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34次季度报告会于2013年7月20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国发院万众楼二楼举行。会议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和李力行副教授主持。卢锋教授根据第33次“朗润预测”汇总结果，用“经济低位盘整，增速短期企稳”概括28家特约机构对今年3季度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看法。

本次报告会上半场主要围绕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机遇与挑战进行探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国家开发银行国际合作业务局石纪杨副局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先后发言。报告会下半场讨论近期国际国内宏观形势，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漫江博士，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博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教授先后发表演讲并回答听众提问。下面摘要报告主讲人演讲内容，后续提供报告全文。 

 

 

林毅夫：中国经济发展和中非合作

 林毅夫教授的演讲主要包含几个层次。首先他回顾了中国经济过去30年奇迹般表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世界上最为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人均收入不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三分之一。经过33年年均9.8%的经济增速，2012年中国人均收入已达到6100美元，是非洲的4倍多，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堪称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然后他提出对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前景的展望观点。我国现在的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因此追赶潜力依旧巨大。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当年追赶经验看，中国应该还有20年平均每年增长8%的潜力。如果中国能够深化改革开放，发挥后发优势，发掘出增长潜力，完全可以实现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人均收入要在2010年水平基础上翻一番的发展目标。考虑到人民币升值趋势，2020年中国可望达到12500美元的人均收入成为高收入国家。

接着林毅夫教授强调指出，要实现经济持续较快发展，需要大力推动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他认为，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面临工资成本迅速提高的局面。产业要升级到微笑曲线两端即附加值较高的销售和研发一端，产业要转型到附加值更高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转移到其他地区。转移出去以后，关键的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还是会来自于国内，这样也有利于国内产业转型。

林毅夫教授指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逐步转移符合历史和经济规律。虽然我国东、中、西部的工资水平存在差距，但大部分中、西部的劳动力已经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再加上这几年交通基础设施改善的非常快，中国各地工薪趋近，因此国内转移的空间不大，到海外去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日本在六十年代曾将劳动力密集型纺织业、电子加工业等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四小龙在八十年代又把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环节用来料加工的方式转移到中国大陆。这种转移支撑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产业升级和转型。所以，我国的产业向海外转移是符合历史规律、经济规律的必然选择。

关于海外转移地点，林毅夫教授认为非洲是一个重要选择。中国附近的越南、柬埔寨和缅甸等国人口规模有限：越南人口是8800万，柬埔寨人口是1400万，缅甸人口是4800万，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的加工制造业有大量的工人。根据卢锋教授研究，国内加工制造业雇佣劳动力应有1.5亿人之多。在这种状况下，把中国的加工制造业劳动力往越南、柬埔寨转移虽然比较近，但由于这些地区劳动力市场小，其工资也会很快上涨。对于有如此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国，“蓝天大海”只能在非洲。非洲有十亿人口，现在平均收入水平是中国的1/4，很多国家的收入水平甚至不及中国的1/10。转移到非洲可以一步到位地让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挥掌握渠道和研发从而进入到微笑曲线两端的可能性，并获得最大的加工制造业基地。转移到非洲对我国的产业转型也会有很大好处，生产规模扩大后对我国机械制造业和相关产品需求也会增长。

林毅夫教授介绍了华坚鞋业赴埃塞俄比亚投资的成功案例。2010年，埃塞工资在我国的1/8到1/10之间，大约是越南的一半，而其工人劳动生产率大约是我国70%，与越南相当，所以埃塞在制鞋业上具有很强竞争力。可是2010年，我国约有制鞋工人1900万，越南有120万，而埃塞8000万人口中只有8000位制鞋工人。林教授2011年3月访问埃塞时，曾对埃塞前总理梅莱斯先生指出埃塞具有承接中国制鞋业的潜力，如果能够像我国国内发展工业园区的方式一样提供一站式服务，像我国国内省长、书记亲自去招商引资由总理亲自招商，派部长作为项目负责人来帮助这些企业解决投资上的具体困难，埃塞等非洲国家应该可以很快把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过来。

