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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讯网》易纲、黄益平、方星海解密人民币加入SDR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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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8351
  • 人民币加入SDR确实是加大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直接而言有很多投资由SDR配置它的资产,我们的人民币资产的持有就很重要了。加入SDR,人民币在国际市场当中明确的认知度得到提升,这对我们人民币国际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2月20日晚,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第八期孙冶方悦读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主办方邀请央行副行长易纲、央行国际司司长朱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证券会副主席方星海等重磅嘉宾,围绕《人民币加入SDR之路》展开热烈的讨论。

    朱隽:我领到的任务是给大家讲一些小故事,易行长本来准备从宏观和历史的角度回顾一下人民币加入SDR的历程,还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以来金融体系的历程,我就是一个补充。

    故事一:前后一共进行了9轮会谈

    我主要讲几个重要的体会以及感受,人民币加入SDR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节点,一个是从2014年下半年我们正式启动相关的工作,一直到12月1号我们经历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这两年的时间我们感觉在整个过程中穿插了金融市场的一些动荡,还有2016年中国举办G20峰会一些主要的情况。

    我们感觉,人民币加入SDR的过程是精心策划和深度推动的过程,2014年我们启动论证的时候感觉以当时的条件人民币国际化是有困难的,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当中的使用已经初具规模,但是在金融市场的广泛交易刚刚起步,所以我们在当时的条件下觉得加入SDR欠一点火候,但是SDR审查是5年一次,我们当时定下来基本的战略就是顺势而为积极的争取。

    为什么是高层亲自举措?2015年2月召开了金融会议,当时习近平总书记力推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那时候2015年3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访华,各个层次的领导人都与他进行的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包括易纲行长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现状和下一步的走势进行的充分的沟通和交流。李克强总理也亲自接见了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在这次的会面当中,从上至下基金组织感受到中国推动人民币加入SDR的决心,他表示深受触动,回去以后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他们在总裁的领导下亲自成立了一个组叫政策研究和审查部,由8个委员组成的一个工作组,涵盖了财务部、资本市场部、法律等等。这个工作组牵头的是SDR的主任,成员是其他7个部门的副主任,对基金来讲是一次高规格的工作组,在此之后展开了9轮会谈。从2015年2月到11月SDR审查磋商结束,我们一共进行了9轮会谈。在9轮会谈当中,有易行长亲自参与的,人民银行也是派出联合工作组,涉及到相关业务的司局的司长,这是一个小的花边。

    故事二:人民币加入SDR遭遇标准之争

    磋商之初我们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国际上美国上也有不同的声音,大家可能知道一国货币加入SDR的货币篮子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出口必须在国际出口上名列前茅,中国满足这个指标,第二个就是资金的可自由使用的指标,它主要强调弱币在国际货币交易当中的广泛使用还有国际汇率市场的广泛交易,这对中国来讲有一些的难度,因为我们的发展比较快,基金组织也是看发展的趋势,而不是看数据的质量的态度来评估加入SDR的货币。因为SDR创设的时候作为储备资产的补充,它具备储备资产的特性,所以我们在当时提出储备资产标准的指标,以更加强调SDR作为储备资产的特性。比如说一国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当中的构成,另外在外汇市场上的交易量也是已知的,稍有不同的就是这个指标更加强调在外汇衍生品当中的交易量。

    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基金组织让我们使用新的指标,我们当时有两点顾虑:

    第一点顾虑,这个指标在2011年法国已经使用过了,因为法国作为G20的主席力推国际货币改革,其中一条就是使用货币多元化,让更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加入SDR,我们当时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成熟,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比较低调。我记得2011年4月基金世行春季会议的时候是易行长代表中国提出一个倡议:把金砖四国的货币作为一个计算的权重,让基金作为一个测算作为影子SDR加入当时的限行的4大SDR当中,测算一下储备多元化的可能性。除了这个工作之外我们没有做更多的推动,当时有很多的国家对我们怀有一定的疑虑。20111年我们汇率升值的压力比较大,顺差占GDP的比重记得是达到12%的高峰,所以全球失衡压力在中国这边。很多的过程有这种倾向,尤其是美国,如果人民币加入SDR篮子中国要承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还有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以及资本项目的开放等等,综合这些方面考虑,当年我们在这方面工作没有做特别大的推动。SDR的评估还是坚持现有的标准为主,这是我们第一个顾虑。

    第二个顾虑,要改它现行的指标体系,耗时非常长,我们只有10个月的时间,公开讨论新的指标代替原来的金融市场指标,我们基本上达不到这个标准。人民银行坚持不改标准,周行长在当时明确表示遵守基金组织的现行标准,以展示中国尊重标准,表示中国加入SDR积极的姿态。

    故事三:谈判高规格、密切配合

    这几轮谈判的特点有三个:

    一个是高规格,尤其是3月的那轮,我们提到了对方是总裁直管,总重要的部门为主,其他7个部门的副主任为辅。另外9轮会谈期间像6月在土耳其开G20部长会议的时候也是由易行长亲自主导的,9月在周行长和易行长亲自在土耳其做了一些工作,谈判的高规格是比较罕见的。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多部门的合作,体现在一个是人民银行内部建立了国际司统计司交易中心还有各个部门组成的团队,外汇局也涉及到多个司局参与的团队,第三人民银行国际司各个部委也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比如说财政部后期有发债的事情,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这个事情,税总和财政部对中国税种免税的问题也给予了支持。

