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5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三届国家发展论坛举行。论坛主题为“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改革开放”。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长林毅夫教授的演讲整理。已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今年是个很重要的年份，既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第10年。40年来，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在去年的中共19大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进入了新时达。回望过去这10年，国际经济并没有完全从2008年的危机中复苏。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中美贸易争端，和这两者都有关系。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充分利用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如今的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所追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这都值得思考。

对于中国的新时代，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读。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在新时代有些方面会变化，有些方面则仍将是过去的延续。

改革永远在路上

首先，在新时代，改革会永远在路上。

在过去40年，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但是， 1980、1990年代以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在从计划经济或政府主导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绝大多数并没有像中国这样取得稳定、快速地发展，而是出现了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时，采取了跟当时国际主流转型方式不同的渐进双轨制：一方面，对于老的国有企业，没有比较优势，在开放的竞争市场中活不下去，就采取“老人老办法”，提供转型期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经济的稳定；同时，采取“新人新办法”，对那些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放开准入，政府也因势利导，让这些产业变成中国的竞争优势。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为了保护补贴，政府保留了对市场的很多干预和扭曲，一方面造成资源的错误配置，另一方面干预和扭曲创造了租金和腐败，并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改革应该与时俱进。 从改革开始一直到2002年，中国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资本短缺，资本很密集的传统产业缺乏比较优势，没有保护补贴根本活不下去，所以当时提供的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是必要的。现在中国已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到2025年左右还会变成高收入国家，资本不再那么短缺，比较优势也跟着发生了变化，原来很多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比如家电产业，在1990年代刚引进时，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没有保护补贴就活不下去，但如今中国的家电产业已经全世界领先，非常有竞争力。很多装备业也是如此，像民营的三一重工所生产的工程机械，在国际市场上可以跟西门子、卡特彼勒等竞争；国营的徐工集团同样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这些产业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已经有了自生能力，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成了锦上添花。从企业角度来讲，保护补贴多多益善，从社会角度来看，保护补贴会带来资源错误配置和寻租腐败。所以改革应该与时俱进，这也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背景。

怎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把原来的保护补贴取消掉，让市场竞争决定价格和引导资源配置。

当然，政府还要发挥积极作用，以克服前进过程必然出现的一些外部性和协调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市场失灵。从2013年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后，中央从“深改组”变成“深改委”，已经推出300多项政策，要把这些政策落实到位需要时间。不过我认为，即便这300多项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都落实到位，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新的矛盾、新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仍要不断进行改革。

中国经济增长仍有巨大潜力

第二点，在新时代下，中国的增长潜力依然很大。

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国内外都非常关注，因为中国现在占全世界经济比重达到16%，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达到30%，中国经济增长相当大程度上会影响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态势。但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持悲观看法的很多，原因不外乎说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里取得了年均9.5%的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哪个国家或地区能以这么高的增长速度维持这么长时间。国际上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比如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就认为任何国家的常规增长速度就是3%-3.5%，而中国9.5%的增长速度是非常规的，任何人都没法抵抗地心引力，所以他认为中国增长速度会逐渐向6%、5%、4%、3%回归。

这种观点很有影响，尤其是中国从2010年以后增长速度逐步下滑，从之前的两位数下滑到2016年的6.7%，这是从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2017年又回升到6.9%，今年还会继续下滑。从目前来看，明年下滑的压力也很大。

但是，我认为要判断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必须要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以及发展中国家可以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经济增长、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依靠的是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在这一点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但两者又有一点不同：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技术都处在世界最前列，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需要自己发明创造，所需的投资很大，风险也很大，在过去100年来发达国家的常规增长速度为3%-3.5%，在统计上非常稳定；而发展中国家有后来者优势，有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作为创新来源的可能性，这种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式成本低一点，风险也低一点，所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经济增长速度也更快。过去40年，中国经济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这是很重要的必要条件。

