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学家智库：如何评价Claudia Goldin获得诺奖？

赵耀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正确的决策，诺贝尔委员会把这个奖给了 Goldin，这是一个我们都十分期盼的结果。

因为她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真是非常大，她做的工作非常的重要。这是研究性别领域第一个获奖的经济学家。以前诺贝尔奖给过一些做实证经济学的，就是研究经济学现象，而不是专注于去创造新理论的这种经济学家，但是把这次诺贝尔奖落在了性别研究这个领域，这是第一次。

关于性别的研究，实际上整个社会都非常的关注，而且也非常的重要，就是为什么存在性别的歧视？为什么存在性别的差异？这是影响了任何一个国家，影响了一半的人口的问题。

女性在历史上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到了现代，很多歧视和不平等已经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但是仍然没能够消除。这些剩下的性别的不平等，对于女性的不利尤其是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上面，这实际上不光是影响了女性，也影响了家庭，影响了一个社会。比如说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生育人口，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而这方面的研究，其实之前很多都认为是局限于性别经济学，女权主义这个领域，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是整个社会应该关注的，影响女性，影响男性，影响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前途。

新经济学家智库：中国相关学科的发展情况怎么样？

赵耀辉：Goldin她自己本身是个历史学家，她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毕业的，是研究经济史的。

她很多的研究都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去观察，从收入表现，教育程度和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这些方面，看过去200年整个的女性进步的变迁，然后再看到目前的性别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在中国，其实性别也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跟国际上是一样的。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有过大力鼓励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措施，比如“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口号。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有很多因素导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好，工资也好，实际上是有一些下滑的。到了现在，男女的劳动力参与，工资水平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对于中国来讲，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生育问题。生育率下降，低生育率到底是什么因素？这个就跟性别问题非常有关系。

比如Goldin她的研究发现，在受教育的程度这个方面，美国在性别上的差距已经反过来了，六七十年代出生的群体中，女性上大学的比例，上大学以及上完大学能够毕业的比例已经高于男性。中国八十年代中期出生的群体也出现了这个情况，就是女性上大学的比例是高于男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性别的图景就已经跟几十年上百年前就不一样了。

现在的新一代女性，她是既要有事业，同时她们也要有家庭。她们的理想情况是能够在就业市场上面打拼竞争，能够得到应该有的回报。同时这些人也是希望有一个家庭的。但是有些制度方面的因素，就使得这个愿望在实现起来有一些困难。

Goldin在她的研究当中也探讨了各个方面还剩下哪一些阻碍因素，使得男女的差别到了一个瓶颈，不能够再缩小。

她整个的文献当中都讨论了“生育惩罚”这个问题。女性生育了以后，她的工资甚至就业都发生变化。

如果看刚刚大学毕业的这些男生女生，他们在美国的市场上面基本上都已经平等了，女性的收入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跟男性基本上是一样了，没有多少差别。但是在大学毕业10年之后，就出现了很大的差别，女性在就业以及收入方面都发生了下降，这里头很大的是因为生育导致女性不能够跟男性一样，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事业上面的维护和她的成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同样问题在中国也是存在的。你看我们现在大学毕业生，她毕业的时候也不能说没有性别歧视，但是实际上差别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到了结婚的年龄，因为现在结婚年龄都在推迟，Goldin她自己的研究领域当中也包含为什么结婚年龄会推迟，原因包括这种避孕药在六七十年代可以开始使用，整个的结构年龄都是推迟。所以大学毕业以后大概10年左右，女性就开始结婚就开始生孩子。

中国也是，女性生了孩子以后，在劳动市场上就开始明显出现劣势了，而这种劣势可能伴随她一生。当到了40多岁以后，她的孩子开始不需要那么多的精力投入，她可能又能够更多地回归职场。很多人回到劳动力市场上以后，会去做一些收入比较低的一些工作，到了40岁时，这种劣势就开始变小，但是在30岁就是人的精力最充分，然后在事业上最爬坡的这段时间，有这么一个很大的缺口，实际上对女性是非常的不利的。

在中国，这实际上尤其导致了一个现象，就是女性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孩子。这对于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很大的不利因素。现在我们也在尽力地去提升人们的生育水平，让有生育意愿的人都尽量地生孩子，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同时也关系到这些人的幸福。

其实很多人是想要孩子的，家庭和孩子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这些女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很多的因素导致她们无法去兼顾。

新经济学家智库：应该如何提升我们的生育率？

赵耀辉：对于为什么生育对女性有这么大的负面的影响这个问题， Goldin她有一些很有名的研究，它就说明很多性别的差距，主要不是在一个职业之间，而是职业的内部。当然有些职业是高收入，有些职业是低收入职业，女性更倾向于进入到低收入职业，这个解释了男女工资差别的一部分。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只解释了其中对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的差别发生在一个职业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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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作的内部差别是体现在哪里？她的研究就说明，这个工作如果是有一些灵活性的，这种性别差距就比较小，如果缺乏灵活性，经常需要人们加班。比如996这样的工作，比如说像律师，医生，金融行业这些 职业，在人年轻的阶段，也正好是在生育的阶段，没什么灵活性。你要是不能够去加班，不能够随时开始工作，你就要换到一个稍微低收入的岗位上去，所以在一个职业的内部就出现了这些分层。

