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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时报》访姚洋:发展民营经济长效机制是改革, 而非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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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姚洋的办公室在朗润园501,这是个不大的办公室。

    进门处有两张书桌,一张临窗,一张面墙。面墙的书桌上摆放了电脑和家人的照片,连在一起就占据了屋里一整个角落。桌旁是椅子,椅子旁摆放着小沙发。除了这些简单的陈设,剩下便是满屋子的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院长和著名经济学家已经成为了姚洋身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北大国发院”),这个中国顶尖学术大咖云集的地方,汇聚了各个学派的高端智囊。北大国发院前两任院长是林毅夫和周其仁,姚洋觉得,前者是北大国发院的旗手,后者是精神领袖,自己在管理方面没有两位前任“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因此,他强调用更加制度化手段管理机构。

    作为北大国发院的院长,除了搭建开放的平台,让每个人在这个平台上展现最好的自己外,姚洋也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大胆招贤,他认为人才的聚集能够发挥集聚效应。“你要去找那些比你更有能力的人。”姚洋说,“所以我把张维迎和陈春花两位老师都请来了。陈春花老师很特别,她在管理学方面能力特别突出,而且还有担任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CEO那样实际的管理经历。她来了之后我们做了一对一导师制度,每一个MBA学员都有一个业界的导师;对EMBA也进行了改革,加入了很多实用的课程;此外,陈老师跟业界的联系比较多,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业界的资源,包括资金方面等。但是由于她是教研系列的第一位非‘海龟’学者,还是引起了大家很多轮的讨论。”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姚洋在今年上半年对民营企业做了调研,在“民营企业退场论”引发热议时,他及时针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发声。

    “从研究角度来讲,我们不可能做政府关注的日常工作的研究,这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或者国际交流中心负责,社科院也相对更近,在这方面北大国发院没有太强的竞争力。我们做的最重要的、最常规的,还是通过媒体和公共空间的讨论,通过舆论影响政府的决策。”姚洋告诉记者,从名字看,“国家发展研究院”是一个与中央比较接近的单位,但是原来两者的距离,比很多人想象中的要远很多,而北大国发院离社会和百姓,比我们想象得要近的多。

    12月21日,2018中国公益年会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姚洋受邀在年会发表主旨演讲。姚洋认为,中国公益年会应该变成企业家互相交流公益经验的一个平台,而公益的最高境界则是将其做成企业战略的一部分。

    用更加制度化手段管理机构

    《公益时报》:北大国发院是经济学家、管理学者云集的机构,汇聚各学派高端智囊,作为院长,你如何管理这样一个特殊的机构?

    姚洋:北大国发院的特点就是名人比较多,管理这样的一个机构最好的办法就是搭建一个开放的平台,让每个人在这个平台上展现最好的自己。

    林老师(林毅夫)和周老师(周其仁)并未对我提出什么要求,但我会在心里有疑问的时候去找他们聊,他们都会指点我,为我出主意。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更好地过渡。林老师作为创始人,可以用个人的影响力来管理机构;周老师被广泛尊重,可以用精神力量影响大家;到我这里我就需要用更加制度化的手段来管理这个机构。

    过去这几年,我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建立起北大国发院内部的管理制度,从而做到透明、公正。北大国发院员工的队伍比老师的队伍大,员工的管理也比较特殊,虽是一个学校机构,但它在某些方面又像企业,却又不是企业,所以得在其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建立起一套制度来,同时又要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我们是一家同仁机构,要在规则和灵活性、积极性、认同感之间找到平衡点。经过这几年的摸索,这方面基本上是调整到位了,运作起来也比较流畅了。

    《公益时报》:作为25家国家高端智库之一,北大国发院自身区别于其他智库的定位是什么?北大国发院的学术研究、学员培养是不是也和这个定位紧密相连?

