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2017年6月22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周其仁谈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就像煲一锅好汤，关键在浓度和密度》）

2017年6月20日上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资深讲席教授周其仁，在香港君悦酒店会议厅内对四百多位海内外政商学界知名人士侃侃而谈“煲汤”。

在这场以“共建中国的世界级湾区”为主题的粤港澳大湾区论坛中，身为主讲嘉宾的周其仁教授以粤港地区特有的“煲汤文化”为例，阐释了企业创新过程中的种种需求与动态——“创新就像煲一锅好汤，关键在于浓度和密度”。

他指出，以“0.6%的土地面积创造了中国13%GDP”的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要素聚集的“密度”上已经领先全国，但在要素质量、互动与融合等“浓度”上，仍与世界三大湾区有着较大差距。

他同时强调，粤港澳大湾区不应成为其他湾区亦步亦趋的追随者，而是要以自身的改革实践与创新思维，为时代寻找“世界级难题”的解决方案。

在周其仁教授看来，作为中国最具创新优势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更要考虑怎么能从并排跑往领跑转型。

要实现跨入世界级湾区的“关键一跃”，就需要打破无处不在的行政主导、权力驱动的资源配置模式，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用世界级资源，解决世界性问题”。他表示期待中国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大湾区能够煲一锅“创新驱动增长的浓汤”，以此来完成中国经济发展下一阶段应该承担的使命。

演讲结束后，周其仁教授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独家专访，深入阐述了他近年来对经济体制改革与创新生态机制等问题的观察与思考。

“我们被上一个 成功拖得太长了”

南方周末：您在今年年初的演讲中，曾经提到中国经济要靠“改革突围、创新突围”。为什么会用“突围”这样的概念？困住中国经济的“围墙”是什么？

周其仁：这座“围墙”就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这个话题已经谈了很多年了。为什么要转变？就是因为不可持续，消耗这么多的资源，对环境破坏这么大，难以为继。

但是这个问题已经看到了很多年，为什么还老在说？一说再说就是因为“出不去”，这不就是被围住了吗？

从大国的发展路径来说，早期外向型经济主导发展的时候，国内挣了钱，也就有了内需；然后通过壮大内需走上平衡发展的道路，是比较理想的发展模式。

但我们被上一个成功拖的时间太长了，在很长时间里维持着高额的出口顺差。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国家和地区也要面对国内贸易平衡的问题，所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下一步我们要维系高外贸顺差式增长已经不可能了。

一是成本优势减弱，这些年市场成本涨得快，非市场成本涨得更快。税收、社保比工资涨得快多了，我们的土地出让金增长更是涨得离谱，这就是问题。

第二是外部会反弹，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内外加到一起，依靠大规模贸易顺差增长的模式也不能持续下去了。

对这个问题认识不算晚，但解决可不能算早，久拖不决。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突破这座“围城”，还是就这么对付下去？

南方周末：可能的“突围”路径有哪些？

周其仁：中国在全球来讲还是有比较优势，只不过成本控制得低一点，比较优势就强一点。

那么能不能控制成本？成本当中一个是市场成本，随着经济增速放慢，市场成本会降低下去；但是我们体制性成本不采取措施不会自动下去——这里边既得利益太大了，这是一场硬仗。

还有一条路，假定成本不变，那你能做出新的东西来也行啊。人工贵了，过去是五千，现在是五万，五万做出附加价值高的东西你还可以生产嘛。像英国Rolls-Royce这种公司，从汽车做到航空发动机，英国的房价、人工多贵啊，照样可以做。

如果走这条路的话，就要向上“跳一跳”。我曾用三明治来比喻中国制造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中国是三明治的中间层，上面有发达国家靠独到性优势的高价产品，下边有比你更便宜的要素。中国产品夹在中间，就要往两头打：一头通过降低成本“往下打”；另一头通过创新“往上打”。

改革突围、创新突围，就是通过改革把制度成本降下来，延长我们发挥比较优势的时段，把这口吃惯了的饭再多吃几天。但成本总是会上去的，因为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已经从200美元上升到8000美元了。所以还是要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东西，也就是两头打。
做饼与管制

南方周末：您提到这一轮改革要改到“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相对于早期代工出口式的“简单市场”，今天的创新经济需要依靠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复杂市场规则所组成的“复杂市场”，在“必要的复杂性”和“低效率管制”之间，改革如何找到正确的推进方向？

周其仁：复杂市场有较多的管制。发达国家法律也多，律师也多，规矩也多，怎么看呢？那就看有多大的收益来消化这些成本。很多大收益很复杂，只要做出来的事情非常大，复杂一点没关系，付得起那个费用。问题是如果把事情搞得很复杂，但创造出来的收益却不够大，这种复杂就没必要了。