    第三个特点就是小规模,每次磋商的时候,基本上中外方都是有10个人左右,这体现了小范围的秘密性,同时也体现了高效率,一个是弥补了数据缺口,第二个就是国际同行高度的配合,首先我们在做SDR评估的时候需要有一个SDR的定时汇率,经常由人民银行发布在伦敦市场的汇率决定的,经过基金组织和我们以及央行的沟通,他们很畅快的答应了北京12点发布人民币的定时汇率。国际同行的高度配合也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我们做SDR评估需要确定可自由使用指标里面的外汇交易量,外汇交易量我们自己内部统计体系不完善,我们和基金组织商量专门为中国做了一个3年一次的外汇调查,把相关的数据补充。这个调查是全球央行3年前做了一次,2015年正好是该做的时候,还有就是基金组织充分考虑了中国的特殊情况,因为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走的比较快,更多的体现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可自由使用指标体系里面那几项指标不足以反映人民币的可自由使用程度,我们增加了两个指标一个是跨境支付,就是人民币在跨境支付当中的比例,还有一个吸纳了指标就是贸易融资,从这两个PPT上可以看到出口方面是满足了出口指标,可自由使用方面除了外汇储备国际债务证券还有后面的外币货币市场方面加入了贸易融资和跨境支付的指标,充分的论证了人民币加入SDR的必要性。这是国际同行的高度配合,另外高效率体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做了一系列的工作。2015年7月和9月是我们全力冲刺的时候,外汇交易中心从2016年1月又把开放外汇市场交易系统延长到晚上11点半,使人民币汇率有一个连续的计算。刚才提到财政部也是2015年10月开始发行国债,我们需要有一个人民币代表的利率,所以财政部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人民银行和各个部委相互配合为人民币加入SDR做了一系列的改革和举措。

    故事四:弥补数据缺口

    第四个小故事就是弥补数据缺口的事情,数据缺口的事情实际很重要,因为未来的储备货币政策透明的基础就是数据透明,中国在这个方面有很多的短板。

    为了弥补数据缺口,从2014年开始人民银行和相关部委就开始布局,当时在一个峰会上习主席宣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的标准,分四个部分,财政部门金融部门还有对外部门的统计,财政统计和国际的标准差距比较大,金融部门统计差距稍微小一点,但是也需要做很多的改进,还有国际收支的统计还有资本流出方面也要做很多的工作。这个数据公布的特殊标准是衡量宏观经济综合指标的一个体系,人民币要加入SDR如果不采纳这一套数据公布的特殊标准让大家有一点令眼相看的意思。2014年习主席宣布的时候,G20国家只有中国加入这个,2015年1-10月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国家统计局在国民收入统计领域也做了大量的修改和新的统计工作,财政部在财政口也做了大量的改进,从2015年10月1号中国正式宣布采纳数据公布的特殊标准,把数据透明度很大的缺陷补上了。

    第二个方面就是国际清算银行有一个国际银行业的统计,为什么中国当时必须要弥补这个缺口?因为在自由使用指标里面有两个:一个是国际银行业的负债率公布,还有一个国际债券一种公布,只有通过国际银行业的统计基金组织才能进行相应的评估,在我们原来没有任何基础的统计基础上在很短时间内弥补了我们的银行业统计。

    第三个是基金组织的协同证券协同调查,这个调查主要是涉及资本的跨境流动,主要反映了一国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广泛交易和使用的程度,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这部分是外汇局会同资本司、金融项目司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完善了我们的数据统计系统。最后一个弥补缺口就是加入基金组织的货币官方调查,主要用于衡量一国货币在全球储备当中的使用或者地位,比如说我们的人民币向它报一下人民币的外汇储备有多少是美元持有的,百分之多少是欧元等等,各国都给基金组织汇报形成一个汇总。这个数据是不完全的,2016年4月总的外汇储备的规模是10万亿,实际上全球远远不止这一点规模,在SDR的评估中我们发现加入COFER有利于使用人民币的统计程度,它用来计算人民币在SDR篮子当中的权重,最后权衡利弊的情况下,还有一些市场比较敏感的因素,我们作出了逐步加入COFER系统的决策,从以上四个方面基本上我们弥补了人民币加入SDR数据缺口,提高了数据的透明度。

    经过上面各个方面的努力,人民币基本上水到渠成加入了SDR。2015年11月30日认定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的货币,加入SDR的篮子是从2016年10月1号正式生效,留了11个月时间给大家调整,确定了人民币在SDR的权重是11.92%,我们是第三,英镑是第四,日元是第五,这个权重设定有比较复杂的公式,我就不细说的。