关键是，其他高速发展的发展中经济体一般过20年之后，好像这种潜力就用尽了，而中国已经发展了40年。对此，我的看法是，利用这种潜力不在于已经持续多少年，而在于和发达国家之间在产业、技术上还有多大差距，最好的衡量办法是人均GDP。

根据麦迪逊的历史数据，2008年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是当年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中国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的水平。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跟美国人均GDP所暗含的产业技术差距所给予的后来者优势，实现了20年年均8-9%的增长。所以，我认为中国从2008年起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的潜力。

现在还有一个新的优势。在1960、70年代还没有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的特性在于研发周期特别短，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中国跟发达国家相比在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上人均拥有量较低，但是人力资本的差距不是那么大，中国人多、天才也很多，再加上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和最完整的产业配套能力，所以在这种短周期、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新产业里，中国跟发达国家相比并不落后甚至可能还有优势。怎么衡量呢？现在经常讲“独角兽”，就是刚创立不久，还没上市就已经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这样的独角兽公司，目前美国有120家，中国有130家，还多出10家；其中市场价值最大的50家，美国为16家，中国达到27家，韩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各为1-2家。可以看出，在新经济上中国具有比较优势。所以，我认为只看旧经济的后来者优势，中国到2028年之前还有8%的增长潜力；再加上新经济的贡献，测算出在2030年之前中国有8%的增长潜力，这并不算过度高估。

当然，我所讲的是增长潜力，是从供给侧的技术可能性来看，并不是真正能实现的速度，具体达到多少还取决于实际需求。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整个世界经济疲软，衡量国际需求的指标是国际贸易增长率。2008年之前，国际贸易增长速度是世界经济增长的2倍多，现在世界增长速度下滑，而国际贸易增长速度比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还慢，这种状况都会影响到需求面。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现在，整个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国内民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滑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需求不足。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是中国自己国内的体制、机制造成的。其实，可以观察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情况，不管是印度或俄罗斯、巴西、土耳其等，经济增长速度也都是下滑的，且幅度比中国还大。这说明，实际增长低于潜力的主要原因是需求面不足。

世界经济尚未复苏

从国际需求来看，世界经济有没有真正走出2008年那场大危机？目前有各种判断，很多人认为美国经济已经复苏，但我不太认同。因为如果仔细分析，美国经济到今天不仅还没有完全复苏，而且很可能像日本那样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

美国被认为是2008年以后发达国家中复苏态势最好的：2016年经济增速1.5%，2017年2.3%，今年由于有特朗普的减税政策，IMF预测其增长可达2.7%，但距离3%-3.5%还有不少差距。而且，根据IMF预测，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到2.5%，2020年再下滑到2%。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经济会疲软一段时间，但如果能真正复苏，往往会有一到两年的超水平增长。比如常规增长速度是3%-3.5%，复苏期可能达到4%、5%。据此判断，美国经济并没有完全复苏。

欧盟经济更没有复苏。2008年以后欧盟的经济增长率在1.5%左右。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到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1%上下波动，即使现在有安倍的“三支箭”，也没有复苏。这些发达国家经济没有复苏的原因在于危机源于国内的结构性问题，应该进行改革，但推进不下去。2016年20国集团在杭州开峰会，达成了共识，每个国家回去都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但发达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就要减少工人福利、金融机构去杠杆、减少政府的财政赤字，这些措施的推行了，长期而言对发达国家有好处，会提高产业竞争力和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以及政府财政好转之后对经济波动进行反周期干预以维持就业和社会稳定的能力。但这些结构性改革短期在政治上不可行，因为发达国家目前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下跌不少，在这种状况下再推行结构性改革，必然进一步减少消费、投资需求，导致经济增长率更低，失业增加，社会不稳定。所以，这些发达国家的政治家都明知结构性改革很重要，但谁都不敢真正行动。比如安倍上台以后说要推出“三支箭”以恢复日本经济的活力，第一支箭是让日元贬值，增加出口创造需求，第二支箭是增加政府财政赤字创造需求，第三支箭就是结构性改革，但是到现在这第三支箭迟迟未发，因为要真正推行结构性改革会使日本经济增长率更低。