梅莱斯总理听从了林毅夫教授的建议，利用2011年11月去深圳参加大运会的机会亲自对制鞋业进行定向招商引资，最终邀请到华坚鞋业赴埃塞投资。2012年，华坚在埃塞投产两条生产线，雇佣600人，产品出口到美国市场。2012年12月，华坚在埃塞雇佣工人增加到1600人，当年出口额占埃塞皮革业出口的57%。目前，华坚在埃塞已雇佣2500人，并准备设立工业园区，在未来3—5年内发展成制鞋业产业集群，计划雇佣3万人，而整个集群可能雇佣多达10万人。华坚已成为非洲吸引中国制造业转移的成功案例。

林毅夫教授总结指出，非洲是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走出去的蓝天碧海，它给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第二次腾飞提供了一个足够大的载体，也给我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提供了巨大商机。劳动密集型企业向非洲转移，不仅对我国经济有利，还能够促进非洲的经济发展，提高非洲人民的生活水平，使我国能够贡献于人类的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指出：“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国企业走向非洲，可以让我们向百花齐放大同世界的美好愿景迈进一步。 

 

 

石纪杨：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机遇与挑战

 石纪杨副局长根据多年非洲业务工作的经验，以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机遇与挑战为主线，讨论了目前非洲现实状况与商业机遇，分析了中资企业投资非洲面临的各种挑战，最后总结了开拓非洲市场的工作思路。

非洲是一个多元化的大陆，体现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程度、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地域环境和资源禀赋等各个方面。从社会经济发展指标来看，非洲堪称一块充满活力的大陆。2000年至2012年，非洲GDP年均增长率约5%，高于世界平均增长水平和非洲20世纪80、90年代的增长率。就发展前景而言，非洲也是孕育希望的大陆，2012年全球GDP实际增长率前20名的国家中有9个是非洲国家。非洲也是世界大国和国际政治势力竞相角逐的地方，传统大国和新兴工业国都不断加大对非投入。

石局长强调，非洲是我国传统的外交战略基地，也是我国多边外交最为稳定的依靠力量。深化对非合作，可扩大中非双方战略空间和增强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治理的话语权。伴随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对能源、资源以及粮食供应的需求拉动，非洲将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和原材料供应地，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转移的重要投资合作区域，也是我国最具潜力的商品、服务贸易和工程承包市场。

非洲经济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殖民地色彩浓厚并延续至今，导致非洲生产和出口种类过于单一，生产与消费严重脱钩；第二，农业和能矿业支配经济发展。非洲工业化水平比较低，农业依然是多数国家的支柱产业，蕴藏着巨大的开发潜力，以石油、天然气、矿产品为代表的资源类商品贸易迅速增长。第三，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在不断增强。非洲经济取得长足发展虽然受益于过去十年间大宗商品价格的飞涨，但是自然资源对增长的贡献只有33%，其余来自交通、电信、制造业等行业。第四，多样化发展趋势明显。此外，非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目光，非洲是全球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地区，导致国际社会对非投资迅速增加。

非洲的将来充满了诸多机遇，包括人口红利期到来、中产阶级崛起、投资环境改善以及一体化进程加快等多个方面。非洲的人口红利是随着城市化进程而不断累积的，撒哈拉以南地区城市化速度比世界平均水平快一倍，到2050年城市人口将由三亿人口增加到十亿。非洲，特别是西部非洲，人均国民收入增加，中产阶级正在崛起，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不断提升。为了吸引外资，非洲国家努力改善内部投资环境，外资增长也直接推动了法律、制度和市场建设，促进了非洲投资环境改善。最后，非洲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催生跨境互联互通，促进市场不断扩大并发挥整体合力，实现合作与互补。

从产业来看，非洲的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三大支柱行业上。首先是农业。非洲耕地面积广阔，日照充足，水资源丰富，随着先进设备和管理经验的投入，农业发展潜力巨大。其次是基础设施建设。非洲各国实现城市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拉动投资的主要动力。再次是能矿业。近年来非洲石油产量增长速度位居全球首位，天然气增长仅次于中东地区。到2015年，全球13%的石油产量将来自非洲。非洲也是世界固体矿业的仓库，黄金储量占全球40%，钻石占全球60%。

