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据来看，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指标也显示出中国经济正在平稳回暖。

然而，穆迪却调降了中国的信用评级。究竟支撑经济回暖的要素是否稳定？在房地产调控作用的逐渐显现下、在金融去杠杆所带来的资本市场流动性趋紧中、在债务高企违约迫在眉睫的风险中，中国经济的新增长动力来自哪里？金融市场的监管与发展如何统筹调配？企业债务的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带着这些问题，《英才》记者专访了7位经济学家，通过他们观察，透视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以下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的采访文字：

体制成本下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就会被拖住。

中国现在面临的状态形象比喻是：两个海平面已经变成了三明治，我们夹在中间，成本已经顶上来了，市场成本也上升了。劳动力大家都贵，土地也在变贵。但是我们手里还没有多少独到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力就两点：要么成本比人家更低，要么手里有独到的东西。比如美国苹果卖到全世界，通宵排队买。他有你没有。

现在我们30年改革开放高速成长伟大成就，全球格局看，我们夹在中间。底下有印度、越南，成本比中国更低，这些国家招商引资的力度比我们当年还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就无可阻挡地发生了经济增长的模式变化。现在要继续强化我们的成本优势，但是成本当中的体制成本，这个东西没有改革，只靠民间解决不了。没有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主动地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这个成本很难降下来。

比如社保基金，我们现在法定保障率交得比美国高。当初交那么多是没办法，当时是国企大面积亏损，所以社保交费率定得比较高。但当时就有一句话，以后要把大型的赚钱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划到社保去，用那个收益来抵社会保障。

但是真要做的时候难度不小，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条写进去了，就是要划一批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然后把法定保障率降下来。

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下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就会被拖住。

所以，2017年要继续的改革突围。渐进改革的好处就是震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你要“维持渐进”，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既然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延长它的时间？毕竟，人均200—8000美元变成深圳的好几万美元，这个成本肯定会上去，但我们可以把整个成本曲线往右移，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

比如我们生产附加值高的东西，说工人很贵，如果还生产袜子，还是这套工艺、生产率，那工人就是很贵的。

因此，真正地对付成本压力就是不断地右移我们的成本曲线，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里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和经济体系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

降低成本的第一个突围方向，是刚才说的体制改革，而第二个就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新的僵局。引进新的产品，改变现有的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创立新的经济组织……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创新很重要、很伟大，但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成本曲线也不一定会右移，否则哪来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还有病危停滞的企业? 创新是有条件的。以色列800万人有3500家初创公司，并且特拉维夫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美国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创他们的研发中心，他们靠的是人、想法、发明创造，靠的是对教育的重视。

（周其仁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英才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