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科斯非常热爱中国，关注发生在中国的变革。2008年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由科斯教授用他个人获得的诺贝尔奖金独自支持。在会议闭幕式上，他的致辞中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

2013年9月2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易成本理论提出者罗纳德·科斯辞世，享年102岁。

9月3日，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携新书做客腾讯思享会，现场回答主持人关于科斯的提问时，周其仁教授说，他喜欢科斯的经济学，因其最少含有教条，很少给出结论。科斯强调中国需要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创新乏力的症结之所在。

周其仁教授认为科斯的提醒非常重要：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要增加和培育社会的宽容度，必须扩大思想市场的自由。

以下为文字实录：

杨子云：你刚才提到“交易成本”这个词，让我想起这个概念的创立者，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先生，昨天他离世，102岁高龄。他非常热爱中国。我记得在2011年的财经年会上，他有一个视频致辞，致辞中他说：“中国现在需要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它是偏狭与自负的最好的解毒药，有助于培育宽容开放的社会”。您怎么看他的这个说法。同时，他的这段话，对中国的未来有着什么样的警示？

周其仁：今天从清晨开始，不断有消息过来，科斯逝世。当然，102岁是一个很高的寿命。原来科斯计划今年10月造访上海。他非常热爱中国，却从没来过，102岁了，还想跨越重洋到中国一趟。2008年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讨论会”，是他个人用他获得的诺贝尔奖奖金独自支持的，他在致闭幕辞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原句是“The struggle for China is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编者注）。他对中国的变革寄于很大期望。

这里头就涉及到他最后的一本著作跟王宁合作的《变革中国》，梳理了中国整个改革过程。最后一章节说到中国下一步，因为劳动力成本在提高，一定要走提高生产率这条路线。生产率要提高就要有想法。什么叫创新？创新不是仅仅限于一个领域，而是社会氛围的产物，让人们百无禁忌的往一切方向去探索，这个情况下才会有好主意，好主意可能变成商业运作，改变整个产业面目，改变人们的生活效率，然后把经济提高到一个新平台。他认为中国下一步要走生产率主导的提升路线，不是靠低成本优势在全球立足。他提出思想市场非常重要，要有活跃的想法。如果这方面的管制不当，对中国的下一步发展会有严重的障碍，这是他那本书的一个蛮重要的结论。包括2011年给《财经》年会致辞时提到的东西。

这两天都在写悼念科斯的东西，我们应该为科斯讲点什么。很多朋友提到“思想市场”这个概念。我特地把这本书找来。最早是科斯1974年的一篇论文，1973年美国经济学会组织了一个专题讨论：“第一修正案的经济学”。美国宪法有若干个修正案，其中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言论自由跟经济学有什么关系？美国经济学会专门组织了一场讨论，科斯有一篇论文交给讨论会，后来发表在美国的杂志上，这篇文章有中译，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其题目是《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这篇文章被美国很多媒体界的人批评。他讲的是在美国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悖论：多数人特别是知识界、新闻界、学术界认为思想应该高度自由，应该百无禁忌，法律应该充分保障思想的高度自由，这在美国知识界大概是一致的意见。但同时知识界、特别是媒体界，很多群体认为对商品市场应该加上很多管制，因为商品市场有信息不对称，有虚假消息，可能形成诈骗。里头有非常趣的是广告怎么处理，各国对广告都有管理，那广告是不是言论自由？是不是应该受第一修正案保护？这是很有挑战性的问题。科斯的意见是，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没有什么不同。科斯挑战了美国主流社会这样的一个悖论：思想市场是高尚人士从事的活动，应该有足够的自由，商品活动等而下之，里面充满了卑劣的利益诉求，所以恰当的给予管制是应该的甚至是必要的。科斯就挑战这个想法，认为这两个东西没有什么不同。第一思想市场由很多个人想法推动，很多人发表的言论不管是怎么声明为了全人类和全社会，实际上是表达他个人的想法，跟一个商品者要表达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同，在道德上没有高下之分。这是他的基本看法。第二，他认为这两个市场里既有需要管制的内容，也有需要减少管制的可能。到底是什么领域要加管制什么领域要减少管制，科斯一贯的立场是依成本而定。

所以科斯的经济学很难掌握。他不是黑白分明，管制等什么都不要，而是让我们自己看看：管制需要花代价，允许市场、产业、产权发挥作用也要有代价，就是比哪个代价低，两害相权取其轻，决定了人们的制度选择。我喜欢科斯的经济学，是因为他最少含有教条，他的经济学很少有结论。任何事情只有好好地懂它才能得出比较恰当的结论，他的看法：思想市场也罢、商品市场也罢，由同一个框架、同等对待比较好。

他为什么特别强调中国要有思想市场？可能他看到中国的改革，因为我们的经济改革走在前面，经济领域的自由度比较大，但在法律、政治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在这种偏差的情况下，他提出中国需要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是针对中国的情况。当然他本人没有来中国，但我相信他的助手王宁给他带去了很多情况，他根据这些情况的梳理做出判断。中国在这商品和思想者两个市场的自由度上，要注意扩大思想市场的自由，这是我的理解，我相信这个理解有道理。

看这一波中国的出口下降，越南和其它国家在出口市场的增幅明显增高。我们这一波优势已经显著收敛，中国下一步走什么路？要知道增加工资没什么关系，只要生产力比工资涨得快就不怕。重要的是怎么让生产率提高？靠科技创新。但什么叫科技创新？要科学革命。

17世纪科学革命是要把中世纪的神学束缚打开，像中国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样，要重新审视很多基本关系，形成新的想法，无论对自然界、对技术、对社会，在这个自由的氛围下冒出点子。如果一个社会里没有思想的自由，指望想出新技术是不可能的。新技术的产生是研究相关的技术、科学，需要社会资本，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自由的氛围。

回过来，蛊惑人心、胡说八道怎么办？我们在文化上参差不齐，如前一段时间媒体披露的王林大师。一到民间，会发现大师还真不少。这就回到1973年科斯的论文，是不是百无禁忌要考虑，但这里面要找到平衡点。

我同意科斯的观察，中国总的来说是仿照性经济。通过开放红利，利用我们相对低的劳动力成本把人家的东西做了，这无可厚非。因为后发国家一开始搞经济时都会走这条路。比如英国的汽车公司曾诉美国的汽车公司侵犯专利，美国的法官判得很有意思：汽车外观是公共知识，没有产权。不受理。

我相信模仿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但必须为下一阶段做准备。

科学技术创新的兴起需要有宽容的思想环境，我们当然希望冒出很多好的点子，但未来不确定，怎么知道哪个点子是好的、是对的，只有冒了、试了、做了才知道。所以中国的发展要增加和培育社会的宽容度，没有宽容度在创新上是难以领先的。这点科斯的提醒非常有道理。

我们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中国功夫了。

你要问我中国是否已经有一个思想市场。按我的观察，这个市场早就有，但是否高度合法，能否吸纳到体制里，成为得到法治保护的思想市场、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这是一个难题。我认为最大的问题不是中国人没有想法，没有讨论问题的习惯，没有百家争鸣的习惯，而是我们过去多年习惯的思想管理模式，如何一步一步与今天的实际情况适应，这是很大的挑战。纵向看，我是审慎乐观的。总的来说，现在大家可以讲不同看法、讲不同意见，我这个年龄讲这些，真是有点忆苦思甜了。

（本文依据讲者现场录音编辑整理，未经讲者订正。欢迎完整转载，并务必注明来源：腾讯思享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