    好事多磨:轻舟终过万重山

    在加入SDR的过程深刻体会到好事多磨的感觉。

    第一个片段是:2015年的7、8月我们的股市经历了剧烈的动荡,8、9月国际上对中国的经济非常的担忧,认为中国经济前进无望,认为加入SDR会受阻,我们当时也很顾虑,当时各界希望中国发出声音加强沟通。因此9月G20峰会,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召开前我们面临形势很严峻,在这个会议召开前一天我们和基金组织进行了新一轮的磋商,去之前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中国的汇率改革的政策和下一步的走向对资本的流动的压力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还有中国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的判断,以及货币政策走向做了大量的准备的工作。易行长在G20的部长会议上做了长篇的发言,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解释。我们向各界向G20国家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会停止,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继续往前走,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和基金组织的磋商当中,我们一下飞机马上和基金组织磋商,中午到的一直磋商到晚上12点钟,所有的问题都是关于汇率和资本流动。磋商当中非常的艰苦,基金组织也是有顾虑的,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和解释,执董会的时候也会有置疑,对基金组织的声誉也是不好的事情。那次的峰会是让我们胆战心惊的会议,短短的两天时间感觉时间非常的漫长。

    第二个片断是:2016年1月的时候,连续两天股市震荡,汇率大幅度的波动,当时形势很严峻,国际上置疑中国经济金融形势和中国的金融政策是否正确,改革开放是否会延续,甚至有声音说中国在人民币加入SDR确定之后有意放缓人民币国际化和改革开放的步伐,这对我们的形势非常的不利。那一年周行长在财新上发布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表达继续开放的决心,随后召开的G20上海部长会议上经过多轮的双边和多边的磋商,总的结果还是比较好释放了我们开放的信号,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从那之后保证了人民币加入SDR在10月1号正式生效。

    深远影响:降低国家发生金融风险的可能

    直接影响我不多说了,唯一提一点就是人民币加入SDR以后,基金组织有一系列的交易,基金组织的成员国可以直接用人民币向基金组织缴纳份额,另外基金组织的资金交易计划拨款和还款都可以选择用人民币进行。

    人民币加入SDR的影响,更多的跟大家交流一下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意味着中国获得重要的制度性的货币权利,这个影响比较深远,人民币加入SDR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个地位能增强市场对货币的信号,降低国家发生金融风险的可能。

    从两个方面可以理解:一个是储备货币本身对外界来讲有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做后盾,有助于市场信心,提升对该国经济体系的信心降低危机爆发的概括。第二个方面对储备货币发行国受其他国家政策溢出的程度比非储备货币发行国小的多,可以帮助这个国家更好的抵御冲击,而非储备货币发行国一旦受到冲击可能引起危机,比如说90年代的波兰和俄罗斯都有过这个情况。另外储备货币发行国应对危机的手段更多,首先货币更加的独立,你受其他国家的影响比较小,你可以创新性的政策来缓解危机,08年之后美联储实行了连续三轮的QE,欧洲央行也进行了相应的政策应对这个危机,如果是非储备货币发行国可能不见得是本币的贬值,所以人民币加入SDR面对危机会有更多的缓解办法。第三个就是在国际投资和国际交易上使用人民币,可以降低我们的成本,提高我们在交易当中的定价权和话语权,提高竞争力和市场的份额。第四个深远的影响就是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这个国家减少积累外汇储备,你自己的货币可以进行国际支付可以弥补国际收支的缺口可以偿还外债。最后提一下人民币加入SDR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08年危机之后我们和30多个经济体签署了经济多边协议。我们签署了双边兑换协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弥补了资金缺口的重要的手段,这也成为金融安全问题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人民币的认可度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

    人民币加入SDR以后为SDR的使用注入了活力,基金组织一直试图扩大SDR的使用,在去年中国在G20峰会上把扩大SDR使用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希望扩展中国的影响力。

    我罗列了一条:中国的表率作用一个是率先2016年4月以美元和SDR发布了数据,2016年6月发布了以美元和SDR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的头寸的数据。另外我们在去年的夏天,又和世界银行在北京发行了首笔以SDR计价的世界银行的债券,渣打银行在中国发行了SDR的债券,借SDR的东风,扩大SDR的使用和新的活力,这个事情刚刚起步,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吸引私人部门投资扩大私人部门对SDR使用的积极性和兴趣,发展SDR的市场,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看到易行长回来了,我的任务基本上完成,易行长从历史和宏观的角度讲讲人民币加入SDR的历程。


    易纲: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各位朋友一起谈一下SDR这个题目。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话题,人民币加入SDR之路,大家知道2015年的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决定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这个决定在2016年的10月1号生效。习近平主席2016年新年贺词当中也提到只要坚持,梦想总是可以实现的,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提到了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事情。2017年9月人民银行国际司编写了《人民币加入SDR之路》,今天我分享一下这个历程。

