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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眼里的北大1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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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斌 刘苗苗 魏梦佳

    20世纪的北大,率先引进马克思主义、民主、科学等人类优秀文明成果;21世纪的北大,重视对中华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扎根中国大地,培养学习中国的关怀,成为能把理想照进中国现实的人
     
      受访专家(排名以年龄为序)
      
      楼宇烈 北大哲学系教授
      
      陈堃銶 北大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教授
      
      叶朗 北大哲学系教授
      
      袁明 北大燕京学堂院长
      
      姚洋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陈春花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董强 北大法语系主任、翻译家
      
      北大120周年校庆之际,《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进燕园,倾听北大学者对北大过去、当下及未来的思考。
      
      接受采访的著名教授学者包括北大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北大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教授陈堃銶、北大哲学系教授叶朗、北大燕京学堂院长袁明教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春花,以及北大法语系主任、翻译家董强教授。
      
      深深的北大印记
      
      《瞭望》:请谈谈您跟北大的缘分,以及受到了北大怎样的影响?
      
      楼宇烈:北大一直是我向往的学校。1955年我考入北大哲学系后,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全国最顶级的教授,讲的都是相关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这对我们的学术养成起了很大作用。
      
      那时我们跟老师的关系非常密切,能从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至今我一直非常怀念那种传统的师生关系,就像父子、朋友。
      
      陈堃銶:我是1953年进的北大,在数学力学系。系里的老师们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很大。他们学识渊博、学风严谨、淡泊名利又敢为人先。课讲得特别好,很多人默默无闻地钻研,做出成果也不会去到处宣扬,毫无怨言地奉献。那时的师生关系也非常好。我钦佩这些老师,他们为我的为学做人打下了一生的基础。
      
      叶朗:我是1955年考入北大,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研究工作至今,我非常认同很多北大毕业生说的话:在北大当过学生,一辈子身上都会打上北大的烙印,始终抹不掉。
      
      袁明:我是1962~1966年在北大西语系求学,1979年又回到北大读研究生,那时刚迎来“科学的春天”。老师们为了培养学生,恨不得把家里变成课堂。有了机会老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学生,即便没有机会,老师也会创造机会给学生,那种对青年人爱护有加的精神真的很可贵。今天我们办燕京学堂,也是要从世界各地延揽好老师,培育跨文化人才。虽然办学很有挑战,但一想到前辈们对我们倾注的情感,遇到再大的阻力和困扰,我的心都能静下来,沉着应对。
      
      陈春花:我跟北大的缘分源于我的研究。过去30年我一直专注于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领先”、“有没有可持续性”等问题。这跟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用全球视野看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有一定契合之处。当国发院向我发出邀请后,我有缘成为一名新北大人。
      
      姚洋:我1982年考入的北大。那时学校条件比现在差很多,但有一股北大的“劲儿”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到了大学三四年级,课程没那么紧张时,没有人懈怠,都在如饥似渴地读书,有点钱都用来买书,读书就是我对大学时光的最深印象。
      
      董强:从北大毕业后,我到法国生活了十多年,2001年回到北大并任教至今。伴随着中国的变化,这十多年北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刚回来时,感觉北大还是在“慢慢走”,现在则是“发力向前跑”了,有一种青春力量在澎湃。很荣幸我赶上这个阶段。
      
      好大学的根本是什么
      
      《瞭望》:在您眼中,北大走到今天有什么精神特质?
      
      楼宇烈:我在北大求学、教书、治学已63年。北大的学术氛围相对要宽松活泼得多,对一个学术问题我们不要求学生有统一答案。同样听我的课,你可能有这样的体会,他可能有那样的体会,大家互补就好了。对一个高校而言,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非常重要,只有这样,大家才能真正为社会做出贡献来。
      
      陈堃銶:“选准方向、狂热探索、依靠团队、锲而不舍”是王选的为人和做学问的态度,也是北大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和奉献精神确实流淌在很多北大人的血液里,他们在学术上不断要求进步,这与五四精神一脉相承。120年来,北大在推动国家整个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叶朗:冯友兰先生曾说过,人类的文明好似一笼真火,几千年不灭的在燃烧。它为什么不灭呢?因为古往今来对于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人,都是呕出心肝,用自己的心血脑汁作为燃料添加进去,才使这笼真火不灭。他为什么要呕出心肝呢?因为他欲罢不能——就像一条蚕,它生而为蚕就要吐丝,“春蚕到死丝方尽”,是这样一种境界的欲罢不能。
      
      冯先生说的“欲罢不能”,体现了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也可以代表北大的人文传统、人文精神。这座校园里的很多学者,都有一种强烈的学术渴望、学术热情和学术追求,把学术研究看作自己的精神依托、生命核心,把做学问看作自己的生命所在。
      
      陈春花:大学有个特点,就是永远走在时代潮头。大学不仅仅是个传播知识的地方,而且是一个能够让有志向有理想的人聚一起,为知识而来、为引领时代而去的场所。北大在学术上充分尊重每个人进行研究和探讨的自由。辩论和对话在北大一直都有,这就是北大的包容性。辩论的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辩论和对话,激发倾听者的智慧,让其找到问题的答案,再落实成行动。这恰是学校和学术的价值。
      