人类用于打交道的总时间比率越来越高，这个过程中，复杂化就意味着分工深化，意味着效率大幅度提高。如果过去挣一万美元，花一千块钱支付制度成本；现在挣两万美元，花了五千块制度成本，那不就赔了吗？说明你的效率是在下降的，如果做了三万的总收入，用了两千元的制度成本，看制度成本是增加一倍，但是收入是增加了三倍啊，这就划得来。

所以不能光看有多复杂，要看复杂以后带来了什么。复杂到最后，连简单的产品都生产不出来，那不就玩完了？我们现在就有这个趋势，麻烦增加了很多，但效果不佳。

规则也是服务于经济的，要服务于把饼做大，更大的饼是可以承担复杂的管理的。发达国家那些规则都会有效率问题，但有一条，磨来磨去以后，生产出一块很大的东西来。

发展陷阱是什么呢？复杂程度提高了，官僚增加了，麻烦增加了，总产出没有相应增加。就等于这块没有迅速长大的饼里头，要多耗资源去养官僚，养给你找麻烦的人，这就是错的。

从发源的地方找发展的支撑点

南方周末：您曾在国内很多地区做过调研，说深圳香港感觉跟内地不一样。怎么不一样？

周其仁：深圳特区成立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会发展到今天这样。所以当年形成了某种“筛选机制”：你如果对现状很满意你就不会来。

它给我们庞大计划经济体系中的很多人问了一个问题，“你满意了吗？”其实来的很多人在内地都是很有地位的，但是他内心不满意，不愿意按部就班，愿意再去试一试，闯一闯。

深圳是通过这样一个自然选择，把这些人选来当了深圳人，然后形成了一个地方文化特征，今天在我看来是最可贵的地方。

某种程度上看香港也有这个特点，香港当年是屈辱割出去的一块地，谁能知道它会变成贸易、港口、金融中心啊？谁能想到今天有这么好的生活条件啊？

这也是一种筛选和冒险，也要有一套体制设计，你不能排外，不能设置很高的关税，应该把贸易权给所有人，要最大限度地增加自由等等。

所以就像文艺复兴一样，从这两个城市发源的地方找到今后发展的支撑点。中国大多数城市都不是像深圳这样生长起来的，都很确定：省级、地级、县级，在确定的世界里进行的规划和行动，目标也明确得不得了。

深圳不一样，它成长的每一天都在面对着各种不确定性，而创新就是面对不确定。你怎么知道那个东西能不能做成？没有人知道，要猜要想。然后一个人是想不成的，大家会笑话你，所以氛围非常重要，你得在这锅汤里头，才有共同的味道，互相欣赏，互相容忍。这就是厉害的地方——不要认为创新可以“平衡发展”，创新一定是非均衡的。因为只有极少数地方才能符合这个条件，其他地方就是普及创新成果。
“从上往下打”和“从下往上打”

南方周末：深圳是全球创新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作为“创新节点”，深圳跟特拉维夫、硅谷等节点有什么不同之处？

周其仁：深圳有很多公司创始人和高管都在硅谷待过；也有很多企业都在硅谷设立分支机构。深圳还有一些公司在特拉维夫设立一个点，这非常有意思。就像硅谷的人跟周边的人打交道的频率，远不如跟特拉维夫的频率高。因为有想法的人总是和有想法的人泡在一起。

那么这些节点会不会各有各的特色？我觉得是的。比如日本东京横滨的产业基础很宽，大制造精密设备什么都有；我们这里就比较窄。而旧金山作为港口城市，对通信技术很敏感，同时美军太平洋舰队推动的军民技术融合也有很大力量，所以它在通信技术创新上很强；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由于处于半战争环境，所以创新产品都非常小，都是关键的机件或零部件等小微型产品，创业就是一个手提包。这些特点或优势形成后会自我强化，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本聚集到这里来。

相比之下，深港创新的模式首先来自早年“三来一补”，从学习港商管理开始，到为全球代工的富士康。大量制造企业通过外贸代工“练手”后，开始生产产品卖给内地市场。

比如大族激光，创始人高总是北航毕业生，当年南下，先在一家香港公司工作。老板有两台德国进口的激光机，坏了以后让他修，修完就搞懂了。懂了以后老板就问他，能不能用一半价钱给我搞两台？他就凭着这两台机器订单，到华强北找元器件开始创业。

大族激光就是这么起家的，起来后发现原来的产品太初级了，于是再去找高校合作、找技术原理、找基础研究、找院士——从已有的市场化产品学习和仿制开始，形成“产品推动”型的研发模式，从下往上打，是早期深圳创新企业的主要特征之一。

最近我发现在深圳也出现了“从上往下打”的创新模式，比如柔宇和华大基因，就是先通过基础研究“写论文”发现原理，再往下打通到市场应用层面，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欣慰的新现象。