    人民币加入SDR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过程,我们从这个角度解读人民币加入SDR。这看起来不是特别影响我们每天生活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以一个平和、共享包容的心态越来越深的介入国际经济金融治理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说到SDR,我们就谈一下战后整个世界的经济和金融体制的建立,在大萧条时期,1929年1933年箫条和以后恢复的时候,很多学者在思考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国际货币的稳定问题,两次世界大战都和国际货币体系混乱有关,比如说如何解决贸易和投资之中发生争端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导致战争,大家在分析深层的原因。在打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经济学家也忙着研究如果我们打完了战争,国际的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怎么构建?有两个重要的方案:一个方案就是美国和英国提出的怀特方案,另外一个就是凯恩斯代表英国提出的方案。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召开了布雷顿森林体系重要的会议,在这个会议的准备和召开的过程中,实际上中国参与了,而且中国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在1943年的中国派专家去美国和美国的银行就方案进行研究,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盟军基本上看到胜利曙光的时候,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中国派出32人的代表团,在布雷顿森林这个地方住了好几个星期,他的工作人员住了好几个月,深度参与了会议的讨论部分。从当时中国的地位也可以看到中国的重要性,当时中国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5亿美元,名列第四。联合国也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的,中国进入常任理事国之一,这反映了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

    布雷顿森林体系初创之后,有一段时间它发挥了一定的重要作用,一直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这个时候国际社会开始探讨怎么样有一个超主权的货币,就开始讨论SDR。196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创立了SDR,80年代各国逐步建立浮动汇率,国际上关于SDR的讨论也进入了低潮,SDR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它的建立和讨论有一个高潮。在雷曼危机以后,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09年G20伦敦峰会召开之前,周小川先生发表了《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文章中提出如何进一步的发挥SDR的作用,引起了国际社会巨大的反响和热烈的讨论。09年周小川先生在文章当中考虑发挥SDR的作用,扩大SDR的使用范围可以进一步的拓宽,真正的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这里有一些具体的考虑,比如说建立SDR与其他货币的清算关系,积极的推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投资和企业记帐当中使用SDR计价,积极推动创立SDR计假的资产,进一步的完善SDR定值和发行方式,SDR定值货币篮子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这是周小川先生的文章对SDR进行了全面的讨论,从而掀起了又一个关于SDR讨论的高潮。这时候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我们都说四个自信,中国的解决,中国的智慧,SDR也是很典型的一个案例。从此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和增强SDR的作用就进入了G20峰会的议程,2011年法国作为G20的主席国,提出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议题,法国总统萨科奇亲自到我国参加这个论坛,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了讨论,我们共同举办了紫金山南京的论坛。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董会决定人民币纳入SDR的篮子,我们作为主席国重启国际金融工作的框架组,继续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成功推动世界银行、渣打银行在中国发行SDR计价的债券。

    所以,人民币加入SDR之路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路,我们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可以说有三架马车的提法,有三个改革要同时的推进,一个是贸易投资,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第二是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的改革;第三就是如何减少外汇管制,逐步稳步的推进资本项目的规范。三架马车意思就是有三个面,这三个面都非常的必要,这三个面的条件是相互紧密联系,要协同推进。如果你理解三架马车为什么是这三件事要绑在一起讨论,这三个条件是相互联系的,我们讨论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在经济金融方面这三个条件非常的重要。

    我们知道贸易、投资的便利化,中国1996年承诺经常项目可兑换,之后我们一直从事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也非常的必要,减少外汇管制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我自己在09年到2016年底担任外汇局局长,将近7年的时间里,在工作当中比较深刻的这三个面的相互的联系。09年我们就提出了5个转变,5个转变的实际意义就是简政放权,放管服,如何方便企业,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提出中国老百姓(603883,股吧)来资产配置和资产更广泛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增值和它的方便的程度,最后考虑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中国老百姓的资产保值增值以及在全世界使用的程度。如果我们要管制资本账户必须对经常账户的每一笔交易要识别,然后才能让你自由的进入和自由的兑出,这对经济贸易都有一定程度的管制,这确实使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受到限制。考虑这个问题就要考虑减少资本管制,在推动过程中如果走的太快,又会发生08、09年金融危机雷曼危机这样的教训,前面还有亚洲金融危机,还有各个金融危机的教训,你要走的太快了发生的偏离错误就要进行重新的管制,使得这个过程更加的缓慢和漫长。

    这三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必须要同时的考虑人民币的形成机制,怎么使得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灵活,基本上按照市场供求形成人民币的形成机制,使得它成为金融稳定器。如果哪一个方面走的冒进,其他的两个方面不配套就会发生问题。这是三个方面必须同时改革的一个要求,要是细说这几个方面的改革,说起来就比较长,比较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这里面的重要事件就是1994年我们汇率的并轨,当时人民币汇率有贬值的压力,中国货币央行把汇率调成1美元兑8.7块人民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在汇率还有一步非常重要,就是05年7月21号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汇率在这一天对美元升值了2%,从8.28块升值2%,从此这一天开始人民币就对美元进入了浮动汇率的时代。1994年汇率并轨,实际上1995年人民币对美元就到了8.28块附近,从1995年到05年这十年人民币对美元在8.28块附近,十年基本没有动,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加入WTO特别重要的时代,中国的贸易竞争力中国的出口在这十年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从05年的7月21号人民币对美元走入浮动的时代一直到今天,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从外汇管理体制如何便利贸易和投资,这中间也可以讲很多的故事。