看到非洲经济发展的诸多机遇，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实行“走出去”的战略，投资非洲。在探索和利用投资机会的同时，中资企业投资非洲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很多问题。就市场环境而言，大部分非洲国家国别经济规模小，政府财力弱，主权信用评级低，全世界39个重债穷国中有32个非洲国家。非洲市场还不发达，投资风险依然较大，法律制度不健全。受限于体制制约，目前非洲的中国企业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但由于资金渠道受限，投资保障体系不健全，阻碍了中小企业在非洲的发展能力。从中国企业本身的角度来看，投资非洲的大部分企业重贸易、轻投资，缺乏长远打算，普遍缺乏统筹和指导，部分无序竞争激烈。企业领导者的决策能力有限也常常成为企业成长的制约因素，领导者要么缺乏清晰的投资策略，要么对非洲投资风险缺少专业分析和理智认识。

石局长强调，开拓非洲市场对于所有企业来说应该是一个历史大潮，要坚持市场导向、政府指引、企业运作的基本原则，支持中国企业走进非洲。义利并举、互利共盈、平等合作和市场化运作是企业在非洲可持续性发展的保障。中国与非洲国家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的技术、资金和运作方式可以助推非洲工业化。以前我们对非洲注重的是扩大贸易产品出口，现在进行单体项目合作，将来应该从项目合作拓展到市场合作，鼓励相关产业抱团出海。

总之，中国企业走进非洲还要以更开放的姿态，参与主流市场，融入主流社会，并与主流企业接触，和当地政府搭建不同的平台。非洲跟中国是命运的共同体，既是市场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我们希望进一步推动非洲建设，帮助发展非洲，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中非双边合作。 

 

 

卢锋：“华坚现象”：非洲投资类型学讨论

 随着内外经济环境演变，近年我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呈现较快增长势头。由于种种原因，西方主流媒体对我国企业非洲投资增长存有较多误解与质疑，甚至不乏责难诋毁。这一背景下，制鞋企业华坚在埃塞俄比亚投资建厂，破天荒在西方主流媒体得到比较中性客观报道以及不少正面评价，堪称“华坚现象”。

总部位于东莞的华坚是为发达国家各种品牌女鞋配套的大型ODM供货商。2011年10月，华坚董事长张华荣先生应埃塞已故总理梅莱斯邀请考察埃塞投资环境，当场拍板决定招工建厂，去年底投资约500-600万美元。这个规模不算很大的投资项目，在国际社会赢得广泛关注与积极评价，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埃塞华坚大批量生产Guess等品牌女鞋在美国商场销售，超出很多西方观察人士与记者编辑的想象力，案例具有独特财经新闻价值。第二，华坚投产第一年便成为埃塞最大出口企业，出口额占埃塞皮革制品出口总额的57%，使埃塞皮革制品出口额翻番。第三，今年年初华坚已雇佣1600多个工人，创造就业成效突出。第四，华坚投产速度与运营绩效，得到埃塞和其他非洲国家广泛赞许，梅莱斯先生赞扬华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速度”。

北京大学国发院考察团今年初访问埃塞等东非三国，在卢旺达和坦桑尼亚不断听到当地人士表示特别欢迎“类似华坚的投资项目”。华坚在非洲投资类型学上有什么特点？

我国目前在非洲投资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大宗商品资源类投资，第二类是基础设施（路桥电港）与公共设施（楼堂馆所）投资，主要是大型承包工程项目。这两类投资都具有必要性与双赢性，今后仍应发展。不过这两类投资对本地就业带动作用比较有限，开发利用资源容易被贴上新殖民主义标签。我国企业在这些投资领域已建立知名度与品牌度，美誉度仍参差不齐。

第三类是制造业投资，主要针对当地市场的“进口替代型”投资，也有较少原料驱动型轻工业投资，民营企业占绝大部分。这类投资对提升非洲国家也具有多方面积极意义。不过受制于当地经济增长与市场规模，有时难免与本土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竞争关系，往往存在“第一家赚钱，第二家亏本”情况。

华坚代表一种新的制造业投资类型。它主要利用非洲劳动力成本相对优势，产品销售主要针对第三国市场，类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这类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向包括非洲在内的海外低成本国家转移，是由内外基本经济条件与产业结构转型需要所决定的。由于对承接国制度政策与基础设施系统配套要求较高，起步阶段面临较多困难。然而由于其具有内在经济合理性，具有很大发展潜力。

从我国国内条件看，要素环境成本趋势性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推动部分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走出去。如我国农民工平均月平均工资今年上半年已增长到400美元，比埃塞这类低收入国家工人平均工资高出5-6倍。如我国厂商用地成本以及环保标准大幅提升，客观上削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市场竞争力。

