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

人民日报-海外网财经3月9日电 “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李克强总理话音刚落，便引发国内外舆论一片热议。2017年我国GDP增速将如何演绎，国内外哪些变量将影响今年中国国民经济运行？2016年“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完成得如何？供给侧改革有何短板、今后该如何改进？带着这些问题，海外网财经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解析2017年GDP将如何演绎。

姚洋认为，中国经济走势正呈U型反转，“今年的GDP增长速度会高于去年，重点应该放在‘争取更好结果’上。”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去年“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尚未完成，供给侧改革目前仍缺少政策抓手。

中国经济呈“U型”反转

“争取更好结果”比6.5%更重要

3月5日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对此，姚洋分析称，中国经济走势正呈现U型反转，“GDP增长速度会高于去年，重点应该放在‘争取更好结果’上。定6.5%的增长速度可能是为了打一个保险，政府其实信心很足。”

“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有结构性的因素。但是，很少有人提及周期性方面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国家是有经济周期的，而我们目前处在一个经济的下行期。”姚洋指出，中国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经历了4个周期，每一个周期大致7年——1992年到1997年，经济高速增长；从1998到2003年，中国经济低增长，发生通缩；1998年的GDP增速报了一个7.8%，实际增长率恐怕只有3%到4%左右；2003年年底经济开始发热，2004年到2012年，中国的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之后又进入了一个低增长时期，“2014和2015年应该是经济最困难的两年，2016年开始复苏，因此今年应该是持续复苏的一年。”

“但宣布一个比去年还低的GDP增长率目标，我有点担心会给市场传递一个比较消极的信号，政府今后应该通过一些政策来弥补信心的不足。”姚洋也坦言了自己的担忧。

就国内外形势来看，姚洋认为，国内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还是相当积极的。“2016年四季度，几乎所有经济指标都向好发展，CPI有所扩大，PPI由负转正，PMI超50%，而且发改委把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设定为9%左右，这些数据都说明中国经济触底反弹，下滑的趋势已经稳住。”

而从整个国际环境来看，美联储的加息进程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将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不确定因素。总体而言，姚洋对今年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保持着乐观的态度，“比如之前谈了很多年的中美投资保护协定，如果能成型，对两国都有好处，甚至不应该排除中美两国之间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

“三去一降一补”尚未完成

供给侧改革仍缺抓手

自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三去一降一补”已经成为经济领域的高频词汇。回望过去的一年，姚洋认为，去产能的任务完成得比较到位，特别是钢铁和煤炭行业，而去库存和去杠杆“基本没做”。

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退出的钢铁产能超过6500万吨、煤炭产能超过2.9亿吨，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在肯定这些成绩的同时，姚洋也指出，目前去产能主要靠的是行政命令，这样的方式非常不灵活。“因为经济下半年在复苏，需求在增长，煤炭和钢材价格飙升，而这两个行业去年去产能去得最狠，国内产能不够，只能依赖进口，所以让外国人赚了很多钱。”

针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压减钢铁产能5000万吨，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以上”的任务，他建议，今年能否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如价格信号等，来调节生产、控制产能。

去杠杆和去库存则是老大难问题。通常，当经济增长减速的时候，就会出现库存相对过剩的情况，杠杆率也会上去，与之相伴随会出现一些“僵尸”企业。

关于去杠杆，姚洋指出：债转股加上国有企业改革或许能够解决去杠杆难题。“一些国有企业的技术力量和人才力量很强，因为经营机制问题，只能常年靠负债来经营。这次明确提出来要混合所有制改革，用民间资本来改变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有一些负债率实在太高了，可以搞债转股。”

去库存、调整供需，一直是楼市的政策焦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农民工在城镇购房，提高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以期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成效。姚洋对海外网财经表示，去库存仍需一些切实的政策。“多给老百姓一些刺激”，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发挥作用。

姚洋坦言，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仍缺少一些政策抓手，“这也是经济结构性改革目前缺少的东西。”

“供给侧改革的任务，首先应该是调整结构，消除下一轮经济扩张期的隐患，淘汰僵尸企业。其次是，创造更好的条件让更多创新创业的企业能更便捷地进入。第三，多鼓励创新，为我国能转变为一个创新型国家创造条件。”姚洋最后表示。

 

以下为采访实录：

GDP重在“争取更好结果”

海外网财经：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长预期目标的表述调整为“增长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对此，请问您是怎么解读的？

姚洋：我觉得重点还是放在后半句——“争取更好的结果”。去年的第四季度，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CPI有所扩大，上升到2%，PPI由负转正，PMI超过50%，这些数据都说明我们的整个经济在复苏，已经触底反弹了。所以我的估计是今年的增长速度应该高于去年，政府定6.5%这个速度可能还是打一个保险，政府其实信心很足。

