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有两条路线，从产品往上打，还是从原理往下打；盯住顶级享受，还是致力于大众富足？往未来看中国的创新，上行方兴未艾，下行崭露头角，越来越有看头。

2016年下半年，周其仁教授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暑期参加“美国积木式创新深度考察之旅”，秋季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研究纽约城市管制创新经验，期间还参访德国工业4.0，并到德州奥斯汀和纽约州奥尔巴尼一探“Brainbelt（脑带）”之究竟。年底回国，迫不及待来深圳访问科创企业……

理解创新行为，是他2016年探查的一个主题。对于这个热议的话题，周其仁教授秉持他一直以来坚守的“真实世界经济学”，以一个猎人的耐心和敏锐，深入实地考察，将点点滴滴的信息渐次拼接成一幅“创新上下行”的草图。

1月13日，腾云智库邀请周其仁教授走进腾讯，分享他这一路走来的所思所得。早在十几年前研究电信改革时，周其仁已对技术革命的作用有所认识，认为正是技术进步突破了类似电信这样过去被认为有自然垄断性的行业，使市场竞争在这些行业成为可能。在中国经济遭遇转型压力的今天，他认为，创新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此次在腾讯学院，他第一次将大半年来在脑海中渐次成形的拼图完整描述。当然，这仅仅只是一个轮廓，大图和细节有待日后持续迭代更新。

以下为周其仁演讲，由腾云整理发布。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资深讲席教授

各位好。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重叠程度很高，越往将来看，越浑然一体。所以，研究经济不能不关注创新。在经济学里，也早有这项学术传统。不过现在讲创新，比较容易讲得高大上。这有好处，能引起极其广泛的注意，动员更多资源投入创新性活动。不过讲得过于高大上，也可能不利于我们理解创新行为的本来含义。

探索、发现与尝试，早就占人类行为的一席之地

《史记》里记载，始皇帝想长生不老药，有个叫徐福的方士迎合上意，称海外有三座神山，他“愿请延年益寿药”。皇帝大乐，派童男童女数千人随之出海求药，结果没了下文。九年后秦始皇再次问起，徐方士报告说上次没成，是因为海中有巨鱼，于是始皇帝加派皇家射手一起出海。不过这回徐福带着船队跑了，据说到了琉球甚至日本本土，“止王不来”，彻底有去无回。

这个故事与今天讲的创新，好像完全不相干。但是不是也有一点元素在里面？我觉得还是有的：人们为获得现实中无、但希望有之物，去寻找、去发现。这个元素，怕从还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就开始了，说人类与生俱来，也不为过。

找不来现成的长生不老药，延年益寿的念头是不是就此放弃？没有。大家看第二张图，那是在干嘛？炼丹——既然找不来现成的，那就尝试发明、制造。据记载自东汉始，我国炼丹活动就比较发达。当代有学者认为，“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起源”。

从寻找、发现到发明，这类活动延绵不断至今。我用这两个故事开头，说明创新元素早就包含在人类行为里，只不过它和迷信、荒诞的胡思乱想一直分不清楚，且探索未知的主要方法是靠经验，靠不断试错摸索，靠归纳总结。西方世界亦然，其古代文明从目前记载看还不如东方。

举航海为例。陆路上有指南针就可以了，沿大陆的近海航行也可以对付，但跨洋航行不但要辨识纬度，更重要的是辨识经度。1714年英国国会通过著名的“经度法案”，由议会设立巨额奖金，征求一种“切实可用的”经度测定方法。当时有两个技术方向：一条是天上路线，那就是读准天上的钟，靠希腊天文学家以来对星星位置的认知，为在大洋上行进的船队定位。另一条是地上路线，精读地上的钟，由钟表匠制造走时精准的钟表，通过准确的离港时间来确定船队所处经度。这里的关键是，怎么才能有一座精准计时的钟，在颠簸航行途中确保准确报时。最终，钟表匠走到了天文学家的前面。英国钟表匠哈里森前后花了32年开发了当时最精准的时钟H4，解决了大航海的关键技术难题。

