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24次报告会于2011年2月26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举行。本次报告会侧重讨论中国应对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最佳选择、灰色收入测量与政府改革、后危机时代全球宏观形势与政策、当前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等问题。会议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主持。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研究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师黄海洲博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教授发表演讲并回答听众提问。

    会议主持人卢锋教授根据第23次“朗润预测”汇总结果，用六句话概括22家特约机构对今年1季度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看法：“经济增速不低，通胀压力未减，内需增长强劲，顺差趋于收窄，汇率温和升值，利率或许上调”。

易纲：应对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最佳选择： 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

    应对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最佳选择是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这一方针实际上是我国一直以来坚持的一个方针。2006年，胡锦涛主席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2009年，温家宝总理提出“我们不追求过大的贸易顺差”。刚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同时还提到很重要的一点是，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促进贸易收支基本平衡。

    为什么要强调减顺差、促平衡？宏观经济有四大目标，前三个目标中国执行的结果都非常好。第一个目标是经济增长。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10.5%，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快速增长，而且基数也越来越大，令全世界赞叹不已。第二个目标是新增就业。过去十年城镇新增就业平均每年超过一千万，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最近各种媒体上有关长三角、珠三角民工荒的报道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就业过去这些年增长很快。第三个目标是物价稳定。虽然现在有一定通胀压力，但过去十年我国CPI平均增速2.2%。这是一个相当好的执行结果，实际上欧洲央行通胀的理想目标就是2%。第四个目标是国际收支平衡。应当指出，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我们的顺差还比较大，由于顺差大国家外汇储备增长就比较快。

    回顾宏观经济四大指标，我们在三个指标上执行得非常好，国际收支平衡则还有待进一步改善，这就是为什么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求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趋向基本平衡并不意味着压出口，我们要更加重视进口在宏观调控和调整结构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思路实际上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十二五的主题就是科学发展，主线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在G20集团这样一个当前全世界最重要的、中国发挥非常大作用的经济治理平台，2009年的匹兹堡峰会上20国领导人声明支持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可以说，十二五规划的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的主题和主线，与G20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之间，有一个巨大的交集。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是这个交集中最核心的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我用这十二个字作为今天讲演的题目。

    当说到国际收支不平衡，除了说我国顺差比较大、外汇储备增加比较快以外，还有一些研究人员注意到热钱的问题。那怎样估算所谓的热钱？怎样看待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把这些问题汇总在一张表上能够说明很多问题。我们用外汇储备增量减去贸易顺差、直接投资净流入、境外投资收益、境外上市融资所得到的差额作为对热钱的度量。实际上，2010年这个数字还要减去用人民币跨境净支付的大约400亿美元，所以最后得到的数字是355亿美元。应当说这一定义下的热钱也不完全是非法的，还有好多项目包含在其中，但暂且先称之为热钱。这样计算，十年下来热钱总共不到2900亿美元，每年不到300亿美元。所以，贸易顺差、经常项顺差和资本投资项顺差等情况所揭示的大量资金流入，解释了绝大部分外汇储备的增加。或者说，跨境资金净流入规模与实体经济基本相符。

    但也有一些朋友提出这个算法其实假定前四项是合法的正确的，热钱很可能混在这四项当中。这是对这个算法的最大质疑。对这个质疑，可以就各个项目具体分析。譬如第一项是贸易顺差。中国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美国、欧洲等经济体的逆差，所以可以通过研究美国、欧洲等最大贸易伙伴的海关数字，对中国海关的数字进行交叉检查。我们初步研究的结果显示，别国统计对中国的逆差比我国统计的顺差还略大一些。第二项是FDI-ODI，也可进行交叉检查。第三项境外投资收益是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收益。第四项境外上市融资不包括外债，就是证监会批准的大银行大企业在海外的融资额。这些融资额绝大部分是要调入境内的。每年外汇储备增长减去这四项，就得到了前面的结论。

    我亲手处理过不少热钱流入案例，也深知这些案例都是存在的，但还要给诸位一个宏观的图象。这些年外汇储备增加的大部分都可以用中国实体经济行为和国际收支状况来解释。得到这个结论并不意味着可以对热钱放松管制。对违法违规行为及跨境资金流动要坚决打击，查出一案处理一案，绝不留情。但打击的同时也不能够忘记宏观数据面的基本判断。