工资、地价、环保、币值等方面变化具有趋势性。估计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过1万美元，普工平均月工资会达到1千美元上下。我国制造业整体生产率仍快速增长，然而劳动最密集与生产率进步潜力较小环节，难免会在新环境下失去可持续性需要逐步转移。非洲低收入国作为全球最后和最大“劳动力成本洼地”，显然也应是转移的重要备选区域之一。

劳动密集型制造工序转移同时具有积极意义。国外投资有助于带动我国相关机器设备等资本品出口。劳动密集加工工序转到国外，技术、研发、物流管理等高增加值流程仍会留在国内，推动转移厂商经营重心向“微笑曲线”两端有序移动。有序转移有助于应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面临的来自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

承接我国劳动密集型加工工序转移对非洲低收入国家经济起飞具有多方面助推作用。一是有助于创造就业，发挥非洲低收入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二是有助于非洲国家创汇与缓解国际收支逆差失衡压力。三是有助于培养非洲国家熟练工人与管理人才，培育这些国家的本土供应链配套系统，通过“外溢效应”助推本土草根企业家成长。 

 

 

程漫江：中国经济转型的几点思考

 程漫江博士主要通过分析经济转型问题解答近期对转型、增长和改革之间关系的疑惑。她首先定义了两类经济转型，一是经济转型在于从投资驱动型经济模式向投资消费相对均衡发展的模式转变。中国在20年内实现消费驱动型经济模式存在较大困难，但多方证据显示，现有的投资驱动型模式难以持续。二是从制造业驱动型经济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对均衡发展转变。这两个转型是否成功，决定着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状况。

根据程漫江博士测算，2012-2020年如果GDP中名义投资保持10%的增速。结合其他假定，消费占GDP比例在2020年将达到56%附近，相较于现在49%的水平，年均增速约1个百分点。如果按此速度持续至2030年，消费占GDP比重达到61%，经济结构达到相对健康状态。如果需要消费在2020年达到GDP65%的水平，名义投资增速需要降至7%。这可能会对经济带来大的冲击，因为消费一定程度上受投资驱动，投资增幅大幅下降会抑制消费。经济应逐渐向合理结构转型。

经济结构失衡出现于2000年后。事实上，2000年以前，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保持在60%以上，投资与消费增速相对均衡。而2000-2012年名义投资年均增速18.0%，名义消费年均增速12.7%，导致了结构失衡，别是2008年以来，结构失衡加速。回到相对均衡状态，未来消费需要持续保持高于投资的增速，而政策需要进行方方面面的调整。

产业结构转型机理相同。如果调整过于激进，2020年三产占GDP比例增加至60%，制造业将基本处于零增长状态。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是更为痛苦的过程。但根据上半年公布数据，我们欣喜的看到调整过程在加速。今年上半年第二产业增速7.6%，但是第三产业增速达到8.3%。如果未来服务业和制造业增速继续保持现有态势，经济转型还是有望实现。

现今制造业处于下行周期之中，未来几年将继续调整。首先，过去几年中制造业对资源占有度在下降。09年后大多数制造业子行业资本回报率均处于下降过程，不论是上游资源性制造业，还是下游高端制造业，ROE都在下行。而房地产等服务业行业资本回报率却稳定或上升。持续下降的ROE预示着未来制造业增速的下行，市场规律决定经济中制造业比例会越来越小。

投资制造业下行同样有所反应。2010年以后制造业投资持续下行。今年上半年制造业整体投资处于15%左右，但由于其中土地成本较高，如果去除土地因素，制造业投资名义增速可能下滑更快。制造业产品在2010年之后出现持续通缩，即使高端产品也不例外，PPI同比长期处于零以下，通缩态势明显。以此观察未来ROE，制造业盈利可能会在未来一两年处于加速下滑状态。

数据给出比较明确的结论，即中国制造业的转型是正在发生的事实，无论从成长周期，世界市场份额，短期竞争力看，制造业均为下行态势。政府需要对此有所反思，在此情况下，通过何种政策，才能引导服务业获得较快的发展，弥补制造业增速的下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转折点，改革势在必行。