对比H4和古代炼丹，这两个活动都是基于经验，都从实际难题出发，不断摸索、反复试验，直到解决问题。从认知路线看，其实属于同一类别。但是再往后，天文学家所代表的科学家或科学认知路线，开始崭露头角，并走向科技创新的中心舞台。

请看这张图（来自《富足》附录1）­­­­

从长期来看，人口增长离不开技术支撑的经济增长。图上全人类人口增长一直很平缓，但从希腊罗马时期开始抬升。为什么？希腊城邦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元素，那就是学者们提炼概念、提出命题、经由逻辑推理、对话辩论等一连串思维活动，来猜测世界的本质，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联。这是科学发现的萌芽，开始与技术发明及应用并不相干，但隐含着技术发明另外一个非经验路线的新源泉。罗马人推崇希腊理性，提升了古代文明。其实，差不多同期在我们的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思想极为了得。不过，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科学驱动创新还远不成气候。

大家看图，要到16世纪－17世纪之后人口曲线才显著上升。相应的，就是第二次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蒸汽机、铁路、飞机、微生物、计算机、原子能、个人电脑等等等等相继爆发，再向上就是基因组、互联网。科技创新加速，概括到一条，就是科学发现替代经验，在创新中发挥越来越决定性的作用。现在我们讲创新，一般要加个定语“科技”，全称是科学技术创新，“科”字当头，很说明问题。

偏偏在从经验创新转向科学驱动这个关节点上，中国被西欧拉开了距离。有本澳大利亚学者写的《极简欧洲史》，讲到欧洲能走出沉闷的中世纪，有三个圈圈很重要。

1、十五世纪：文艺复兴——言必称希腊

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思想潮流的一个反思。中世纪教会和教皇外加政教合一，禁锢人们思想，只能服从权威，服从上帝。一些集聚在意大利的学者和艺术家不满此道，通过研读希腊圣贤著作找到了一条思想解放的出路，那就是文艺复兴。其隐含的意思是，古代希腊学者们的见地很了得啊，那就不要言必称上帝、言必称教皇、言必称权威了吧。

2、十七世纪：科学革命——希腊人错了

文艺复兴提振了人类对自己、对自己头脑的思考能力的信心。“言必称希腊”久了，也激发后人认真思索，希腊人讲的究竟是不是全部正确？这一来，科学革命就开始了：任何命题和结论，都可以、也应该、最后是唯一地必须经由实验检验！人们发现希腊人讲过的很多话是错的，如希腊人猜测宇宙的本质是水、是土，还有希腊天文学家认为太阳围着地球转。这就开启了科学传统：不管是谁说的，包括自己猜想出来的，都要设计一个实验来检验，检验、检验再检验，通不过的就要修订或推翻，以此才能逼近真理。

相信这套的人凑到一起，就形成一个科学家共同体，一个科学传统。大家意见虽然不同，但认知规范是一致的，就是由实验来检验猜想到的规律（因果联系）。这与从古就有的经验摸索式的创新之道，有一个方法论上的不同：基于观察，发现问题，但不是仅靠归纳总结，而是从反常现象找到切入点，突出人脑的长处，想象、猜想、推断，然后经受严格检验。人类认知世界的另一套武功正式形成，那就是科学革命。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科学发现——譬如地球围着太阳转——与流行之见，特别是与教廷认可的日心说相抵触时，怎么办？这是那个时代不少科学家最为纠结的问题。因为原本偏安一隅、倍受挤压的基督教后来与世俗权力结盟，成了再不容质疑的人类精神禁锢，成了遍布欧洲的教会势力维系既得利益的保护伞。当时教会利用所控制的圣经解释权，开发出一款 “赎罪券”，谁买到它就可以赎罪免下地狱，后来甚至让教徒给他的家人、子孙后代买“赎罪券”。于是民间财富大量地流入教会，供养教廷的腐化和奢靡。这时候冒出一位马丁·路德，秉承德国人的较真与执着，修了希腊文、拉丁文，读圣经原典，发现圣经并没有授权教会垄断圣经解释的权力，人们信仰上帝也不是非经过教会才成。他打破了教会对圣经的垄断，发动了宗教改革。这场改革在政治社会结构上解构了中世纪老欧洲，也在精神方面给科学革命增加了动力。想想看啊，创新首先要有新的想法，要提出新想法，总可以怀疑流行之见吧？要是不容怀疑，哪来创新？