过去发展中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时，通常会到IMF借款。IMF就要求这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国外市场的需求，创造需求、创造就业来给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这个过程中IMF就借一笔钱帮助其渡过短暂的难关。2008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很难再用这个政策，因为这一次是在所有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危机，而它们的产业是重合的，都是资本密集型的，其产品在国际上是相互竞争的，如果想用货币贬值的方式增加出口，从而给国内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的话，一个国家增加出口就势必减少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进而出现所谓竞争性贬值，大家最终都有害无益，因此也就无法通过货币贬值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所以，发达国家很可能会出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即增长速度低于3%-3.5%，在2%上下波动。

这种状况对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影响？由于经济非常疲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降得非常低，真实利率是甚至是负，带来一系列影响：首先造成很大的资产泡沫，道琼斯指数最高已经突破26000点，低的时候也有24000点。我印象很深刻的是，2008年到世界银行任首席经济学家时，大家认为美国的股票市场泡沫严重。2007年道琼斯指数达到最高的13000点；如今10年过去，美国实体经济并没有复苏，但道琼斯指数已经达到26000点，翻了一番，泡沫是不是更大？今天的美国股票市场，任何一个利好或者利差消息都会造成巨幅波动，这可能就是崩溃的前兆，至少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使得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变得脆弱，还会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宽松的货币政策会让哪些群体从中获益呢？一般能在银行借到钱的都是有钱人，他们借到钱之后往往不会投资到实体经济中，而是投资到股票市场，所以有钱人的财富增加非常多，进一步造成财富分配差距扩大。于是很多发达国家产生了所谓的民粹主义，像英国脱欧、美国的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及最近法国出现的“黄马甲”运动，都与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有关。另外一个影响是贸易保护主义容易抬头。

中美贸易战没有赢家

如果要讨论中美贸易争端，也离不开这样的时代背景。

表面上看，中美贸易争端是由于中国对美国贸易有很大顺差。1985年中国第一次对美国有贸易顺差，只有6000万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0.3%；此后不断上升，2017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达到3700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的44%。

由于美国就业等经济状况不佳，特朗普在竞选时就把国内问题的焦点转移到中国身上，认为中国对美国贸易的巨额顺差，导致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转移到中国。因此，美国老百姓就业状况不好、工资不上涨等都怪中国。他就承诺如果当选总统要对所有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征收45%的关税来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2018年6月开始分两步对中国50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也采取了反制措施。到9月，特朗普针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产品先征收10%的关税，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的话到2019年1月将进一步提升关税到25%。而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的规模只有1000多亿美元，没办法完全对等地进行反制，就按比例对600亿美元进口产品增加关税。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的贸易逆差扩大是一个事实，但究竟是不是如美国所言，原因在于中国的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呢？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大多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附加价值比较低。“二战”以后美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早已经失去比较优势，在1950、60年代主要从日本进口，到1960、70年代日本工资水平上涨以后，劳动密集型产品转而从“亚洲四小龙”进口。到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亚洲四小龙”工资水平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美国的贸易逆差也随之转移到中国大陆。从这种变化过程来看，各个国家对美国的贸易不平衡主要是由于发展阶段不同，比较优势不断在变。在1980年代时，美国对整个东亚的贸易逆差其对外贸易逆差的80%以上，最高时超过100%， 如今虽然对中国的逆差达到44%，但对东亚的逆差则下降到现在的50%多而已。由此可见，美国贸易逆差的扩大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中国，也不在于东亚，主要是美国居民储蓄率很低，加上政府不断扩大财政赤字。任何国家如果有同样情形，必然会有贸易逆差，只是一般的国家如果逆差好几年，可能就会出现危机，但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可以通过加印钞票来支付逆差。