    采用上面定义看更长时期数据，1994年到2010年这17年中热钱净流入主要发生在2003到2010年。1994到2002年都是净流出。最严重的一年是1998年，当年贸易顺差是400多亿美元，FDI减去ODI是400多亿美元，但外汇储备几乎未增加。实际上，前半段的净流出和后半段的净流入在量级上差不多，总得来说，前者比后者还稍微大一点。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巴西等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采取了对资本流入征税等管制措施。有人说我国应当像巴西一样对资本流入征税。但巴西可以对资本流入征税是因为巴西有开放的资本项。我国资本项尚未开放，仍实行部分管制，只有QFII和QDII几个小口子。境内居民和企业除了QDII这个小口子以外，在理论上不能任意把资金调出并投资在海外金融市场。虽说这个管制也不是完全有效，很多境内居民通过某种途径实现了这种投资，但总体来说，现在国内和国外的正规金融机构在资本项下的流入和流出还受到管制。

    给定以上所说的结论，大家应能理解为什么要加快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的步伐。现在我国经济运行遇到一个对我不利怪圈：发达国家搞量化宽松，实际上就是开动机器印制钞票。其中一部分用于购买中国商品，大量价廉物美的商品流向美国，生产构成中造成的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留在中国，耗费的能源记在中国头上。如果输出商品后换回美元，美元又买了商品回来，实物换实物还比较健康。但现在我们顺差过大，大量美元流入我国，商业银行金融机构也不愿意持有这些硬通货，就在市场上出卖给中央银行，造成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外汇储备投资美国资产，现在由于量化宽松、近似零利率的政策，投资经营和保值增值难度越来越大。虽然经过经营还能得到比较好的收益，但总体来讲收益环境并不乐观。这个循环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战略上，我们要想办法跳出这种“怪圈”，变被动为主动。有些人建议用外储买实物，但投资实物实际上非常困难。这些年我国用市场的方式而不是国家的方式支持了各种各样的“走出去”，很多企业在海外购买了技术、工厂和品牌。但这些行为发生后，还是有很多外汇储备增长。那么，国家能不能买实物？如果在现货市场上购买大商品，会把价格迅速打高。这些商品的市场容量与中国外汇储备相比都很有限。由于中国是多种大商品的主要需求国，价格打高后，最大受害者还是中国。另外，一牵涉到资源、土地，各国政府都非常谨慎。如石油等资源，也是投资后把产品卖到当地再收投资收益，而不是投资什么开采什么就可以自由运回中国。面临这样的情况，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刻不容缓。

    这些年我们做到了渐进改革，一方面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用大规模对冲收回流动性，保持了物价基本稳定。实践证明，以上两方面均做得不错，缓解了矛盾。几年间有多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现在对大型金融机构已经达到19.5%的水平。为什么法定准备金率总在提高？法定准备金是商业银行必须存在中央银行的一部分流动性。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可以使得通货膨胀不至于太高。但所有这些过程都有成本，要考虑这一事态继续发展下去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有多大。

    经常项大量顺差是我国现在面临通货膨胀的源头。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央行在外汇市场上要买进外汇。如果不买，人民币就没有现在这么稳定。在买外汇过程中，央行吐出基础货币，尽管非常努力对冲，但也还是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减顺差。减顺差不是压出口，重点是增加进口，大力发展服务业，并且限制“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

    总言之，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是当前应对国内形势和国际上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关键。我们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我还是比较提倡以经济杠杆为主、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手段，力争在2011年内需扩大一点，对外需依赖减少一点；工资和社保提高一点；环保和节能减排要求严格一点；资源产品价格改革推进一点；资本项目对外直接投资放一点，更方便一点。这么多“一点”，就如同一味中药，药方里有多种元素。它们在调整逻辑上是一致的，工作起来在机制上是互相配合的。如果在每个元素上都能做一点，那么它就会向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的方向发展。那为什么是一副中药，而不采取过激的措施？这是因为根据我国多年改革的经验，这样一副什么都做一点的中药方式效果会更好。

