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草长莺飞，正是朗润园里最美的时节。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当年在老地学楼两间半办公室的时光。

后来，我思考为什么我们能够居此皇家园林，建设起这所被称为全球最美的经济研究院。“得道多助”是根本。就像20年前，我们能够在北京大学采用全新的机制设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依靠的也是“得道多助”：怎样在既有体制上嫁接新的机制以教书育人、研究理论、建言献策推动国家的进步？这些问题在1994年的中国，不仅是北大，更是全社会都需要探索、突破、磨合再突破。

对于新生的事物见仁见智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大家都希望看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的这群人，大部分中国人，不管是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或者海外，都乐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看到我们这群书生确实在努力，所以我们更容易获得来自世界各地、各个领域的支持。

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得到国内外诸多肯定和掌声时为何要改成国家发展研究院？这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的腾飞，还应该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国内国外各种关系的不断调整与完善。每个学者必然都是从自己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但是谁也不能讲自己看到的就是问题的全部。因此，除了在自己的领域内深耕细作，还需要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相聚一堂、共同切磋。有了这样一个共同认识和合适的平台，大家就更容易群策群力为共同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1994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时，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进行了15年；1994~2008年我去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又过去了15年。第一个15年里，中国以双轨渐进的方式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步一步地迈进，经济实现了稳定、快速的增长；第二个15年里，中国加入了WTO，越来越深入地融入世界，也影响着世界。中国不仅没有出现许多国外学者预期的崩溃，经济还加速了发展，并且以人民币不贬值的方式在突如其来的东亚金融危机中成为中流砥柱。这些成就在人类发展史上都堪称奇迹，尤其是对于一个积贫积弱、从来没有过对外侵略和掠夺史的国家来说，其摆脱贫困、走向繁荣富裕的路径也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财富。

我始终认为，世界银行邀请我担任这个关注全球减贫事业的国际发展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不完全是我个人的学识和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历来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学者在世界上所能拥有的最高职位。我之前的八任首席经济学家都是欧美发达国家学术造诣深厚的大师，同时，也多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包括担任过哈佛大学校长、美国财政部部长、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等职务。只有我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学者，也是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绩让他们看到了解决全球贫困问题的希望。从世界银行成立到2008年，排除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减少的6.8亿贫困人口，生活在全球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不降反增。这说明国际主流学术和政策界针对消除贫困的“既有共识”所做的努力至少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走的道路从主流理论来看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完美的，但是效果却非常好。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学者，我有幸见证且比较深入地参与了这个过程，研究当下的现实问题，了解背后的因果、机制，用严谨的学术语言写出来就是论文，根据这些分析论文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政策。中国学者的幸运之处是，论文写出来有人愿意读，解决方案提出后有人愿意尝试。从1984年起，我开始研究农村问题，1994年出版《中国的奇迹》一书，2007年登上了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的讲坛，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转型和发展问题上投入了许多精力，离开世界银行前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在这个理论框架下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改革完善旧有体制、提高生产力水平、融入全球化的大潮是中国现代化必由之路，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无法预期的挑战，需要我们去探索、发现、创造性地提出解决的方案，这是学术研究的金矿，也是书生报国的途径。2008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表明了朗润园这群书生对此问题的认识。

《必要的改革》这本书记述了朗润园的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那些具有借鉴与启示价值的事件与时点的思索，对如何解决当前的问题、实现未来更令人期待的中国图景提出的一些见解，期盼经由这本集子和大家分享。20年弹指一挥间，历史是由每个平凡人一笔笔写就的，不变的唯有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精神与思想，生命也将由此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