创新上下行：原理—技术—产品

2016年11月去德国访学德国工业2.0，第一站在汉诺威。恰逢莱布尼茨去世300年。他在那个年代是一位天王巨星级的科学家，被德国人尊为近代的亚里士多德。他和牛顿各自独立发现微积分，到今天也是全世界高等教育的必修知识。在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举办的一个讲座上，一位90高龄的老教授为我们介绍莱布尼兹。其中讲到，莱布尼兹曾研发了第一台可做加减乘除运算的计算器。老教授一边演示，一边讲解莱布尼兹那么珍惜时间，为什么花十几年去开发这么一台今天看来颇为简单的计算器？他投影了一段德文原话，原来莱布尼兹认为，人不应该从事像计算这样单调重复的工作。这可是300年前德国学者的认知！人要做创造性的工作，主要就是发现世界的规律，认知自然界和社会的工作原理。

然后，为了把科学发现应用于造福人类，就要发明技术。因为原理级别的认识固然重要，但要利用原理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实际需要，还要克服一系列技术困难。人类早就看到鸟儿在天空自由飞翔，也早就心向往之，后来又发现了诸如空气动力学这些原理级的知识，但真正要实现飞上天空，还要攻克无数技术难题。再下来就是把技术组合成一个个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这样看，原理、技术、产品，就构成创新的三个环节，形成一个往复运动的闭环。

那么，什么是创新上下行呢？从需要的产品出发，往上走去寻找技术，没有现成技术就发明，再向上琢磨什么道理、什么原理，最后推动原理级的科学发现。这是一条上行路。还有一条下行路：从好奇出发，或“为科学而科学”，还根本不知道有没有用、能不能用，先把原理级思维拿出来，然后发明能应用的技术，最后做成产品。

下面我们各举一个实例来看何谓创新上下行。

第一个实例是原子能和原子弹。它是先有论文的，一位德国学者1937年发表了论文。过去的炸药基于化学变化，但原子结构特别是原子核没有变。但学者发现，原子核一旦有变，将产生巨大能量。所以呢，核的裂变与聚变，是先有科学发现，写下原理。这个发现成立不成立呢？学术圈先讨论。至于能不能应用？那还要看条件：法国英国忙于对付希特勒，他们的原子能科学家，加上从德国跑出来的犹太科学家，最后跑到美国，说服罗斯福总统立项“曼哈顿计划”，才解决技术难题。最后第一代产品就是一个小胖子，一个大胖子，投到广岛，结束了二战。这是一个从原理到产品，创新下行的经典例子。

上行经典当然首推苹果。乔布斯算不上科学家，但恐怕是产业革命以来最好的产品牛人。他对人类的需要、对人们自己也讲不清楚的潜在需要，有过人的感知。他还特别坚持产品品质和使用体验，非达极致绝不罢休。苹果模式是从产品出发去找技术、找零配件，以此驱动技术发明、并带动原理级别的科学发现。那就是上行了。

既然有下行也有上行，那么创新行为就有的选，可以上三路向下打，也可以下三路向上打。上面讲到我们中国古代文明很灿烂，学术思想也了得，可惜没有发生西欧中世纪之后的那三个圈圈，特别缺乏科学传统，遭致近代落后挨打，在现代化建设上沦为后来者。这也决定了我们的创新，更重于从需要、产品、结果向上找技术、找原理。这次来深圳看科创经验，绝大多数故事，都是从产品出发向上打，或者用大族激光高总的话来说，属于“逆向创新”。我们腾讯的故事，是不是基本也属于上行范畴？不过深圳也开始有了从原理向产品发展的新苗头，象我们已经约好了的，明天要去访问的柔宇公司，那是刘博士先写下论文，有了原理级发现，再解决技术难题，最后做成产品的。往未来看我们国家的创新，上行方兴未艾，下行展露头角，越来越有看头。