    我们今天在竞争力上,在中国制造方面,在进出口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同时在中国老百姓财富和中国老百姓作为消费者在全世界中国旅游、工作、开会,便利的程度大大的提高,我们这几年每年出国的人次超过几亿人次,我们在国外旅游、休闲商务活动都有大幅度的提高,中国旅游者成为全世界旅游市场的一个极大的亮点和增量,全世界都欢迎中国的旅游者。还有很多家庭的孩子在海外留学,留学用汇非常的普遍,老百姓的生活和财富管理,以及在全世界考虑资产配置,现在灵活的程度以及可以支配资产的形态的程度,比十年二十年以前方便的太多。在这些方面,中国经济体量得到发展,中国的金融体系在抵御风险程度有稳步的提高,都为人民币加入SDR奠定了基础,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也越来越成熟。从8.28块一直升值2014年初的接近6块几,升值的压力也有十年的时间,2014年年初到2016年我们面临着两年多的时间贬值的压力,真正的人民币双向的浮动,升值和贬值供求平衡,从今年以来人民币的供求关系比较平衡,国际收支资本的流出流出和市场的预期都比较稳定。汇率形成机制有效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不断的方便企业和贸易和投资以及方便老百姓的生活,这三个方面确实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这三个方面的改革逐步的深入就为人民币加入SDR奠定了基础。SDR是什么?是一种可自由使用的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有广泛的使用和接受的程度。我们过程也正好赶上了国际金融危机在客观上也为人民币广泛使用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机遇。不管是贸易手段还是在全球内工程承包和中国企业走出去,都为人民币在全球更广泛的使用提供了历史的机遇。危机以后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流动性和外汇市场都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主要的储备货币波动也比较大,损害了对贸易和投资的信心,这时候中国金融体系稳健,抗风险能力比较高,人民币也是稳定的,很自然更多的市场选择用人民币,人民币的国际化过程也是一个市场驱动的过程。

    人民银行作为货币当局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优惠,只是以前不允许人民币对外支付,对外结算这样歧视人民币作为支付和国际货币的措施取消掉了,我们创造一个环境使得人民币和其他的货币在同一个平台上可以竞争,金融机构作为市场主体可以选择一个对他们来讲成本最低的货币,如果人民币是中国的本币,他们选择人民币对他们来讲是成本最低的,随着中国贸易和投资的不断壮大,我们的很多伙伴会自主的选择使用人民币,对企业的利益是最大化的,我们的贸易伙伴也会更多的使用人民币。人民银行和36个地区的央行签订了货币互换的协议,我们不断的方便人民币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在出台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管理办法,也允许外商直接投资QDI,在2009年到2014年的人民币国际化是加速的。作为我发言的总结,我想说人民币加入SDR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是中国的里程碑,反映了中国在过去改革开放30多年一个综合的成果,这个成果不仅包括经济、也包括金融,也包括你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是一个综合成果的反映。

    我们加入了SDR是一个事件,同时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作为金融的从业者我们要考虑人民币虽然是SDR篮子五大货币里面我们是第三位的,人民币距离真正一流的储备货币还有什么样的差别?比如说在全世界的储备份额,在全世界的贸易和投资的结算方面你使用的方便程度包括在全世界可接受的程度,包括我们的信用卡和第三方支付包括我们的支付清算系统,包括我们市场的开放程度,如果全世界的投资者愿意使用人民币可以投在什么地方?比如可以投香港,可以投在大陆,我们考虑所有的方面和一个成熟市场有效市场差距时候,我们感到虽然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历程式的事件,但是你要考虑这些问题,评估一下差距的,我们感觉还有很大的差距,有差距就是一个进步的动力。我在演讲的最后,我想说我们找到这些差距,是我们进一步的进步的动力,我们要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来不断的缩小我们对真正的储备货币和一流的金融市场的差距,使得我们不断的进步。


    黄益平:2015年是特别有意思的一年,从金融改革的角度来讲,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有一些事情我们还没有看到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但是我们已经感受到比如说我们5月开始执行保险制度,8月我们做了汇率中间价的改革,10月取消了商业银行存款的上限的限制,11月IMF决定接受人民币进入SDR的篮子,12月我们亚投行成立,我不知道是专门规划过的还是一步一步的推动过来的,我们这些事情确实是中国金融史上非常重要的节点。

    人民币加入SDR刚才易行和朱司长做了很好的阐述,我个人理解就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人民币加入SDR确实是加大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直接而言有很多投资由SDR配置它的资产,我们的人民币资产的持有就很重要了,人民币加入SDR,人民币在国际市场当中明确的认知度得到提升,这对我们人民币国际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最近一直更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国际货币改革的事情,人民币加入SDR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当中的话语权增加了,我们实实在在的看到易行长提到在南京召开了紫金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会,去年年初在巴黎开了第二次会议。我当时跟周行长和央行官员一起去的,我当时跟周行长一个小组讨论,周行长阐述了怎么提升SDR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些想法,当时没有公开讨论,很多学者觉得这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

    比如他提出,我们央行资产负债表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都可以用SDR表示,我们发现有很多人关注我们外汇储备数据变化,有时候发现这个变化不是数量的变化而是估值的变化,比如说美元和欧元的汇率变化美元和日元的汇率变化啊。我们看到了有具体的举措,另外它提出我们发行一些以SDR定价的金融资产,易行长也提出了我们推出了一些这样的产品,中国在主持G20会议当中重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个议题非常的重要,中国人民币加入SDR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契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变得很重要,我们的人民币加入SDR的部分也非常的重要。