（李远芳 整理）

王小鲁：灰色收入与政府改革

    首先，王小鲁所长介绍了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所得到的关于中国城镇居民实际收入的一个事实。根据2009年城乡住户调查数据，城镇居民的收入为14.3万亿元，城镇居民的消费为10.4万亿元，城镇居民的储蓄仅仅为3.9万亿元。另一方面，2009年，城镇商品住宅销售额为3.8万亿元，其中消耗了3万亿元的城镇居民储蓄，同期的城镇居民存款额增加了4.3万亿元，股市、债市、期货和外汇等金融投资吸纳了2.8万亿元的城镇居民储蓄，私人实业投资和居民自建房投资也吸纳了2.8万亿元的城镇居民储蓄。因此，城镇居民的总储蓄约为13万亿元，加上10万亿元的消费，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超过了20万亿元，大大高于根据城乡住户调查数据所得到的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这意味着城镇居民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收入是没有被统计到的，这被称之为灰色收入。

    其次，针对这一问题，王小鲁所长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调查研究。他所领导的项目小组对全国19个省份64个大中小城市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年龄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群进行调查，共获得了4909个样本，重点考察了城镇居民的真实收入状况。但是这一样本有两个缺陷，样本数量小和样本覆盖范围窄。这也就无法通过该样本获得有关总体样本的收入分布情况。王所长认为，无论是哪一个样本，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因此，可以利用根据所调查样本得到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来推断总体样本的收入分布情况。为此，他利用了恩格尔系数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密切联系，通过恩格尔系数来近似地推测城镇居民的真实收入水平。

    具体方法是，对恩格尔系数的决定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将恩格尔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将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家庭规模和家庭就业等作为解释变量，并通过计量模型的分析得到了变量的估计系数，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推测在教育水平、家庭规模和家庭就业给定情况下，某一个恩格尔系数水平上的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低收入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非常接近，但是，高收入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差别就十分大，这些差别反映的便是灰色收入。灰色收入中的80%集中在城镇20%的高收入居民，其中的60%集中在城镇10%的最高收入居民，它随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再次，王所长阐述了灰色收入对国民经济的主要影响以及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灰色收入对国民收入的主要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降低了，而非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则从9.9%上升到24.4%，这部分即为灰色收入；第二，灰色收入的存在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使得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这也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第三，灰色收入通过影响收入分配状况也间接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内需不足、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贸易顺差过大等问题都与收入分配状况息息相关。

    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有：第一，围绕权利产生的腐败和寻租行为。比如，2006年全国4000多家企业的问卷调查表明，超过80%的企业承认对政府工作人员有“非正式支付”，其中8%的企业领导人表示这部分非正式支付比较多；第二，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流失和不合理配置。比如，京沪高铁和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审计所发现的建设成本列支其他费用和虚假发票报销的数额高达17.9亿；第三，土地收益分配不当，2010年，中国土地收入高达2.7万亿元，涉及土地收入的贪污腐败现象大量涌现；第四，垄断性行业实际收入分配不均，与其它行业相比，垄断性行业的名义工资水平仅仅高出两倍左右，但是实际收入水平却相差了5至10倍。

    最后，王所长提出，由于灰色收入的存在反映的是一个扭曲了国民收入分配状况，扩大了收入差距的制度缺陷，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也应着重于制度层面的改革，尤其是要有计划分步骤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一，应当提高政府透明度，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第二，应当改革土地征用、拆迁和出让制度，以透明的房产税收入代替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第三，根据公共服务需要，重新界定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同时建立健全的转移支付制度；第四，改变政府激励机制，转变政府的职能，改善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余静文 整理）

黄海洲：后危机时代全球政策、机会和资产配置

    黄海洲博士的演讲从市场角度出发，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内容主要涉及美国、欧洲、新兴市场和中国等经济体。

    黄博士首先对2010年全球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和货币市场进行了简要回顾并指出目前分析全球市场的一个好框架可能是2×2结构：发达国家分成两块，美国是一块，美国以外是一块（主要是欧洲市场）；发展中国家也分成两块，中国是一块，中国以外是一块（主要是新兴市场国家）。在2×2框架基础上，黄博士提出了以下四点判断：美国结构失业，宽松政策两年难改；欧洲两极分化，货币中庸泥猪入海；新兴市场抑制泡沫，继续加息热钱多彩；中国调控转型，货币从紧市场摇摆。