制造业转型短期冲击较为有限，但随着经济下行风险会有所加大。房地产是资产负债率最高的行业，制造业处于中等水平。制造业内部钢铁、有色、石油石化等行业资产负债率较高，如果这些行业情况继续恶化，可能对银行资产带来大的冲击。制造业利息保障倍数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总体来讲，制造业转型对银行资产冲击幅度不大，制造业整体负债状况相对健康。目前，银行贷款中25%的投向制造业，这部分出风险的概率并不大。

如果政府采取措施加速制造业经济转型，对整体经济影响相对其他行业更小。制造业过去实现较高速发展，其中重要原因是政府较少的管制。如果服务业要获得大的发展，政府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依旧是简政放权，打破目前的行政垄断，减少服务业发展障碍。否则，经济增速可能难以保住7%。

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同样要求经济结构转型。目前经济中，蓝领工人供不应求，人口结构已不支持制造业推动的经济模式。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反应劳动力供给的下降趋势，经济结构转变需要与之相一致。未来制造业劳动力需求应该逐渐下降，实现就业向服务业行业转移。

无论从制造业目前状况、人口结构、资金成本等方面看，经济转型均正在发生。程漫江博士认为政府应顺势而为，通过政策调整加速服务业发展，针对制造业新特点，转变政策方向方式。同时扶持服务业发展，需要落实措施，如放开对民办医院，民办教育管制等。经济转型有内在需求，如果宏观政策不当，经济转型可能夭折。在制造业不能成功转型，服务业未能及时替代情况下，经济可能面临大幅下行风险。如现有货币政策个人认为较为宽松，而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挤出企业融资需求，导致虽然货币发行量较大，但企业资金面仍然较紧。如果不能对此有所制约，将构成转型较大障碍。政策应该对经济内在转型需求顺势而为，而非单一促增长。短期内忍受一定经济下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应该是未来政策的着力点。 

 

 

诸建芳：放权解局

 诸建芳博士在演讲中观察了全球与国内经济形势，分析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陷入困局的原因，并提出解局的两方面政策建议：一是维持“社会可接受的最低增长”，二是放权改革促经济转型升级。

诸博士认为造成我国经济陷入困局原因主要有五点。第一，美国政策转向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具体表现在美国QE政策退出问题。由于QE政策通过信贷、利率和汇率以及财富效应渠道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已经明显减弱，因此退出可能性很大。如果QE政策提前退出，它不仅将通过人民币汇率波动直接冲击我国经济，而且将通过从新兴经济体抽离资金影响新兴经济体金融体系、货币政策、债务情况等渠道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并最终间接冲击中国经济。

第二，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经济缺乏活力。数据显示，从同比增长率和环比增长年率看，中国经济增长在过去几年均有一个持续下滑的趋势。过去5年，中国经济增长愈来愈依赖要素投入，反映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的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下降，投资效率明显下降。

第三，产能过剩情况日趋严重，结构问题凸显。从2003年只有4个主要产业出现明显的产能过剩问题，发展到2012年19个主要产业均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

第四，政策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在财政政策方面，一方面财政收入增长放缓的同时，使用自由度较高的超收部分将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国防、外交等政府运营等刚性支出超过27%，下降幅度有限。而民生和环保领域还需进一步支持。在货币政策方面，由于目前货币总量已经过高，因此货币刺激风险加大。

第五，系统性风险上升。从经济结构来看，首先，真实出口小幅改善，但程度有限。第二季度出口增速回落的情况下，下半年将较二季度略微改善但难以反弹至一季度的高度。其次，投资的增长将被产能过剩拖累，相关的负面因素主要有：PPI持续为负，企业实际利率高，扩张意愿不强；产能利用率较低，设备购置相关投资放缓；新政府不会采取大规模刺激需求措施，终端需求复苏较弱；房地产调控影响在下半年逐步显现；去年四季度投资基数快说提升。最后，消费乏力贯穿全年。通过分析，预期零售全年增长率为12.8%，相比以往，这是比较乏力的，其中，住房相关、服务消费及汽车零售增速相对较好。

针对上述困局，诸博士提出在短期应最大限度地维持“社会可接受的最低增长”。社会可接受的最低增长是指就业、盈利、税收不全面恶化的经济增长。为了实现这目标，政策方面的建议主要有：首先，尽可能地避免新一轮刺激。其次，财政政策要收缩战线，把钱用在刀刃上；目前由于经济放缓，财政收入难达目标，预计将低于目标2个百分点，潜在支出缺口有2000亿左右，下半年财政支出可能进一步“精细化”。同时，如果转向“消费型财政”，民生和环保支出增速维持在25%以上。再次，货币政策应从宽松到中性。下一阶段我国货币政策将主要表现如下三个特征：基准利率调整的可能性不大；利率市场化应是主轴；同时，人民币汇率升值将会放缓。数据估算得出，货币增长略有回落，流动性有所收紧。最后，长期政策也会有短期效果，所谓“以长带短”。新一届政府的政策大都着眼于长期，但也有提振短期经济的作用。