      董强:北大有一种价值判断上的恒定性,根扎得很深,这是一所好大学的根本所在,也与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教育思想相吻合。建立在现代大学概念之上,吸收时代精华,包括中国最优秀的生源,使它能够在中西比较中相对平衡,使中国和世界的学术研究保持一种同步性。如果没有这种同步性,一个大学可能无法在世界立足。
      
      培养什么样的人
      
      《瞭望》:育人是大学的重要使命,您认为北大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袁明:我很认同林建华校长提出的,要把北大建成一所“伟大的学校”。对“伟大的学校”的追求永远没有止境。我想沿着“兼容并包”这条路走下去,北大定会开启新的历史。跨文化交流是一种人才培养的新探索。比如我们燕京学堂的定位是“跨文化交流:聚焦中国,关怀世界”,我们用全球视野研究中国,希望培养更多在国际上能够理解中国的人才,和中国携手做一篇推动人类进步的大文章。
      
      姚洋:我觉得北大就是要培养思想家和科学家,文科要以培养思想家为己任,理科要以培养科学家为己任。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抱负的民族,在实现了全面小康后,注定要在思想文化方面起引领作用。北大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出思想”的地方,现在和将来也应该继续保持这种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强调“接地气”,北大教育要扎根中国大地。我们会组织学生到农村去,到中国最穷的地方,和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让他们了解中国的问题,希望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训练,培养学生对中国的关怀,成为能把理想照进中国现实的人。
      
      董强:成功的人才培养不是灌输学生多少知识,也不是让学生进入什么学校读书,拿什么文凭,而是教给学生应对未来的能力。因为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不确定。但是这种能力不是纯粹能教会的,它需要土壤和氛围,需要师生之间共同探索的机制,以及国家之间的深入交流。
      
      人文精神的价值
      
      《瞭望》:对我国高等教育有哪些期望?
      
      楼宇烈:教育中,老师的角色是传“为人之道”、授“为学之方”。传“为人之道”是第一位的,但现在有所弱化。坚守它,需要更加重视人文科学的发展和方向。
      
      缺少人文科学的观照,自然科学及人类的迅猛发展可能会迷失方向,环境可能遭到毁灭性破坏。遗憾的是,100多年来人们只把科技发展看成人文力量的创造与体现,忽视了人文精神的发展方向。现在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强调自然科学要有人文的指导和引领,说明大家期待人文精神的回归。我对北大的期望,就是把人文精神提到最首要的位置。
      
      叶朗:20世纪的北大,在国内率先引进马克思主义,以及民主、科学等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我希望,21世纪的北大继续在文化上有所作为,重视对中华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弘扬,重视在高校和全社会开展美育、艺术教育和人文教育,引导大学生不断提升精神世界,追求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情趣的人生。
      
      袁明:我是做国际研究的,在世界各地走了几十年后发现,不论是年轻人,还是年纪大的人,都在问一个具有全球化视野的共同问题——“我是谁?我们是谁?”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都在追求物质化,物质化不断寻找新高度,创造新阶段,最典型的就是人工智能的出现,但是缺乏对人类精神的关注。这一点上,教育要有所担当。
      
      姚洋:北大要在“出思想”上有所作为,一方面要回归我们文化的根。儒家有很多超前的思想,只是我们还深挖得不够,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和总结,是当前的大问题;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中国发展这个伟大的机遇,把我们积累下的很多素材抽象成理论,改变以前只是别人设定议题、我们跟在后面修修补补的局面。经过前30年的积累,中国的学术条件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应该到了转化成果的阶段。北大人要率先垂范。
      
      董强:教育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一个好学校、好老师的成长都需要时间,现在社会整体氛围比较急功近利,我希望北大在引导好的教育氛围上发挥榜样作用。高校发展不在于仅看重一些指标,也不在于追求“大而全”,而在于所做的是不是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真正需要的。
      
      青年就是未来
      
      《瞭望》:五四来临之际,您有什么想对青年说的话?
      
      楼宇烈:现在的年轻人条件比我们那时好得多,当然也有欠缺。我们那个时代年轻人很少埋怨,觉得都是人生经历。就拿做学问来说,人生只有尝够百味才能够明白一些道理,才能够真正做出学问来。所以人不仅要读书本上的书,还要读社会这本活的书。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活读书,读活书,读书活。
      
      陈堃銶:我希望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我们的知识分子,都要有定力,要保持气节和风骨,要沉下心,不要随波逐流。要诚实做人、踏实做事,踏踏实实做学问。同时要坚持传统:一是爱国奉献,一是学术严谨,出发点是国家的需要。现在我们跟国外还有差距,希望北大能多培养出优秀的领军人才,踏踏实实把学科建设好,成为世界各国留学生向往之地。
      
      陈春花:现在的年轻人太厉害了,成长的速度非常快。但我必须说一句,你要耐得住寂寞,要给自己时间成长。反过来,我也希望社会对年轻人宽容一点,给他们时间,不要太快打标签,不要太快下结论。如果把时间放长一点,会发现每一代都在承担每一代的使命,每一代都在创造每一代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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