    首先谈美国。美国经济已经恢复增长，GDP增长速度超出市场预期，现在市场上对美国2011年GDP增长率的高端估计超过4%。对美国经济的看好是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内需在政策支持下加速增长，这跟减税政策有关系；二是出口复苏加速；三是投资也在增加。同时也应看到，虽然美国的非农业就业开始复苏，但相对缓慢，美国失业率有可能在2012年底从高点降到7%。如果这一判断是正确的，那么美国直到2012年都可能不会加息，理由有以下三点：

    第一，美国希望GDP增长更快一点，这样才能解决失业的问题，同时也有助于化解财政方面危机；

    第二，站在美联储的角度来考虑，如果GDP增长速度比较快，这个过程当中通胀应该会上升，假如通胀上升了3—4%，美联储会怎么做？我们猜测美联储不会加息，因为给定美国目前这么大的债务危机，3—4%的通胀对美国是好事，增长和通胀两个都是化解债务危机的重要手段。

    第三，IMF首席经济学家Olivier Blanchard曾在一篇文章中公开呼吁发达国家要把通胀目标提到4%。实际上美国没有采取这个目标，我们一般认为美联储的通胀目标大概是2.5%，然而通胀目标从2.5%提高到4%对美国也是有好处的。美联储作为全世界最主要的央行，成功应对这么大的危机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其定会吸取日本当年的教训，避免加息太早而抑制经济，从而保卫成功应对危机的胜利果实。

    因此，在化解结构失业问题的过程中美国货币政策可能会相当宽松。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美国有可能实现比较强劲的增长，这实际上相当于给全世界经济增长找到了动力。

    再谈欧洲。黄博士指出欧洲问题的比较复杂，表现好的国家和表现差的国家相差很大，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欧洲的核心国家德国经济表现非常不错，而目前欧洲的主要问题在于欧洲五国（PIIGS），这些国家对欧元的稳定和欧洲经济的稳定造成相当的冲击，并且欧洲的问题今年还没有完结，因为这些国家再融资的压力依然很大。欧洲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对全球增长贡献不大，然而对金融市场波动性却贡献良多。因此还要关注欧洲对全球市场造成的波动性，其中更大的冲击可能是在希腊。

    其次谈新兴市场。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是通胀问题，大宗商品、石油、金属等价格都在上涨。同时新兴市场还面临不确定性问题：一是长期资金流入波动性变大，从去年年底到现在资金是从新兴市场全面撤离；二是国际大宗商品对全球新兴市场都有不确定性；三是新兴市场进出口增长有可能有减缓，有经济硬着陆风险存在。

    美国作为世界流动性最大提供者，其采取季度宽松货币政策为全球市场定了基调，新兴市场在这样的基调下面受到的冲击难以避免。目前除少数国家外，新兴市场国家实施了同步抵制泡沫的政策，这可能降低泡沫风险，但会加剧市场波动性。同时，新兴市场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期限制游资。黄博士强调“热钱多彩”这种提法指出热钱不再单一地从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市场国家，资金也有可能从新兴市场国家撤出，转而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

    继而谈中国。过去的一年中就股市表现而言，中国是全世界新兴市场国家里面表现最差的国家之一，除了中小板有22%的涨幅之外，实际上证指数下跌了14%。黄博士认为2011年中国股市将会是结构化差异比较大的一年，股市作为经济活动的晴雨表，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在股市上提前发生。

    最后谈资金流向问题。在对美国、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综合分析后黄博士给出了目前资金流向美国的原因：

    第一，美国经济增长势头看好，而其他国家经济或者没有增长，或者略有下滑，经济增长上的较大差异是决定资金流向的重要原因；

    第二，美国政策在可预计的两年内不会出现太大变化，起连续性很强。欧洲由于今年10月份会有央行行长的更替，因此其政策倾向的不确定性很强，另外欧洲五国的再融资解决办法尚不明了，更增强了政策的不确定性。新兴市场国家则继续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继续加息，抑制泡沫，限制游资。

