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加莱至少是一位数学家，许多数学家相信他是最伟大的数学家（意味着他比希尔伯特更伟大）。他晚年的一部作品有两种中译本，其中较佳的是李醒民的译本，标题是《最后的沉思》，第三章“为什么空间有三维”，使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庞加莱的数学立场是直觉主义的而不是公理主义的（钱捷“庞加勒的数学直觉主义”《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

我也是数学直觉主义者（汪丁丁“数学与社会科学方法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5期），我相信，例如，距离，首先是距离感。只不过我们关于空间的距离感具有充分的主体间客观性，于是我们逐渐有了公认的客观距离及其测量方法。类似地，我们关于时间的感觉，虽然没有距离感那样充分的主体间客观性，通常也相当客观以致我们逐渐有了公认的客观时间及其测量方法。

空间和时间，何者更本源？至少在脑的演化视角下，空间感的形成极大地早于时间感。迄今为止，可判断有时间感的物种极少——人类之外，或许只有大象、海豚和几种会唱歌的鸟。可是远比这些物种更早的物种例如海星和阿米巴虫，已有明确的空间感。我这篇文章其实很长，主旨是要探讨网络社会里的距离感。依照我习惯的表达方式，要从本源的观念开始我的探讨。空间比时间更具有本源性，空间观念的基础是距离感。

博弈理论演化到1990年代后期，开始引入行为经济学。博弈论实验学家David Sally在《Journal of Pragmatics》（“语用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引我关注的论文“Risky speech: behavioral game theory and pragmatics”（直译为“有风险的话语：行为博弈论与语用学”），他介绍的是他2001年发表于《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的论文“论同情与博弈”（“on sympathy and games”，《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Vol. 44: 1-30）。

在这里，斯密的“同情心”观念被引入博弈，并在实验中呈现出与以往囚徒困境博弈实验的显著差异。当博弈双方的心理距离更近时，合作策略的发生概率比以往大得多。

遗憾但可理解的是，这位作者始终没有探讨“心理距离”的测量方法或可操作的定义。那时，我在浙江大学的一位学生翻译了这篇实验报告，并试图解答我提出的问题，当然不能成功。2006年，我在大连向东北财经大学的朋友们提出同一问题，希望共同探讨。2009年，我们将这一问题嵌入到实验教育的“社会调查-心理学-统计学”跨学科课程之内。当然，还是没有令人满意的解答。十年过去了，我意识到有必要在语用学基础上探讨心理距离。

不能否认我们有关于心理距离的常识。成语“同床异梦”譬喻人与人之间物理距离很近而心理距离很远。另一方面，“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譬喻志同道合者之间虽然物理距离很远但心理距离很近。基于常识，我们可以界定心理距离。当然，很难。例如，交谈之后，某甲感觉某乙“遥不可及”，意味着心理距离很远以致难以接近吗？又例如，交谈之后，某甲感觉某乙“深不可测”，意味着心理距离很远吗？第三例，交谈之后，某甲感觉某乙“俗不可耐”，意味着心理距离很远吗？与西方人的拼音文字相比，中国人的象形文字（或“形声文字”）可能更富于心理效应。例如，王国维（《人间词话》）认为“意境”是中国文学所特有的观念，不见于西方。

心理距离，在亚里士多德的“黄金中庸”思想传统之内是容易界定的，只要运用中庸原则（“有度即是善，过度即是恶”）于语词。任何表达都有两极端以及两端之间的“中”，任何充分理性的人都有“执两用中”的能力。例如，居于吝啬与浪费两极之间的，称为“慷慨”。又例如，居于懦弱与鲁莽两极之间的，称为“勇敢”。现代的行为学家如西蒙（Herbert Simon），定义“明智的利己”为居于自私自利与盲目利他这两极之间的行为，并论证明智的利己远比它的两类极端更符合理性原则。中庸原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尚书》“禹谟”传十六字心法，最后四字是“允执厥中”。

斯密解释“同情”原理时，强调充分理性的人有能力判断，在特定情境之内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自己和他人心中那位“无偏的旁观者”关于正确行为的判断。我的一位老友在岳母丧礼时哭得比他妻子更激烈，被我另一位老友当做茶余饭后的笑料，是基于常情的嘲笑。不过，我那位老友确实与他岳母有更近的心理距离，在特定情境内，比他妻子与他岳母之间的心理距离更近。

这些讨论引致一项虽初步但重要的结论：心理距离或人与人之间的远近亲疏，首先依赖于特定情境和情境之内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不要忘记，这篇“未完待续”的文章，主旨是探讨网络社会里的心理距离。

本文来源：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