长期应放权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首先要启动新一轮改革。历史经验显示，经济增长比较低迷时，政府往往会顺应潮流推动改革。目前以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模式已走到尽头，表现在如下三方面：与民争利、干预过多和阻碍竞争。与民争利表现在政府总收入占GDP之比属全球同等收入国家较高水平；干预过多表现在政府财政支出高、政府自身支出及政府控制的企业支出较高以及政府审批等行政干预过多；阻碍竞争表现在垄断管制造成能源、金融、交通运输和电讯等行业供给不充分，从而导致价格过高和垄断利润产生。

其次，改革核心内容应放权给市场和企业。改革的领域主要有：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垄断领域、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民生保障制度、资源品价格和创新效率等。重塑促进经济增长三大关键因素分别是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创新和催生新产业。

最后，放权改革的经济前景和产业亮点。如果改革能在土地、资源、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取得突破，那么会出现以下效果：消除制造业产能过剩、服务业超过制造业、解决民间融资难题、经济恢复内生动力。相关的亮点行业将包括金融、现代农业、医药医疗护理、文化体育娱乐教育、新业态零售业等。 

 

 

宋国青：M2流通速度和机构货币

 针对当前宏观形势，宋国青教授结合货币总量在结构上出现的一些新特点，阐释了M2流通速度短期变化的原因及宏观政策应对思路。

2013年2季度，名义GDP同比增长8.0%，是2000年以来除2009年前两个季度以外最低的。在此前的两个季度，M2同比增长率各月平均为15.0%，其中2013年1季度平均15.6%。这样名义GDP的同比增长率比之前的M2同比增长率低了7个百分点或更多。在4月份的工业生产和主要价格指数公布以后，2季度名义GDP的同比增长率大致上就可以看到8.0%左右了。在那前后出现了“货币空转”的提法。如果只是指名义GDP增长率显著低于货币数量增长率，用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传统说法就可以了。货币空转的说法对于更多考虑货币的不同部分的情况或者有提示。

宋国青教授认为，M2流通速度的下降趋势在20年前是金融深化所致，然后又是由于资本产出比的上升，再后来又是融资多元化导致了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用资本产出比的上升来解释社会融资总额与GDP的比例更好一些，而银行融资只是整个融资的一部分。在融资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资本产出比的上升不一定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M2流通速度对趋势值的偏差与真实利率具有反向关系。生产者面临的真实利率和消费者面临的真实利率并不相同。在1990年代，居民持有货币比例比较高，按消费者价格计算的真实利率比较重要。后来企事业单位持有货币的比例上升，按生产者价格计算的真实利率相对更重要一些。但最近几年机关团体存款猛烈增长，这其中的一部分可能对真实利率不敏感。

对真实利率影响最大的是PPI和CPI通胀率差别。在1996年，CPI上升7.6%，一年期存款利率平均9.2%，由此计算的真实利率不算高，但PPI只上升了2.7%，按此计算的真实利率就很高了。最近两年的情况与1996年相同。在2004-08年，真实利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PPI涨幅高于CPI。这是生产者的黄金时期。过去10年里影响上述真实利率的最主要因素是PPI与CPI比价变化。虽然利率对CPI变化也缺乏弹性，但是其间差别相对次要一些。

2013上半年CPI的同比上升率为2.4%，但6月份达到了2.7%，7月份可能还会有所上升。如果认为目前的CPI通胀率是比较合适的水平，那么宏观政策大幅度变化就难以期盼，虽然微调或者小幅调整的余地总是有的。PPI大幅下降和CPI不低情况出了一道难题：从CPI角度看利率不高，从PPI角度看则太高。