（王豪 整理）

宋国青：货币增长有所抑制及货币度量一些问题

    宋国青教授讨论了最新的货币、贷款等宏观经济数据，并分析了融资和货币概念以及它们的预测含义。

    统计局不公布1月份工业生产数据，但是从部分行业的生产情况推测，1月份生产很可能非常强劲。如果生产确实很强，一定程度上说明去年下半年出现“低增长、高通胀”是因为节能减排达标和亚运会期间限制生产导致开工不足，从而抑制了生产和供给。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偶然因素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潜在生产能力发生了突然的变化。如果以上假设成立，今年由于限产因素解除，生产将有所上升，价格将有所下降。但1月份工业品价格高企与上述逻辑向左，这可能有其他原因。一是统计局今年对价格指数做了调整，前后数据不完全可比。二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美国经济恢复对商品价格起到推动作用。三是国内对未来需求的预期较强导致存货增加。

    1月份贷款和货币增速都显著放缓，季节调整后的月环比增长年率显著低于10%。目前的货币政策朝着偏紧的方向，这对抑制通胀是积极信息。如果偏紧的货币政策持续三个月，应该能够调转通胀势头向下。今年世界上美国经济复苏强劲，中国出口增长率可能会很高，从内外需平衡的角度，适度的货币增长率需要略低于过去的平均水平。另外国际农产品价格上升，会给国内通胀带来压力，也需要货币政策再紧一紧。

    央行最近多次谈到“社会融资总量”指标。融资和货币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二者区别是——融资对应的是发行方，货币对应的是持有方。如果不考虑误差，融资与货币应该对等。目前M2货币口径可能有些狭窄。首先，一些本应计入M2的项目未被计入M2。其次，M2包含银行存款，但不包含其他金融机构存款，M2加上其他金融机构存款可以作为M3货币口径。如果再加上股票和债券，就超出了传统的货币范围，可以用“流动性总量”或其他名称进行概括。

    央行提出的融资总量在贷款基础上增加了股票债券等指标，没有包括外汇占款，这实际上是国内融资总量。央行购买外汇毫无疑问会增加货币，同时也是融资（国外融资）。国内融资总量加上国外融资总量才是全社会融资总量。

    与流动性总量相对应的全社会融资总量包括三部分：一是贷款，二是外汇占款，三是贷款之外的其他融资。近年以来非贷款融资特别是增量增长较快。在此同时，外汇占款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了。在中国的汇率政策下，外汇占款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动的，并且波动很大。为保持流动性平稳增长，就需要通过国内融资的调节对冲外汇占款增长的波动，国内外融资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

    采用什么指标主要从预测的效果考虑。目前M1指标的表现还可以，M2指标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包括一些与股市资金关系密切的项目，M2在2000年和2007年前后股市大幅波动时输于M1。另外M2不包括很多其他融资，也影响了预测效率。从目前情况推测，可能是按发行价格计算的流动性总量指标的预测含义更好。从初步的数据结果看，目前M2可能略为低估了流动性总量的增长率。

    但是所有指标预测2009年的表现都很差。2009年货币和流动性指标大幅度增长。2008年下半年开始，受金融危机影响，出口大幅下滑。而2009年内需高增长。超强的内需加上疲软的外需使得总需求增长比较合适。从货币或者流动性管内需的角度考虑，调整后指标的预测效率仍然相当好。换个角度说，由于贸易的存在，流动性具有国际意义。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流动性的变化会影响其进出口，从而影响其他国家的总需求。

（刘鎏 整理）

卢锋：美国经济走势与对华政策重估

    观察讨论美国经济走势及其对华政策重估，可以归结为三方面的看法：一是美国经济复苏态势进一步明朗，结构性困境愈加清晰，政策腾挪空间更为逼仄。二是被战略焦虑心态困扰的美国朝野，对中国经贸和战略方针进行重新评估和反思。三是我国应在客观评估美国经济和政策动向基础上，坚持独立自主方针加以应对，更好实现利用战略机遇期稳健和快速追赶目标。