四大动力，缺一不可

其实不论科学发现、技术发明、还是产品设计制造，还原到行为的动力，就是《富足》那本书里提到的四大动机。第一个动力是好奇。这是人的天性里头就有的，人是万物之灵，天生就有这个偏好。第二个动力是财富。开发一个产品、开发一个技术，或发现一个原理，如果可以带来财富和自由，这是一个非常普遍且强有力的动力。第三个动力他说是“恐惧”，读下来主要讲国家安全。罗斯福为什么搞曼哈顿计划？因为恐惧————要是希特勒先掌握了原子弹，二战命运可能是另外一个模样。其实军备竞赛既是经济竞赛，更是科技竞赛，这是推动科创的非常重要的力量。以色列、硅谷还有波士顿创新面对的需求，并不仅仅限于市场需求，还有国防需求。第四个动力叫人生意义。这就比较讲情怀，人生要有个意义，要给世界留点有意义的东西。

科创发力，哪一个动力也不能少。科学发现从根本上由人类的好奇心支撑，但科学家也要吃饭、生活，实验要有设备，在还没发现成果之前要有持久的投入。这就需要财富，才可以动员千军万马转到发现核发明。至于所谓的“恐惧”，其实是群体、国家之间竞争的派生物，其直接出发点并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安全保障和有效威慑，尽可能拥有人无我有的杀手锏。最后，通常在前三项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总有一些人追求人生意义，希望给世界留下有价值的贡献，其中就包括发现与发明。

这四大动力，或强或弱，在哪里也总是有的，不过受具体条件限制，动力的配置、发挥、组合的状态有所不同。我们讲打通科技创新的经脉，首先是在现实约束下，恰当配置动力，选择合适组合。这个方面也要借鉴他国经验。比如以色列，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都小，但教育根基厚、科学人才优秀，集中于原理级发现和关键技术开发，在前沿尖端科研领域占一席之地，产品和产业就借助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市场。

前年访学以色列，去之前我有一个疑问，以色列人那么信上帝，怎么同时做到科创能力位居全球前列？去了听一位拉比讲解，原来犹太教的圣经里说，犹太人是上帝选来与上帝角力的——那就可以与上帝扳手腕，而不仅仅只是顶礼膜拜、下跪磕头。这是以色列创新能力的精神源泉。他们普遍重教育，但最看重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是敢于发问、追问不止的探索精神。据说犹太母亲见孩子放学，会问“今天在学校问了好问题吗？”

美国作为创新强国，动力配置更为齐全。那里一流大学多，科研实力强，资本雄厚，金融服务健全，还在全球争霸中形成国家对科技的超级追求，有能力汇聚全球好做科技梦的年轻人。好奇、财富、恐惧三强，追求人生情怀的就比较多。你看特斯拉老总岁数不算大，但选商业方向，一律事关人类命运。去年暑期参加我们院的朋友、老师和校友组织的美国积木式创新深度访学，在硅谷、LA、以及波士顿128公路周边，一共访问二十来家科创企业。回来补记观感，一共两句：“百无禁忌想，脚踏实地做”。大家知道，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劲吹”，到现场才有感悟，那股风可不单单只在校园内劲吹，而是校园内外、大学之间、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金融资本市场全覆盖，浑然打成一片。看来大国科创，动力齐备之外，还要加上打通经脉，上下行浑然一体，才有大成。怎么做得到？集聚、汇拢，高密度、高浓度、高质量分子互激互动。

顶级享受与大众富足

从原理一路做到产品，事情还没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就是很好的产品，还不一定等于好的商品，更不一定能流行开来，成为潮流。那样的话，也谈不到造福人类、改变世界。产品转商品，要研究市场的规律。