南方周末：为什么认为从原理研究到市场应用这种“从上往下打”的创新模式值得特别关注？

周其仁：其实创新需要两条腿走路，而我们的企业多年擅长的是“从产品到原理”式的“从下往上”推进的研发模式，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市场风险小，企业可以挑卖得最好的产品去研究；而从上往下打首先要写论文做基础研究，先发现事物间的因果联系，再考虑把这种原理转化为产品。

比如原子能的基础研究，并非为了生产炸弹，而是发现原子级的能量比分子级大好几个量级，然后通过一系列关键技术和辅助技术的研发，实现了原子级能量的释放，也创造了原子弹和整个核电产业体系。

从市场到原理式的研发，产品创新思路容易从现有技术中去找灵感，从现有技术里去找解决方案。而从原理到产品式的研发，首先是对自然界不同因果联系的发现，这种因果联系的应用范围会非常宽，就像原子能研究创造了核电产业、半导体研究创造了现代信息产业一样，它的创新风险很高，而一旦成功也收益极大。

科学革命就是17世纪科学家们从原理研究出发，推动的世界性产业革命。最近出现的一种新材料石墨烯，就是2006年英国两位科学家所发现的，2010年就凭这一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奖。有了这种新材料，未来很多物体和创造可能完全不一样了。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许多中国人到西方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也参与了许多重大基础研究，这为我们提供了“从原理到市场”式创新的底气。但是从上往下打风险非常高，需要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以更大的耐心长期坚持与投入。

相比现在经济活动里浪费那么多钱，比如造那么多没人住的房子，为什么不把这些资源投入基础研究呢？万一有几个原理级的发现，又会为深圳乃至中国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在这方面深圳已经有很好的条件，以后还可以在“从上往下打”的研究模式上不断加深拓宽，为中国经济发展探索出另一条“创新之道”。
用世界级资源，解决世界级难题

南方周末：从探索创新的角度，您会关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哪些体制变革或要素流动所带来的变化？

周其仁：目前的矛盾之一是传统的行政区划管理模式，跟现代企业创新的“无边界”模式有冲突。比如深圳就会担心，华为是不是要走？但对企业来说，按照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安排不同部门职能，其实是最有利于它自身的创新发挥的。

大湾区这个概念的好处，就是为多年来“画地为牢”的各级政府，提供了一个突破行政边界模式的动力机制。通过大湾区这一“利益共同体”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抵消种种“画地为牢”的行政管制力量，让创新企业们能够把市场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形成生产力。

同时还应该意识到，大湾区的目标不是“赶超”那么简单，要有更加宏大的抱负和理想：我在演讲中说的，工业革命搞了三百年，全世界还有15亿人没有用上电，中国能不能为这样的“世界级难题”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方面我们有很多有意义的努力与尝试，比如Pony（马化腾）开发的QQ，早期是以色列人发明的一款即时通讯软件。但QQ在中国早期的网络环境下，做了一个很有针对性的优化，让QQ用户可以把自己的资料保存到腾讯服务器中。因为早期用户大多在网吧使用，并没有自己的专属电脑。不要小看这个创新，它的本质就是以更低的“流量成本”把中国一代年轻人引入了“互联网圈”，而一旦进去，后边的变化就天翻地覆了。

那么我们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包括在解决全球用电“世界级难题”的时候，像QQ发展中所体现出的创新思维与创新理念，就是值得借鉴的。

第二个我认为需要关注的，是中国区域发展中喜欢做规划、比级别，结果往往越凑越大。所以我今天讨论大湾区，有针对性地讲了“密度”和“浓度”，这是创新区域最需要关注的要素。光大不浓，一锅清汤，未来怎么可能发挥创新影响力？

要知道创新就是不均衡的。深圳作为一个创新城市，它内部的创新要素浓度也是不均衡的。所以要培育创新环境，先要从一个个点位开始。

与此同时，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各方，也要成为推动大湾区融合创新的建设性力量。比如腾讯推出的粤港澳湾区青年夏令营，让三地青年在共同生活过程中互相理解，打成一片，就是很有远见的企业和湾区文化建设。

中国是三明治的中间层，上面有依靠独特性的高价产品，下边有比你更便宜的产品。中国产品夹在中间，就要往两头打：一头通过降低成本“往下打”；另一头通过创新“往上打”。

我发现在深圳也出现了“从上往下打”的创新模式，比如柔宇和华大基因，就是先通过基础研究“写论文”发现原理，再往下打通到市场应用层面，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欣慰的新现象。

大湾区这个概念的好处，就是为多年来“画地为牢”的各级政府，提供了一个突破区域化管理模式的动力机制。通过大湾区这一“利益共同体”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抵消种种“画地为牢”的行政管制力量，让创新企业们能够把市场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形成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