    姚洋:我们是高校的智库,区别于政府部门的智库,政府部门的智库有很多国家的任务。高校智库不擅长做国家直接的任务,更擅长做一些分析性的工作,离政府稍微有些距离,这样反而能把政府的运作、政策看得更清一些。在参与一些政策的讨论过程中我们会关注一些中长期的问题,关注一些国家比较深层次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想我们和学校外面的智库比起来有很大的优势。和其他高校智库相比,我们的规模比他们大,另一方面我们非常注重学术研究,所以,我们的智库有一个原则——用学术推动中国的进步。

    北大国发院的学术研究、学员培养也是和这个定位紧密相连的,我们的教育项目囊括了政、商、学三个方面,我们帮学校管理南南学院,该学院是培养官员的;我们有MBA,是培养商业领袖的;我们还有学术项目,是培养学术性人才的;我们还有一个本科生双学位项目,那是普及性的项目,一年一届招生至少700多人,规模较大。我们的教学项目很多,学位项目有约10个,教学任务很重。

    发展民营经济长效机制是改革

    《公益时报》:前段时间,“民营企业退场论”引发热议,你近期也针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发声。你认为,实行国企混改制究竟有哪些利弊?在国有资本相对强势的情况下,国企收购民企股权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

    姚洋:今年上半年股市股价下降了超过30%,很多民营企业下降更多,有的下降达70%,很快面临着平仓线。但是这些企业其实都很好,如果被强制性平仓,那它的资产、价值就会变得极其低,远远低于它应该有的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资金短缺,只有国有企业有钱,因此国有企业就开始收购这些面临平仓的民营企业。我觉得这样的收购要从纯粹商业的角度来看,没有问题——你既然这么困难,我来收购你,还帮你把债务负担了,这属于纯商业的行为。问题是,在我们国家,特别是过去半年里,民营企业受到很大的压力,又出现“民营企业退场论”这种说法,如果国企还去收购民企,就会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民营企业退场论”是真正地实施了。这样就会打击民营企业的信心,这当中很多都是民营企业家一生的积累,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这个影响太大了。这就像当年的“宝万之争”,宝能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也没什么错,但是放大了说,一个“野蛮人”跑来把企业收购了,并且一脚把创业人踢开,这个影响很大。国家在过去一个多月里,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民营企业座谈会”的召开对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来看,市场处于基本稳定了,这是一件好事情。

    《公益时报》:11月1日,习总书记邀请民营企业家召开座谈会,并针对当前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提出了6方面政策举措。那么,你认为,此次座谈会将为民营企业具体带来哪些利好?接下来,你认为民营企业还将会遇到哪些挑战和危机,应如何发展民营经济?

    姚洋:习主席、刘鹤副总理带着银行三会的领导出来讲话,这是个非常强的信号,提出的六方面政策举措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救急的,救急的那些措施现在看来在陆续推出,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另一类是长期的,长期而言如何给民营企业提供比较充足的金融资源?这个需要具体事件具体分析,比如郭树清提出的“一二五”概念,其实股市对这个反应是非常负面的,提出来第二天银行股集体跳水了近3%,说明大家不看好。

    我们要意识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带上太多所有制的成分,即认为这主要针对民营企业。其实国有企业如果规模太小,也照样贷款很难,所以,这不是所有制的问题,就是小企业风险大。在这种情况下,非得让银行给它贷款,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我觉得长效机制还是改革,不能靠行政命令,对正规银行要允许它们对风险进行定价,中小企业风险高,若去银行贷款,银行觉得资质可以但风险很大,12%的利率能否接受?中小企业要到“影子银行”去筹款,恐怕也是这个利率,甚至更高。所以,一定要允许银行对风险进行定价,现在的定价机制太死板。北大国发院多年来提出的利率市场化事实上还没有实现,如果把这项改了,会是一个技术性的改变,它的作用就会非常大。