    回过头来看,人民币加入SDR这件事情有央行和政府领导人的艰苦的工作才达成的确实是里程碑的事情,即使过十年二十年也可以使我们清晰的看到它对中国经济改革和金融发展的历史性的意义。

    人民币进入SDR,为我们下一步的SDR的改革打下非常好的基础,起到了很好的头,但是任务很艰巨。SDR像周行长在09年的提到我们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用国别货币作为货币,它必然面对一个难题就是传统货币增量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用国别货币解决不了,我们就用一个超主权货币SDR解决,总体而言,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就是一个新的准备货币补充支持国际货币的发展。

    IMF也研究讨论这个问题,怎么让SDR在金融体系当中发挥更高的作用,从支付货币和作为定价货币的角度在探讨,我们知道IMF讨论SDR也有很多外部的约束,尤其面对美元有一票否决权,你讨论任何一个未来有可能取代美元地位的问题时候都有很多复杂的过程。SDR未来能作为一个国际货币体系,它对支持金融稳定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原来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用国别货币支持国际市场金融的需求,现在我们用多种货币,尤其是5个货币SDR它缓解了两难问题还是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是完全由新的货币单位承担,还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各国在一起在短期内来缓解这个问题,还是长期这个问题存在?这个问题我没有想清楚。

    第二个问题,SDR面临配额的问题,现在大家觉得数量不够,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但是怎么增加配额和流动性的时候怎么减少道德风险的问题,这也是很难解决的。

    第三个就是假如说我们以后SDR变成一个国际货币,由一家独立的机构发行,是否IMF和其他的机构它的货币供应的机制是怎样的,未来怎么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这涉及到总体的国际货币框架的构造,也包括IMF治理结构的改造。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角度来讲,人民币加入SDR,以及SDR的本身的改革历程没有完成,还有很多的要素。

    我们今天相关的讨论,人民币加入SDR对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是人民币在这里面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约束,我们还有很多的差距,如果这些差距不克服,我们对SDR到底能帮多少忙?我经常想,SDR有一个新的汇率,这是它5个货币对应的一种利率,这个利率如果不灵活,人民币加入SDR它的汇率价值就下降了,如果我们顶住美元,就相当于我们人民币加入SDR比重增加了,也相当于美元比重增加了,未来SDR要对金融稳定发挥作用,确实要求我们汇率变得经灵活,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化要相应的推进。

    易纲行长讲到三架马车非常的重要,贸易的开放,资本项目的开放,都要与时俱进。人民币加入SDR,如果人民币不能发挥真正的国际货币的功能,我想它对SDR的贡献可能也是有限的,不知道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有新的评估?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在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加入SDR的道路上要走的比较坚定,在我们的国内金融改革走的足够快,这是多方面的问题。三架马车是否同步往前走?大家知道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汇率波动的问题在市场上引起了一些变化,一些政策的调整比如说方向性的改变是政府政策的调整,我们具体的数据也反映出人民币汇率的约束,汇率人民币国际化有很大的举措,我觉得汇率改革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国内的改革同样至关重要,汇率全部的灵活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汇率是对人民币国际市场的定价,必然涉及到国内市场的定价,国内市场定价就涉及到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银行金融产品的定价,利率市场化如果不能真正的推进,我们下一步的金融开放肯定会受到约束。我们现在人民币国际化很重要的是希望开放国内的市场,人民币国际化我个人理解是货币的投资功能和投资工具,交换的媒介和定价的单位,这三个发挥到国际市场上,我经常说人民币能否国际化其实最终由国际市场决定的。因为你这三个功能要到国际市场发挥,国际市场是否愿意接受?但是最后的功课在国内,它是否愿意接受跟你国内市场发展有关,一般来讲它受三个因素影响:第一个是经济的规模和开放度,如果规模比较大开放度比较高跟国际金融体系不断的交融,人民币被使用的概率提高;第二个需要一个有庞大相对稳定有流动性有各个金融产品的金融市场,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意味着它作为一个投资的工具,你要让它有地方可以投资,这涉及到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市场,如果你做一个大规模的投资需要做投资组合而不是买一个A股市场的股票就可以了,我需要不同的资产甚至需要对冲,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管道式的开放而是全方位的开放。

    我们看到市场开放了,另外的制度约束,政策都有很多,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如果我今天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我想说的是三件事情:第一中国人民银行给中国做了一点历史性的工作,对世界金融体系是历史性的。第二SDR这个事下一步怎么做,未来的金融体系是否用SDR作为一个主要的储备货币,现在有不确定性,但是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可以推进;第三个我们在对外开放方面要不断的往前走,当然也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个报告集中讨论很多领域的一些问题,我们的金融改革要加快赶上来,我们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像制造业的部门有一点不一样,是系统性的变化,制造业的改革开放一个工厂或者一个地区做了一个改革实验,成功了就推,不成功收回来,金融改革如果不是系统性的推进,它可能会出现很多的漏洞风险,搞不好风险可能会发散。易行长朱司长和各位司长给中国立了一个大功,但是还不能退休,谢谢大家。