但是公布一个比去年还低0.2%的增长率，我是有点担心给市场传递一个比较消极的信号，市场的解读可能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要下滑，今年政府得通过一定的政策或者手段来弥补市场信心的不足。

海外网财经：您认为今年国内外还有哪些变量将会影响到我国经济运行？

姚洋：我觉得整个国内态势还是相当积极的，发改委也把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设定在9%左右。国外的话有两个不确定的因素，一个是美联储加息的进程，还有就是特朗普将出台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前者的影响会比较大。

特朗普很有意思，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一个比较诚实的总统。之前的美国总统通常不会很严肃地对待在竞选中说的那些承诺，基本上说完就忘掉了，但是特朗普基本都实现了，唯一没做到的就是把中国叫做汇率操纵国。本来他说我上任第一天我就要把中国叫做汇率操纵国，现在他上任都一个多月了，他迟迟没有动。另一方面，他也说自己是个“dealmaker”，跟中国要好好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特朗普团队也在明白，惩罚中国是损人又损己，这种事情干嘛要做呢？出于这个考虑，他一定要做一些抬高价码的事，把自己的价码抬高来跟中国谈。

因此，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比较乐观的，说不过中美今年还真能谈成一些什么事情。比方说中美的投资保护协议，谈了很多年终于又停了一段，如果我们接着谈、最后能够签下来，对两个国家都是好事情。我们甚至不应该排除中美两国之间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

海外网财经：有分析认为，实体经济正在复苏，“L”型拐点临近，2017年将是中国经济持续筑底的一年。对此，您怎么看？

姚洋：这个观点太悲观了，中国经济不是V型反转，基本上可以说是U型反转。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有结构性的因素，但很少有人提及周期性方面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国家是有经济周期的——中国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经历了4个周期，每一个周期大致7年，而我们目前处在一个经济的下行期。2004年到2012年，中国的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之后又进入了一个低增长时期，我们从2010年开始增长速度就开始下滑，下滑到最低端应该是2014、2015年，而2016年略有复苏。所以，我认为今年肯定是一个拐点，应该是持续复苏的一年。

供给侧改革需更多抓手

海外网财经：您认为去年“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完成得如何，哪些方面还应持续发力？

姚洋：“三去一降一补”我觉得比较到位还是去产能，但是这种行政化去产能的办法有很大问题，它不灵活。拿煤炭产业和钢铁产业来说吧，去年我国得大量进口煤炭和钢铁，为什么呢？因为经济下半年在复苏，需求在增长，煤炭和钢材价格飙升，而这两个行业去年去产能去得最狠，钢厂、煤矿都限产，国内产能不够，只能依赖进口，所以让外国人赚了很多钱。去产能肯定要持续，但是要以行政的命令去产能，还是采用一个更加灵活的方式来调节生产、控制产能，这个还需要斟酌一下。

至于去杠杆和去库存，这两个基本没做，这两个任务都需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才能做到。今年我觉得需要出台一些比较具体的政策来去杠杆，比如说债转股，结合国有企业混改，这样的话去杠杆会走得快一些，至少会有个很好的开局。

目前负债率最高的还是国有企业。虽然国企的技术力量和人才力量都很强，但是经营机制不好，已经习惯性地靠拼命借债来经营。所以这次政府明确提出要混合所有制改革，用民间资本来改变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有一些负债率实在太高的企业可以搞债转股。

补短板和降成本今年还得靠减税。但是我们国家减税都是有方向性的，一定要鼓励高新企业，我个人感觉这不是一个太好的办法，会造成寻租。因为我们知道好多企业作假，找一个咨询公司整点材料去申请一个高科技产业认证，认证之后就可以减税。这种挑选式的这种降成本，效果不是太好，里面浪费很大。因此我建议，减税应该惠及各个行业。

海外网财经：您觉得从长远来看，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姚洋：首先应该是调整结构，消除下一轮经济扩张期的隐患，淘汰僵尸企业。第二个任务是，创造更好的条件，让更多创新创业的企业能更便捷地进入。第三个方面，多鼓励创新，为我国能转变为一个创新型国家创造条件。这方面我觉得说得不够，今后应该完善法律法规，比如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等。

海外网财经：您觉得我国供给侧改革目前最大的短板是什么？

姚洋：“三去一降一补”中有两个都还没做得太好，因为缺少了一些政策的抓手。简单地说，为什么去产能做的比较好呢？因为有抓手。我们已经习惯了用行政手段去做，比如让一个企业今年只能生产多少吨钢。而去杠杆做得不太好，是因为我们没有手段，找不到手段。这也是经济结构性改革目前缺少的东西。