    再一个,还是要增加直接金融,也就是债市。我们国家的企业债几乎是零,比如今年新三板面临着上海科创板的冲击,科创板将来是注册制,一注册就可以上市,那么,这些新三板谁还去挂牌?新三板其中的一个用处就是作为地方性的债市,可以有承销商承销企业的债券,这样便可以给一些不大不小的企业一些机会,比如:发一些地方性的债。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手段,可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但长效机制还是要做改革,不做改革没办法推,过去这20年,基本都是靠行政命令从背后推着银行去做的。

    《公益时报》:过去大家对民营经济的认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全过程,伴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过程。最早我们认为它是利己的力量,后来我们认为它是有益的补充,再到后来,我们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你认为对民营经济的理解还有没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

    姚洋:当然有可能,如果论对整个经济的贡献来说,城镇的就业率民营企业提供了80%,剩下的20%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就业,真正在国有企业就业的人占比相对较少。我觉得今后应该淡化所有制,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没有必要非要分得那么细,应该打破所有制的迷思。社会主义是不是一定要以国有企业为基础,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我认为不一定!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可以有很多手段,比如税收调节、政府再分配、政府投资、政府对老百姓更加关注等,这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所有制就没有必要去强调了。

    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勇于冒险

    《公益时报》: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家对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在社会公益领域也表现突出,比如精准扶贫领域。这也是企业家精神的一种体现。那么你是如何理解企业家精神的?

    姚洋:我觉得企业家精神最核心的就是勇于冒险,比如宋国青,他是芝加哥博士,他有个弟弟刚初中毕业,是做国际期货的,结果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弟弟赚得多,为什么呢?一个学者,擅长有很多的分析,不敢冒险,而他弟弟就敢冒险。企业家一定要敢于冒险,至于未来会是什么样,拼搏了才知道,而学者都想去分析清楚。张维迎老师说,企业家就是“成者王侯败者贼”,失败的企业家大家都说他是骗子,然而他若是成功了就夸他真了不起。

    过去有一段时间,总有一种说法:中国企业没有社会担当,捐款太少。事实上,过去十年,企业在慈善方面的投入金额越来越高。我们国家的企业家捐款其实并不亚于美国,知名企业家捐款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论这个比例,中国要比美国的企业家捐的多。当然,我们远远超过欧洲,欧洲根本没有捐款的传统,日本也没有。企业家从以前的零零星星捐赠到现在系统性救助,通过慈善改变社会,已经不再像以前完全停留在“给钱”的层面。如今,企业家捐赠都强调有一个系统性的设计,通过捐款去改变社会行为的方式,创造一种模式,并且让这种模式可复制,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创造了新的社会管理和社会运转的模式。

    《公益时报》:你觉得当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精神和担当?如何引导他们发挥这种精神,如何引导他们积极解决社会问题?

    姚洋:我觉得我们最应该做的:第一,给企业家一个制度的保障,不能再把今年上半年的事情重演一遍,在制度上要给企业家足够的保障,让他们放心做企业;第二,企业家自己多交流经验,互相提高;第三,针对中小型企业要提高管理能力,除了重视企业内部的管理外,中小型企业也应该关注国家的政策和方向。因此,中小企业应设立研究部门、规划部门,研究国家政策以及把控整个行业的趋势动态,也可将两个部门放在一起。企业做到一定程度一定得有这样的部门,有三五个专职人员,给公司做咨询。如今,只有一些大型企业有这样的部门,规划研究部门的设立应该引起小企业的高度重视。

    《公益时报》:本届中国公益年会将以企业家群体为主体,探讨企业家的时代担当和企业家的公益创新,你对这样一届公益年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姚洋:我认为公益年会应该变成企业家互相交流公益经验的一个平台,公益的最高境界就是把公益做成企业战略的一部分,这样做公益就不累了。其实每个行业都可以找到自己做公益的方式,比如房地产可以侧重做环境保护、节能建筑等,可以推广和资助这方面的研究,这也属于企业战略的一部分,研究出来后既可以拿过来用,也可以降低成本。如果能够通过中国公益年会鼓励大家做这样的公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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