    方星海:今天晚上我来主要是给人民银行给周行长给易行长还有朱隽司长点赞,表示敬意。人民币加入SDR这件事情习总书记克强总理都提到了,在十九大报告当中正式提到这个事,还列为过去五年的重要的一个成就。大家回想一项过去五年的金融的改革开放都做了哪些大事?我觉得至少包括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人民币加入SDR,另外一个就是A股加入MSCI指数。刚才易行长把人民币加入SDR的过程意义以及做的事情讲的很清楚,我听的深受启发。我曾在中财办工作配合人民银行做人民币加入SDR工作。

    人民币加入SDR,很多人觉得风险很大,不同的意见都有,在中央领导小组会议上,定下来这件事情要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议题和材料准备我们协助做了一些工作。IMF评估下来的时候,我们相关部门就有一个总的基调,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到,咱们国家体制的决策中央重大的事情是及时拍板的。我们当时跟IMF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人民币加入SDR不到时候也不够条件,假如说人民币在SDR当中,IMF给乌克兰做了一笔SDR的贷款,乌克兰拿到SDR以后,要防范人民币的汇率风险,利率风险,怎么防范?我们说香港有,你可以到香港做人民币的汇率对冲。我们着眼点是跟IMF的团队反复讲一个道理,人民币加入SDR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中国金融的改革开放一个最大的推进,加入以后更重要的功能是防止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倒退,不要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倒退,就把他们吓住了,因为IMF内心非常的赞同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非常的愿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一点事情。从这当中我有一点体会,国际的机构、世界银行也好,他们本质上对中国是很友好的,从内心希望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经济发展起来,我觉得对国际机构的力量是我们可以利用的。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是中国可以依靠的,我们今后怎么加入这个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谈到这个问题,中国要巩固这个立场。

    第三个方面的工作,大家知道人民币加入SDR,80%或者85%的票数才能列入到SDR,好像是85%,美国的投票权是47%,它有一票否决权,美国这一关必须过。当时2015年春天到夏天这段时间,那时候是奥巴马执政,他的白宫团队到中国,我们就谈的很深入,美国在ASID成立过程中你们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法国、德国也加入了,美国被动了,人民币加入SDR的过程中,美国不能犯同样的错误,搞不好法国欧洲都同意了,就你美国不同意,你即便投了否决权也很难看,他们有一点听进去了。中国人民币加入SDR,中国更深入的融入了国际金融体系,对美国也是好事。同时我们有一个体会,广大的美国人民还有美国主要的政府部门的人,还是愿意跟中国形成一个互惠共赢的关系,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跟中国斗,因为斗的结果最终是两败俱伤,他们也认识到中国的崛起也不是美国可以阻止的了,所以不如合作共赢,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美国应有的利益。还有一个事情简单提一下,在人民币加入SDR的过程中,香港的金管局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2015年1月我们去香港开会专门的拜访香港的金管局,比如关于乌克兰拿到SDR贷款的事情,人民币怎么防范风险的问题,香港要打保票说我们这里都能用。

    最后是一点体会:人民币加入SDR以后,到底应该是进一步的促进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在国际上使用,大概是2016年之后人民币在国际上使用规模略有减少,因为我最近去了一趟新加坡,也了解了新加坡市场的情况,新加坡的人民币存款2016年达到最高峰,整个人民币定价在海外形成不了定价曲线,它拿到了很大的存款不知道应该给它什么样的利率。我们做这方面的业务,2015、2016年人民币汇率下跌,禁止人民币去海外,在海外做空人民币的例子,同时导致海外的市场容量收缩,这种情况下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防止人民币储备的过快的流失是我们宏观考虑的主要的目标。人民币在海外受到一点影响的代价也是应该付的。但是今后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要内外兼顾,人民币加入SDR以后我们也想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但不能忽略人民币在海外的情况,人民币加入SDR就是属于国际承认的,不能什么事情都只获得收益不承担责任,我们今后货币政策要兼顾,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做的更柔性一些,比如说境外的人民币市场的影响。人民币加入SDR的过程中就已经起到了防止中国改革开放后退的作用,比如2016年的股汇的双杀,这是第一点体会。

    第二点体会就是人民币加入SDR是一个新的起点,IMF也说我们加入之后是改革开放一个进程,这里面有一个整个推进改革的思考。咱们改革这么多年,我们从人民币加入SDR这个过程,改革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开放促进的,咱们国家的开放促改革还是一个真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怎么起来的?引入外资就是一个起点,1979年7月引入外资,哪里改,原地打转是改革吗?所以说有一个方向的问题。人民币加入SDR是有很多继续开放的工作要做,人民币加入SDR是继续开放促改革一个案例,我就讲这么多!

    提问:最近有一次机会在出外,在南非那边在银行的外汇牌价上有20种外汇,但是没有人民币,大家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以及这种现象背后的主要的挑战是什么?人民银行怎么采取一些措施提高人民币的影响力?

