在国际金融交易中被“广泛使用”（widely used）和“广泛交易”(widely traded)。从IMF使用的官方储备占比、国际银行债务占比、国际债券债务占比、外汇市场交易量这几项指标看，人民币基本达到“可自由使用”的要求，数据上比现有SDR货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还有差距，但是和其他较为广泛使用的货币（澳元、加元、瑞士法郎）等差不多。可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势头刚刚开始，人民币的自由使用在上升趋势中。剩下的问题，就涉及到对这个标准的理解和判断了。

既然涉及到理解与判断，了解SDR的来龙去脉，应该是有必要的。SDR成立于1969年，是为了弥补美元危机下国际储备货币的不足，一开始有替代美元的意思，倘若美元不行了，用SDR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支持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初始的定价，1个SDR就等于1美元，由于当时美元和黄金挂钩，SDR也是和黄金挂钩的，1个SDR等于0.88867克黄金。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SDR也脱离黄金，转而依靠货币篮子定价。1974年定初始货币篮子的时候，定的就是全世界出口份额超过1%的16个国家的货币。1980年的时候，SDR的货币篮子由16种货币减少到5种，即美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英镑、日元。1998年的时候，由于欧元成立替代了德国马克、法国法郎等欧元区货币，欧元替代了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进入SDR货币篮子。2000年的时候，IMF决定引入“可自由使用”作为货币篮子的第二条标准。

简言之，从1974到2000年，SDR货币篮子历经两次变化，但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货物和服务出口量在全球的占比。可自由使用这个标准，是2000年才引入的。

现在，人民币加入SDR恰恰卡在“可自由使用”这一“新增”标准上。而2000年这个时间节点，蛮有意思的。中美于1999年11月15日签署了双边协议，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铺平了道路。次年5月18日，中欧谈判达成协议，中国加入WTO几成定局。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SDR的标准中加入了“可自由使用”这一项。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随后国际贸易飞速增长，很快超越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国，完全达到加入SDR的出口总量的标准（参见附图）。倘若没有2000年新增的这一标准，现在人民币已经完全合规了。行文至此，不禁唏嘘。

历史不能假设，却可以告诉一点如何看待“可自由使用”这一新增标准。“出口总量”是一直就有的指标，“可自由使用”是后加的指标。在没有“可自由使用”这一指标的时候，SDR也运行得很不错。单凭这一条，就已经说明了“可自由使用”并不是非加不可的标准。

2000年引入这一新增标准的时候，无疑是考虑了金融交易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以前货币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购买货物和服务上，因此一个国家的出口越多，其货币的用出越大，因为别人可以拿着这个货币来买你的东西。后来，国际资本流动和金融交易的越来越重要，货币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实物贸易上，还体现在更加广泛的“使用”和“交易”上，比如用作官方外汇储备、民间金融资产、国际贷款标的、国际债券标的等等，再比如可以在外汇市场上轻松交易，换成其他需要的货币。在此背景下，引入“可自由使用”，有一定的合理性。

需要指出的是，“可自由使用”应视为“出口总量”的派生指标。这一点，和金融交易是实物交易的衍生交易的道理是一样的。很难想象，这世界上会有一种法币，其经济主体的出口量很小，却被广泛使用（能想到的，只有黄金这种“天然”货币，但黄金是“天然”的，不是任何国家发行的）。一个国家的法币被广泛使用，一定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影响力大，除了以前的殖民国家，就是现在的出口大国了。其实，一个国家出口不多的话，长期看其货币的使用不会很广泛，因为别人拿着这个货币没什么用。毕竟，“货币空转”的现象不能持久，国内国际都一样。

所以，在“出口总量”和“可自由使用”这两个指标中，出口的作用不可低估，即便在今天金融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其实，“出口总量”大，是经济和贸易发展的结果。而“可自由使用”，是出口发展之后才可能发展出来的结果。换句话说，大量的出口应该视为一个货币可自由使用的前提条件。

当然，出口发展起来了，可自由使用还需要一些推动力。从这个角度讲，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观努力，还是需要的。

徐建国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