过去讲产品生命周期，其实是商品生产从开发、上市、到大批销售，达到顶峰再衰减，都有个顺时间而变化的过程。科创产品有没有周期？恐怕也是有的，虽然新技术譬如互联网的出现，因为有一个网络效果，可能改变产品周期分布变化的图形。大家看标准的产品周期示图。

回到我们开头的故事，为什么秦始皇差人去寻长生不老药？普通百姓不想延年益寿吗？当然想。但想也是白想，因为没那个财力来支持欲望实现。所以一般规律，商品刚上市，没有规模经济，卖价不能不贵，唯大富者才能享用；随后，技术成熟，生产上了规模，渗透到中产人家；再成熟到大规模生产，普及到中下收入阶层。

从这点看，科创产品走市场路线，还有另外一个上下行。这里所谓上行，就是创造顶尖享受，“极致体验”，带来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消费快乐。其实人类历史上的能工巧匠一直努力在做这件事。不过很遗憾，服务对象总是那么一小撮人，皇公贵族、大富大贵之流。但是从技术、工艺、品质等方面看，挖掘了人类包括想象力和动手能力的潜能。法国出了这么多顶级奢侈品公司，据《时尚的精髓》探查，主要源于那位穷奢极欲的太阳王路易十四。这位法国大皇帝有一招是同样穷奢极欲的中国皇帝没有的，他允许皇家的能工巧匠也在市场上开店，把“皇家定制”当作一块牌子卖。演变至今，我们听说过中国大妈到香榭丽舍大道抢购包包，却没听说法国大妈到前门大栅栏来抢购西太后用的物件。这一点上，日本好像也随法国路线。我参观过一家十三代相传的株式会社————“印传屋”，专做鹿皮制品。历史上专为日本天皇宫廷供货，现在是顶级奢侈品牌，与法国牌子有得一拼。

关键是现代产业革命之后，中产阶级崛起，财富总量越积越大，但收入分配从“金字塔型”转为“葫芦型”或“橄榄型”。众多人口的温饱满足之后，继续增加的收入要找新鲜而高品质的享受。这时商品开发就有了新讲究：究竟是制造更高精尖的、更精致、体验更极致的产品服务，还是把原本只有大富大贵享用的产品服务，成为普罗大众都可及的产品？

这件事情，工业化时代美国企业做得好。也许是美国没有老欧洲那种社会等级制，既不出皇帝，也不出贵族，没有与生俱来的血统分层。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美国企业家擅长把欧洲皇宫贵族少数人定制的享受，用大批量生产的办法革命性地降低其成本和售价，以至渗透到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下面讲两个实例。

其一，老式剃须刀是一把折叠的利刀，要用好钢精心打造，价格当然不菲。且无法自己给自己刮脸，非有仆人伺候或理发师傅服务不可。但是到了二十世纪的美国，冒出来一个叫吉列的销售员跨界创新，把一体化剃刀一分为二，刀把归刀把，刮脸刀片归刮脸刀片。消费者只需买一个成本价的刀把，再每周买一片刮脸刀片，拧到一起就可以自行解决问题。那每周一换的刀片，一次性的，所以单价不高，可毛利率不低。当然是聪明的生意经，但由此庞大的美国工薪阶层都不用再去理发店刮胡子，只花费十分之一的成本就解决问题。到今天，吉列剃刀还是欧美市场主打牌子，中国城乡便利店，也遍布他的产品。

其二，大家熟悉的福特生产方式。全世界的工业化，总离不开流水线吧？那就是福特的原创发明。这位企业家在100多年前就有一个想法：要是每个蓝领工人都能买得起一部汽车，那汽车市场总销售量将非常惊人。如何让工人也买得起汽车？就要大幅度降低单价，大幅度降低汽车的制造成本。他是先有这么一个念头，才发明了生产流水线。据说福特流水线年产一万辆车时，其他股东开心非常，唯福特说，我的目标是一天造一万辆！低单价、大批量，质量还不能次。他们当年那款T型车，什么烂路都可以跑，否则也做不到单一暴款。 

