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邹松霖 | 北京报道

3月23-25日，第20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论坛主题是“坚持扩大开放、促进合作共赢”。论坛期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对城市群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化解贸易争端等问题发表观点。

《中国经济周刊》：本次论坛主题为“坚持扩大开放、促进合作共赢”，而您主持的分组会题目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伴随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从“城市化”到“城镇化”，再到“城市群”，您如何解读相关表述变化背后理念的变迁。

姚洋：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这实际是我们国家城市化道路选择的变化。

一开始，我们先提城市化，后来觉得这样不行，因为当时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都是大城市化，带来的大城市病是很可怕的。那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费孝通先生提出小城镇化道路，其后我们就把城市化改成了城镇化。我们一直在用“城镇化”这个词，其实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忌惮大城市病而造成的。

当城镇化发展了三十多年，最后发现，其实最终人口是在向几个区域集中，比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地区，还有汉中平原、四川盆地等等。那么我们的城镇化就开始采取区域化、区域性的城市群战略。

世界范围内也都是如此，人口都是大集中、小分散。所谓大集中，就是人口向主要的城市区域集中，在这个区域里头，它又会形成城市的层级，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当然中国还有超大型城市。特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它的城市层级网络都已经非常全面。

其实我是学地理学出身的，地理学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说，城市化一定是区域性的城市化，但是当时没有产生大影响。所以当今天提出城市群，认为今后的城市化就是区域化发展，对于地理学界来说，显然是一个成就了。

《中国经济周刊》：您提到您学地理出身，在地理学上有胡焕庸线的概念，直到今天，当我们说到城市群，提到更多的还是东部、沿海城市群，对于胡焕庸线以西的区域，似乎还是缺少关注和投入？

姚洋：胡焕庸线以西的城市群也是有的，不能说没有，比如西安西咸、成都平原等等。但是，必定那里不太可能有很多的人口。人口肯定是孔雀东南飞，这是不可阻止的，你看东北人飞得更远，飞到海南、飞到广西。这种方向的人口集中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经济周刊》：过去，我们希望每个地方都能均等开发，但今天，我们已经能接受人口集中在少数区域了。从您的观察，这种思路已经调整过来了吗？

姚洋：我觉得是这样的，人口肯定要集中在少数区域里。而且，国家规划的中心城市，在我看来，目前对中心城市的选择和规划基本上符合我们地理学界的直觉。未来围绕这些中心城市再去发展一些中小城市，这个方向肯定是对的。今后我想可能会走向城市联合、协调发展，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西安咸阳连起来，成都和重庆、成都平原，围绕郑州的“十字”，武汉长沙，还有零星的像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将来看人口基本上就是集中在这些区域里。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出来了，您认为，大湾区对比长三角、京津冀，或其他的城市群，它的发展的独特点在哪里，或者说，它的创新点在哪里？

姚洋：它最突出的，是要采用香港的法律体系，这是一个很大的创新。以前，这里只是发展市场经济，现在她要把整套的商业规则、连带的法律规则也引进来，这个是它最特殊的地方。至少在前海那一块，是准备这样去引进。

《中国经济周刊》：大湾区要落地、要发展好，难点或关键点在哪里？

姚洋：对于整个大湾区，我觉得协调很重要。

三个巨型城市该怎么去协调？功能怎么区分？弄不好就互相打架。实际上，现在香港和深圳就在“打架”。香港的吞吐量下来了，深圳的在往上走。虽然港珠澳大桥修通之后，按理说对香港是有利的，但现在看来，因为香港没有腹地，而深圳那么大的腹地摆在那里，这种优势就是巨大的。那么香港今后走哪条路、深圳走哪条路？比如说香港是不是以后就做金融？但是深圳又不干，深圳也想做金融，深圳的金融现在也发展起来了。这些都需要协调。在大湾区的发展过程中，我觉得这是比较难办的。她不像长三角，长三角分工很明确，上海一枝独秀，什么都有，其它城市也都有分工，杭州发展高科技，其他地方做制造业。而珠三角的三大城市怎么协调，这还是需要国家层面给出一个方案。

关键就在于要有落实、协调机制，一定要像长三角一样有一个机制。比如说三大城市的市长定期会议这样的协调机制。要有长三角这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