去年底以来控制公款消费和反铺张浪费政策也对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产生了一些影响。一些方面的行政开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是今年前5个月财政支出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机关团体存款的高增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此有关。5月份，金融机构的机关团体存款同比增长了20.3%，比M2的15.8%的同比增长率高了很多。6月份机关团体存款可能仍然高增长。从前5个月财政收入和支出增长情况看，仍然可以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一部分支出到了受款单位就不动了。

如果只考虑对总需求的短期影响，盘活存量货币和增大总量效果是一样的。存量货币活性增强可以刺激需求，但是不可能只刺激生产不刺激通胀，虽然生产和价格变化时间不一致。从提高微观效率包括抑制一些方面寻租行为角度看，盘活国有部门存量货币是一种改革，而且可能是成本很低收效很好的改革，但是最好不要将这样的改革作为短期的宏观调控工具来用。在需要刺激需求的时候盘活存量货币自然没问题，但是在需要抑制需求的时候总不能反着来。

宋国青教授接着讨论了货币结构特别是机关团体存款问题。过去20年M2高增长一个重要情况是机构货币占M2比例在上升。机构货币在过去21年平均每年增长22.4%，居民货币平均每年增长19.0%，其间名义GDP年均增长16.3%。

很多分析在计算政府部门或企业资产负债表，对债务计算比较充分，但是没有全面计算这些机构的货币资产或者更广泛的金融资产。政府和企业的债务相对GDP比例在上升，但是政府和企业货币资产对GDP比例在更快上升。从这一点来看，计算社会总债务与GDP的比例反映了一个方面的情况，但分部门计算金融净债务结果可能很不相同。

在5月底，机关团体存款达到了14.3万亿元，相对今年GDP估计值58.7万亿的比例为24.4%，这里还没有考虑3.5万亿财政性存款。没有更详细的机关团体存款分类数据，不清楚与财政拨款有直接关系的机关团体存款到到底有多少。有一条是肯定的，财政部门一方面发国债借钱，另一方面有大量的直接银行存款，还有更大量的间接银行存款，即机关团体接受政拨款后形成的存款。

人民银行报告的机关团体存款没有分活期定期，从其他数据推算活期存款规模很大。5月份M1中的活期存款25.9万亿，非金融企业活期存款13.5万亿，两者之差12.4万亿，其中大部分应当是机关团体活期存款。

5月份非金融企业存款有35.0万亿，其中定期存款21.5万亿。企业的金融负债不少，不过银行存款量也很大。对私营企业来说，算总帐可能忽略了企业间资产债务分布；但对国企算总帐仍有一定意义，毕竟名义上存在一个共同所有者。事实上，如果发生了大的金融问题，中央对地方收入可以有一定的调剂。

一般说，同一个企业一方面大量借钱另一方面大量存钱情况少，不过很多情况会导致例外。频繁发生的信贷数量控制可能产生银行停贷的情况，迫使企业在能贷款时多贷一些放在银行慢慢用。这可能是导致中国M2与GDP比例高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5月份，非金融企业活期存款同比增长6.7%，定期存款同比增长21.5%。这个差别部分是金融深化提高效率的结果，部分是由于企业对经济预期不好，按PPI计算真实利率很高导致企业投资意愿下降。在短期看，后者是主要的。与此对比的是，M1中的其他活期存款同比增长17.2%，比8.0%的名义GDP增长率高了很多。这部分应主要反映机关团体活期存款大幅增长，与今年控制行政开支有一定联系。M1作为预测短期需求的一个指标在通常情况下是不错的，但是今年这一特殊情况下，由于非企业活期存款流动性发生较大变化，M1指标的预测效果也就相应受到影响。

总的来看，机构货币占M2比例的上升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一些问题。多年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不断下降，导致了一系列矛盾。经济结构的变化是一个原因，1994年确定基本收入分配框架是一个原因，近年来国有部门和政府越来越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盘活存量货币或者更广泛说盘活存量资产，最重要的是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

从社会资源分配角度看，有部分货币使用率不高是次一级的问题。给定宏观调控管通胀这个前提，一些部门货币流通速度低，就可以多增加一些货币。反过来说，一些部门货币流通速度增加，就得控制货币总量，压缩别的部门的需求。在现在总需求疲软情况下，盘活国有部门货币好处很多，最简单说就是将铺张浪费压下来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看，收很多税由政府部门去花总是个问题。少收一些税，需要基础设施投资时发债借钱；这样比现行体制收税过多部门分钱，更容易建立约束机制，也有助于抑制铺张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