小结一下。今天与各位分享的“创新上下行”，有双重含义，一是创新的认知路线，是从原理发现、技术发明到产品生产呢，还是从产品上溯技术、再上追原理。二是让产品转化为引领市场潮流的商品，是向上追尖端品质的产品与体验，还是掉头向下，让似乎只能由高大上人口享用的产品和服务，流落寻常百姓家。双重上下行，都是科创行为，都要讲行为的动力配置。大国没办法，各类动力缺一不可，还要混合配置，把两个上下行的经脉一起打通。我这两周在深圳南山区访问，看到不少精彩故事，回去要好好消化，有了领悟再找机会向各位讨教。

Q&A

Q：之前我知道您对产权制度有很深的研究，这几年看到整个互联网势头起来了，新经济、共享经济在很多地方被提及，我知道您在一些场合对共享经济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新的事物面前，传统的经济学是不是也在做重新思考，以前的那套解释系统还适用吗？

A：你观察到什么现象把原来的道理打翻了？分享经济不是免费经济，分享经济的由来是人类生产的物质产品越来越多，而使用产品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产品大量闲置，要加以充分利用，但信息成本太高，别人怎么知道我有东西闲置？还有第二个问题，我把东西给别人分享，他会像我一样好好用吗？信用成本更高。由于这些困难难以克服，经济增长带来环境压力，同时大量物品闲置。

其实在电子技术没有起来之前，分享经济早就开始了，邻居之间是可以借东西的，因为大家一起住，彼此之间有感情和共同道德，不会差哪去。亲戚之间也会借东西，还有一些租赁行业早就开始了，但它不普遍。到工业革命之后，东西越多，每样东西用得越少。

障碍就是两条，第一是我怎么知道供需是可以搭配的，我不用的时候谁要用。比如说摩拜，如果没有这个技术，我哪里知道哪辆车空着，它在哪儿，现在我还可以把它预约住对不对？这在过去是做不到的，需要海量的信息，必须信息技术进去之后才会发现。

发现以后，问题就是产权的规则。产权和使用权分离，因为有产权，你还是要付费，要承担责任，如果你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共享经济很快就会销声匿迹，因为资源经不住损耗，人的行为会变异。

这两个问题滴滴都解决了，所以火很快就着起来，第一步是出租车，第二步是私家车的一部分。

但中国人的airbnb，就比较麻烦。中国人的家让别人来住，你也担心他也担心。我这次去美国到处住airbnb。美国人当然很爱自己的房子，但是，他相信在你这种收入水平下，你来住不会会把家里的痰盂搬走。所以经济和文化要要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建立这种信任 。

所以归总起来是信息成本问题，怎么甄别？是否能建立信任？互联网带来的进步是在更高水平下，让产权交易规则得到更好的体验。

当然经济学现在还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免费经济。现在我们也在研究。

硅谷是开放式创新，和波士顿不同，波士顿全是专利墙，构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壁垒。互联网公司不靠这个，免费让大家用。那别人抄你，和你竞争怎么办？快速迭代。你学会1，我出来5；你出来5，我出来25。如果不能快速迭代，麻烦就大了。

免费，对于往下打是非常重要的。

那问题来了，传统经济有没有免费的？有些厂家为什么把奶粉送到妇幼医院，免费给新生儿使用？小孩喝一口就惨了，他对好的奶粉有依赖性。有的品牌为什么把洗发水送到女生宿舍？女生用了之后体验好就会买，还会为它打广告。

免费早就有了，免费和产权规则是不是绝对对立，这还要进一步研究。

德国大企业的研发模式，和以大学为中心的美国研发模式，也要比较。这里有一些产权规则的不同。拜杜法案的厉害就在这里，它也是产权界定。联邦的钱投资产生的专利应该是全美国人民的财富，为什么只给特定的人？它倒不叫国有资产流失，但美国也有这个担心，所以形成了大量联邦财产投资的研究发现被束之高阁的问题。有议员就出来行动了，搞出了拜杜法案——规定这类研发投入产生的专利属于大学财产；大学根据法律规定，有权把这些财产给中小企业使用，使用的时候可以收使用费。这下才把知识通向市场的整个环节打通，也刺激了中小企业的活力。这个题目我们也在研究。