基于以上分析，在今天的情况下，如果美国真的对中国2500亿美元出口产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也采取反制措施，能不能如特朗普总统所愿：美国贸易逆差减少，国内就业增加呢？其实并不会。因为这些产品美国本土从1950年代以后就再不生产，现在更不可能生产，要鼓励这些产业的就业转移回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没有比较优势。同时，这些产品大多是日常必须品，美国自己不生产就只剩下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从中国进口，关税增加，美国老百姓的家庭生活支出也跟着增加，可用来购买国内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可支配收入相应减少；同时考虑到中国的反制，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也会减少，两个合力会造成美国国内就业减少。因此贸易战增加美国就业的逻辑不通。另外一种选择是美国转向越南、柬埔寨等其他国家进口。但这些替代国家的产品目前比中国还贵，转移之后，美国消费者的成本也同样会增加。不仅如此，由于这些国家的产品卖得比中国贵，如果进口量不变，美国的贸易逆差比从中国进口应该更大，同样也会带来美国老百姓可支配收入减少和就业下降。所以无论哪种选择，贸易战对美国都不利。

当然，贸易战真打起来对中国也不利。中国希望跟美国维持好的贸易关系，避免贸易战，但最终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不妨设想一下最糟糕的状况，中美无法达成和解协议，美国对中国出口的5000亿美元产品都加征关税，对中国的影响究竟会有多大？根据模型推算，大概会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低0.5个百分点，美国增长速度降低0.3个百分点。0.5个百分点也不少，但相比中国8%的增长潜力，我们还有回旋的空间。

保持改革开放的定力

我对国际贸易比较悲观，中美贸易摩擦更加深了这种感受。但是，从国内因素来看，如果主要靠国内需求实现增长，空间也还不小。

国内增长有两块：一是投资，一是消费。即便中国有很多产能过剩，但毕竟还是中等发达国家，还有很多产业可以升级，还有很多基础设施可以完善，环保改善的空间也很大，同时还有持续的城镇化过程，这些都是很好的投资机会。这不同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经济疲软后，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因为其产业都处在世界最前沿，产业升级的空间很小，同时整个基础设施已经完备，顶多老旧，环境是好的，城镇化也已经完成。

当然，有好的投资机会还要有资金。目前中国财政负债所占比重不到60%，其他发达国家普遍超过100%，而且中国的民间储蓄占45%左右，全世界最高，用政府的投资来撬动民间投资还有很大空间。外部环境不好，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我认为可以动员国内投资，进而维持一定的投资增长率，保证就业和家庭收入的增长，消费也会随之增加。

综合来看，如果只是国际经济疲软，没有中美贸易战，我相信从现在到2020年，中国可以维持6.5%左右的增长速度，从2020年-2030年，可以维持5.5%左右的增长速度。如果真的中美全面贸易战打起来，中国增长速度减少0.5个百分点，即从现在到2020年实现6%的增长，从2020年-2030年实现5%的增长。中国GDP占全世界的16%，6%的增长速度也意味着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可以贡献1个百分点，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为3%，我们的贡献能占到30%。202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即便再下滑一个台阶，但因为我们的绝对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比重又上升了，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能有1个百分点左右，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仍然是大国之中最快的。

接下来，中国应该怎么做？

我想首先还是要保持开放的定力。中国要继续支持全球化，继续寻求贸易的开放。只有全球化和贸易开放，才可以让中国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也让中国经济的增长为全球企业提供机会。如果美国要跟中国进行贸易战，中国还可以保持甚至扩大对欧洲企业和日韩企业的开放，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

其次，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把渐进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问题消除掉，经济效率提升到更高水平。只要这样，“十九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能实现。

当然，这有赖于政府的政策引导，更需要企业家们抓住机遇，追寻自身价值实现的同时，为国家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