调结构与保增长并非对立关系

海外网财经：我国今后该如何继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姚洋：新旧功能转换其实我们已经在做了。我认为中国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将是创新的时代，是中国全面赶超发达国家的时代。二十年之后，也就是2037年，中国的科技水平只会落后美国，日本、德国会被我们甩在后边，其他国家会被甩出去几条街。那时候我们GDP肯定是第一，科学技术水平会是世界第二，要超过美国可能还不那么容易，但肯定会超过日本和德国。

海外网财经：有人觉得调结构可能会牺牲经济发展的速度，对于这种观念您有何看法？

姚洋：这种观念我不太认可，我们不应该把调结构和保增长对立起来。我们完全有能力做到一面保增长，一面调结构，稳步地把这轮周期走完。

海外网财经：这个突破口会在哪？

姚洋：正如我刚才说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既能调结构又能保增长。国有企业做强做大了，我们的增长就上去了。

海外网财经：这几年咱们一直在说供给侧，需求侧则很少有提到。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把握供给侧跟需求侧的平衡？

姚洋：实际上中央政府对需求侧是有把握的。2015年底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2016年初一发现形式不对，国务院马上就出台了政策，房地产也起来了，地方政府的投资也上去了，所以政府不会放弃需求管理的，只不过没像以前那样去说。

我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是，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又涨起来了。今年我们提出要把地方债的11万亿完全给置换掉，三年之后不知道这个债务又会有多大，方政府超负债，没任何约束，这个是我们国家经济运行的一个顽疾，也是我们国家风险比较大的一部分。

海外网财经：有人认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某些特征，您认为我们能不能“在颠簸中安全着陆”？

姚洋：这个也是市场没有做过国际比较，凭空拍脑袋说出来的。

对中国来说，最好的比较对象是日本，因为它的经济也是矩形的。按照可比价位去算，我们现在的实际收入跟日本70年代初的水平是差不多的，但我们的各项指标只比它好不比它差。当然，70年代初日本经济增长得快，在20年间里从一个中等收入变成的高收入，人均收入达到了美国的80%，而美国那些年不增长。当然，日本的经济增长在那个时代有特殊性。但是其他指标我们都好于日本，我们的储蓄比日本多，我国金融体系比日本好得多、灵活得多，而且我们地方大、人口多，沿海经济增速下来之后，内地又开始上升了——这是中国的优势。这么一对比会发现，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统计数据应持续“去水分”

海外网财经：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去年我国的GDP增速为6.7%，您是如何分析这一数据的？

姚洋：是这样的，我认为统计局的统计方法有问题，因为家户调查和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差距太大了，按照家户调查的家户的收入占到资金流量表里头居民收入的也就60%左右，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最后统计出来的数据有可能是估算出来的。大家都知道，现在各个省报上来的数字之和远远超过全国的数据。我们研究发现，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如果你用各省报上来的加权平均，它会比统计局报的GDP增速要高大概1.5%。那这样我们统计局最后怎么得出来那个增长速度呢？它像是估算出来的，不是靠统计出来的，因为下面报的数都不准，它正好靠估算。我觉得这些年它这个估算有问题，就是我们高增长的时期它低报的，这几年恐怕又高报了一点。因为你估算起来总是要根据历史数据来推，肯定是平滑，所以造成结果就是数字平滑了。实际增速较高的时候低报了，增速较低时却又高报了，但综合近二十年的数据来看，我们人均收入和真实收入可能跟统计局报的真的相差不大。

我现在仍然坚持我们整个国家GDP总量是被低估了的，比如好多现金交易没有统计到我们GDP里头去，漏报了。我建议统计局它给改进它的统计办法，要真真正正做统计，不能做估算。

海外网财经：您刚才也说了，各省报上来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大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今年年初也曝出了辽宁省经济数据造假的新闻。那么您认为，经济数据该如何持续“去水分”？

姚洋：数据造假的原因，我觉得有两个——一是为了地方政府追求政绩，有意造假；二是统计部门可能能力有限，或者说，在数据采集上没有好好去做。你想，如果说统计数据都不准确，政府怎么做决策，这不是盲人摸象吗？所以说，数据造假在误导高层决策之下，损害的终将是民生。

要防止数据注水，我觉得必须要严肃统计法，比如说违反统计法是否可以上升到涉嫌刑事犯罪的高度。另外，可以将各地统计部门改由国家统计局实行垂直管理，今后各级统计部门的人员实现垂直流动，不受地方政府管理。

海外网财经：好的，今天对话到此结束，感谢姚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本文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