Q：我有一个困惑，中国这几年新的科技不被公众所接受，公众和科技离得有些远，甚至公众在害怕、恐惧，甚至排斥一些新的科技，比如转基因、核电、人造鸡蛋。怎么解决这些冲突，您有没有这方面的思考？

A：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所谓创新，就是和大家流行的东西、习惯的东西有所不同，越大的创新引发的冲突越大，有的甚至带来世界观的变化，比如太阳绕着地球转还是地球绕着太阳转。

第二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需要有经验的积累。有很多东西不要指望一下子全国人民都同意，不要指望一上来就全国流行。

你看研究流行病的模型，一开始都在点位上发生。厉以宁研究产业革命时提出“发疹子”模型，疹子不是一下全身都发出来的，是一些地方先发再扩散。所以为什么高浓度高密度特别重要，一个局部先发展，有了效果再说服别人会更容易。

另外中国很多新产品的推行，在区域之间有很大区别。上海人赶时髦，什么衣服都敢穿，在这里光荣的行为到山西有可能被笑话死。

对所有新的东西都有两个态度，一种我就认为它是好的，直到你有证据证明它是坏的；还有一种，我认为它是坏的，除非你有证据证明它是好的。普通人对待新知天然会存在两种不同的认知态度。剩下就是就是密度问题。科学创新问题，特别是从原理出发往产品走，要面对的认知上的冲突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观察一个地方的创新能力，你要注意，这个地区积累了多大比例的主流思想是愿意尝新的，有问题也愿意承担一点的？还是要求百分之一百没问题，否则免谈？

中国好在是一个大国。深圳两千万人，将来中国一千万以上城市有十来个，以色列只有800万人吗？我们不要指望新旧之间看法一下子就统一，做不到。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问题不一定是科学认知，还有局部利益。不说转基因，垃圾治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冲突，这是社会治理当中的创新问题。人类最后要回答自己的困境，你要倒垃圾，又不愿意让垃圾放在靠近你的地方，最后人类群体之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你要找到机制来解决，这不是自然技术，是社会管理社会技术的问题。

还有一条对创新者非常重要——要善于去说服别人，优秀的人要找到说服别人的机会和路径。当然这里有高下之分。我们访问微信这个部门很有启发，微信的2B业务（企业业务）不是主要由内部团队去推，是接口开放、一套准则，谁去推，利益你们分。很小的队伍，成就很大的业务，这里包含着对人类社会的认知。

Q：中国近年在制度鼓励创新方面有哪些本质进展？这些措施是否有望在发展科技竞争力上让中国追上或超过美国？如果不行，那还有什么方式可以促进这种超越？这方面的中美竞争中，我们有哪些优势？

A：纵向地看，中国进步非常大。水平比，还有很大差距。我的看法有几条：

第一，科学的投入还是蛮薄的。我们有3000多家大学，但科学的投入远远不足。南方科技大学，基金会捐1个亿，承诺3个亿，就是很大的消息，美国一个系的捐赠都远远不是这个数。这是一个厚度，一个国力，当然还有国力配置的问题。这是一条可以让中国强大起来的必经之路，还是要从很多不应该放钱的地方把钱拿回来，把大学科研变得厚实。

第二，要把大学科研、技术、产业打通，现在还没打通，或者说打通得不够顺畅。

第三，好好研究拜杜法案，从立法上把一些关键的困难解决。现在是鼓励创业，但是一创业，就碰到很多问题没解决，比如知识产权。这些问题不解决，怎么把创新的口号落地？

第四，在我们的民间，在我们的年轻一代中，对科学的氛围不够浓，年轻人追歌星的劲头比较大，追科学的劲头还不够大。创新的出现要有一个全社会的氛围，要有一批乐于去发现科学本身乐趣和意义的人，这是我们跟以色列，跟美国尖端部队的差距。

我们去以色列感受很深，800万人看中国13亿人，好羡慕啊。我们天生就守着这个很大的市场，这是我们的强项，所以我们现在就先补短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