    易纲:我们看这个问题,我自己的观点就是要特别的心平气和,为什么说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是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在人民银行过程中,没有特别的急切的推进,只是想创造一个公平的行业,使得人民币和其他的主权国家货币包括发展中的国家货币一起有一个公平的竞争机会,它会逐步的使人民币的好处和方便的程度加大,使它成为一个市场的选择。人民币最终国际化的过程一定是市场化的过程,只有这样的选择才能走的很远,才能真正造福于中国人民和所有的使用人民币的世界的各国的人民和企业。

    朱隽:你是说在南非没有看到人民币没有在银行的牌价上,最主要的反映是人民币没有实现可兑换,所以不在银行的牌价上,但是去东南亚甚至中欧你会看到有的国家牌价上已经有了外汇的汇率,如果官方的不可兑换,但是你到市场上去看,人民币的使用牌价是很广泛的。在美国纽约出租车上已经可以使用微信或者支付宝,人民币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宽,支付工具超越了原来的银行柜台交易,所以没有必要担心。

    提问:资本项的开放在逐步的推进,在完全的开放方面有没有路径或者前提,监管层有没有相应的时间表?另外资本项目开放与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与资本的管制之间是否有一些冲突点?

    易纲:你如果看中国的官方文件,比如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都有逐步推进资本项,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目标,在官方文件上我们没有设立可兑换的时间表。所以我刚才讲三架马车也是讲了这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你看IMF把资本项目划分为7大类有40个小项,在很多项上我们是可兑换的,限制的只有几项,你仔细的看发达国家还有储备货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的,没有特别绝对。我建议我国的业界和研究学者,你们可以研究,实际上别那么的特别的说这样可兑换,这样就不是可兑换,它完全是渐进的过程,变化都在点滴之中,实际上我到很多国家看到很多国家的体制,可兑换都有反洗钱反恐融资的问题,它是否对你的资金有一些限制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对资本可兑换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谢谢。

    提问:在中国金融改革重启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外资流入的增长点在哪些地方,可否介绍金融改革对外开放的路线图,以及你的期待?

    易纲:外资的流入和开放的整个的格局,最近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就是十九大报告,对外开放要提高新格局的高度。刚才讲到我们的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的,很多的改革靠开放,我们最开始的改革开放几个外资投资法,到金融的对外开放,到推进一系列重要的文件当中描绘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一直到一带一路,我觉得中国四十年的进步靠改革和开放,它对中国社会的警醒和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国逐步的融入全球经济,逐步的走向世界中心,都有非常巨大的意义。有人说:我们已经水平很高了,实际上我觉得中国开放包容、互利共盈的市场,无论是走出去还是引进来都是永无止境的,中国越来越成为开放包容实行国民待遇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的市场,这样使得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增长和信心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也从中获益,就是老百姓得到实惠我们的竞争力得到增强,新的技术新的管理理念好的做法被吸收,巩固经济金融发展制度和成果,这样我们的对外开放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要不断的提高开放的程度。

    提问: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刚才讲人民币加入SDR是一个国际化的进程,它使国际化会加速流动性,但是我们的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防风险降杠杆,在国内是缩减,国际化要增强境外的流动性,这两个政策目标之间是否有某种关联和矛盾,对2018年股市和企业融资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能否请方主席易行长解答一下。

    易纲:很多人认为开放意味着风险某种程度是有道理的,但是从改革开放40年考虑这个问题,你就会说开放改革、开放思维带来了进步了,开放也不一定就有很大风险,当然在开放过程中肯定会有风险,但是怎么样权衡,比如说在境外更多人使用人民币,更多的企业和货币当局用人民币作为官方的货币储备,这些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市场选择的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是否意味着风险?它肯定意味着你和过去的环境、和你考虑的问题不一样了,现在开放的情况下你必须考虑全球的视野,必须考虑资本跨境的流动,必须考虑中国人民币的汇率和美元汇率的差别,它会导致资金和人民的资产配置的选择。美国要加息了,或者欧洲央行明年1月开始减少购贷的规模,所有的这些事件因素对你都有影响,因为你开放了,但是不以为着开放就有很大的风险,如果在开放体的市场货币的这些对冲的工具风险的套期保值工具逐步的建立起来,从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当中得到更有效的使我国的居民在全世界配置资产,资产的自由度更高,从而对全民带来福祉。你刚才说的两件事情不一定是矛盾的,在一些地方有不足的考虑,但是总体来讲开放改革和人民币的国际化风险是可控的,我们从过程中会有很大的福利效率的提高,谢谢!

    方星海:开放恰恰是我们化解金融风险一个有效的途径。比如说金融风险的重要的表现就是国家宏观杠杆很高,债务太多了,如果我进一步的开放,更多的国际投资者投资中国的股权市场,是否就可以化解风险呢?显然有助于化解风险。另外一个例子就是M2的比例很高,如果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的实现,可以使人民币更多的到海外投资,境外的机构更愿意使用人民币投资,我觉得化解风险和开放密切结合起来。这里面管理的难度也大了一些,如果我们管好,恰恰可以利用全球的资源化解中国的风险使我们的经济上一个更高的台阶,那么这个风险就会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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