女性就更多地去到了一些能让她有灵活性的岗位，女性之所以需要灵活性，是因为她孩子有的时候生病了，或者是出了什么事情，她就必须留在家里去照顾孩子，反正孩子不在学校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个家长在，所以她就需要很多灵活性。

职场上缺乏灵活性是降低生育率一个很大的因素，我建议企业界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有灵活性的岗位，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不用一周工作40个小时，可以在孩子需要的时候就能够回家，比如说可以不全日制工作，然后又给一些灵活性。如果这样的职场岗位能够多一些的话，它是对于提升生育率是有影响的。

在中国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尤其是技术行业、IT行业这种高收入的行业，996这种加班现象非常严重，这种不利于女性去养小孩。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在托育服务方面的供给非常不足，尤其是在三岁以下的婴幼儿，想找个托育机构实在是太难了。少数存在的这些托育机构，它的收费也太高，如果高到需要工资全搭进去了，也许她干脆就不上班，所以这也影响了女性的就业。当她的职业生涯出现这种断层的时候，对她一生的职业收入的上涨是有影响的，她的人力资本就会有一些折旧等等。所以在中国的话就是这种0到3岁的托育服务太缺乏，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新经济学家智库：数字经济会对女性的就业有什么影响呢？

赵耀辉：职场能否提供足够的灵活性，使得女性需要的时候可以照顾家，照顾孩子，对女性就业影响很大。

数字经济有可能会提供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来自于，在一个职场的内部，你的同事们是不是可以互相的有一个替代性，如果这份工作，你回家之后，别人可以顺利地上手接过来，这件事情就比较容易办得到。

Goldin研究了一个美国的例子，就是美国的药剂师行业。她就发现在药剂师这个行业，男女的性别差距是比较低的，几乎没有差距。

为什么呢？因为药剂师这个行业，很多都是数字化了，它的药怎么样用，然后剂量是多少等等，很多都是在电脑里头就可以查到，不是那么需要某一个人在那从头到尾一直盯着。

所以将来数字行业的发展应该是可以创造出更多就业方面的这种灵活性。

新经济学家智库：中国现在的性别收入数据是什么？

赵耀辉：大概是70%的样子。

新经济学家智库：对提高女性收入有什么政策建议？

赵耀辉：怎么样提高女性收入这件事情，就涉及到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些问题，当然我们现在还存在歧视，这个跟美国不太一样，因为美国在反歧视方面做的比我们更好。包括不能够招聘的时候不招女性，不能够同工不同酬，这些方面美国是比我们做的好，我们应该还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更主要的可能家庭因素，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些这些青年人去照顾家庭，因为你孩子需要照顾的时候，这两个人一定要有一个不能够去干996的活。必须有人照顾孩子，如果是托育行业不能提供育儿服务的话，必定要有一个人，如果家里头祖父母能帮忙最好，如果不能的话，夫妻也必定要去牺牲一个人的事业。多数时候其实还是女性牺牲。

所以从政策的角度来讲，其实就是就业要有灵活性，然后再托育服务供给一定要跟上。

新经济学家智库：如何看待女性经济学家群体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

赵耀辉：女性经济学家群体其实是蛮走在前面的，我们女性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现实问题上，是比男性经济学家是做得更好的。在国际上其实也是这样，在发达国家他们的研究这些真实经济，真实世界当中的这些问题，就是这种时政问题，女性是比较占主导的，在中国其实也是这样。

当然这有几个方面的因素，我们女性对于生活的这种直觉更好，所以她在选择研究题目的时候是更接地气的。

再一个就是我们女性在经济学的训练方面也是做的挺不错的，我和温尼伯大学董晓媛教授在2002年的时候开办了一个女经济学家的培训项目，做了十几年，这个项目里头出了一大批做类似的女性性别经济研究的这些经济学家，所以我们不是很落后，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还是挺不错的。当然我们起步晚，数据资源也比较缺乏，未来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新经济学家智库：生育率和教育挂钩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就越低吗？如何解决？

赵耀辉：Goldin她研究美国的历史，发现性别差距能够很大幅度的缩减，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女性的教育跟男性的教育已经慢慢地缩小，甚至超过男性。

教育跟性别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中国也是这样，中国的女性的教育也是之前在贫穷的时代，家庭一般把投资还是给男孩子，随着经济发展，家庭的预算约束就缓解了，女孩子受教育也是越来越多，甚至超过男性。

教育这个程度越高的话，她就要有事业，她生孩子放弃事业的成本就高，我们叫做机会成本。她如果是生孩子的话，她需要产假，甚至光有产假还不够，没有人给她看孩子，她可能自己要看到两岁。由于孩子，她不得不去做一些其实非常有灵活性那种工作，但是那种工作工资就会低。所以这些都导致女性要做出牺牲，受教育程度越高，她的牺牲就越大。

新经济学家智库：最近在研究什么课题？

赵耀辉：最近比较多关注老年人的收入、健康，也包括女性的生育惩罚，性别的工资差距等等，这些都是我研究的内容。

我们最近在看生孩子对女性到底产生多大的影响，收入有多大的损失，我们正在做，但是还没有写出来，所以就先不讲了。

文 / 新经济学家智库研究员樊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