    2010年美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可用“三喜三忧”概括。第一重是经济回升喜忧参半。CBO预测2010年美国经济增长率约为2.9%，今年预期增长率4%，表明美国经济复苏态势进一步明朗。但与战后11次危机复苏均值描述通常状态比较仍显疲软。前十次复苏五个季度增长均值累计加总为29.8个百分点，本次复苏只有15.3个百分点。更不同的是失业率居高不下，本次危机出现大萧条以来第一次连续20个月超过9%。与战后十次复苏均值比较，过去十次复苏五个季度失业率平均为5.05%，这次高达9.85%，超过此前均值近一倍。

    第二重是资产负债表调整喜忧参半。经过空前救助和调整，私营部门财务和资产负债表已经重归稳定。但由于政府极力救助，把私人风险资产转移到政府财政，导致私人部门改善同时，政府部门负债却在加剧，公共部门杠杆化加剧使其面临极大风险。2010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升至93.2%，达到二战以来最高水平，目前国债总额已经超过14万亿，绝对水平居世界第一。

    第三重是利润回升与投资乏力喜忧参半。不管是企业税后绝对利润，还是企业利润占GDP比重，目前均已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表明企业状况已经明显改善。但投资回升明显劲道不足，去年设备软件投资较快回升，不过总体私人投资回升仍然动力不足，与此前历次危机比较结论也是如此，成为制约美国经济增长重要因素。

    宏观经济复苏态势虽趋于明朗，但是深层结构性矛盾愈加清晰表现出来，使得美国政府政策调节和腾挪空间更为逼仄。第一，2009年民主党政府全力推进金融监管、医疗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立法和改革。三项改革虽有不同程度推进，一定程度兑现奥巴马竞选承诺，但这些改革措施具体内容对美国经济竞争力缺乏显著提振作用，对美国经济重回景气增长难以产生有效促进。

    第二，财政刺激后劲不足。2009年通过的ARRA法案7870亿资金已快要耗尽。奥巴马2010年11月17日签署减税法案，涉及8580亿美元，主要内容是延长此前减税政策。这些政策虽勉强能维持刺激力度，但却加剧政府财政负担，等于天阴背稻草，很是被动。

    第三，货币政策几近弹尽粮竭，勉为其难采用QEII，在国内和国际上引发广泛批评。一般认为，超常数量宽松货币政策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是市场资金紧缺或者市场资金借贷成本高位运行。然而目前市场美元持续处于近乎零利率低位，而且商业银行储备及现金充裕，显示QEII未能“对症下药”。一向堪称高明独立的美联储出此计策，也表明美国货币政策空间日益缩窄。

    面临前所未有困境，美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和外部世界特别是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从我们与美国各界研讨和座谈情况看，美国朝野在重新审视和评估对华经贸和战略关系方面出现的新动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面梳理中美关键经贸争议问题，重新推动与中国相关对话。对汇率和国际收支问题，继续紧盯不放。强调人民币汇率调节多边含义，中美失衡与全球失衡关系。同时强调其他经贸关系问题，包括IPR、GPA、对我国自主创新政策解读等问题。

    第二，全方位重估有关中国发展“几个基本判断是否成立？”。例如美国专家和官员片面解读我国国内关于“国进民退”讨论，提出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判断能否继续成立？由于片面解读我国自主创新政策、IPR、汇率政策，进而质疑中国经济走向开放的判断能否继续成立？

    另外对中国是否愿意继续接受国际规则，是否愿意积极和务实采用制定未来规则，中国发展是否继续有利于地缘政治稳定，强大繁荣中国是否符合美国和世界利益等一系列问题，美国政学两界都提出疑问？

    美国对华政策重估反思，相当程度体现美国政学两界在胡主席对美国事访问前放话施压制造舆论动机，同时也折射出美国经济面临深层挑战和战略焦虑困扰；既有以老大自封傲慢心态支配下更多要求他国配合摆脱自身困境的企图，也有务实观察现实形势试图积极求解因素。

    中国作为制度、历史、文化都有自身特色大国开拓和平发展道路，处理对美欧已有主要发达国家关系注定是管理发展过程的挑战性议程。应在坚持独立自主基本方针前提下，重视经贸领域较多存在双赢机会特点，结合国内改革议程推进与外部世界的务实合作。在这方面开放宏观政策调整较有潜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有助于双赢。另外还要重视我国改革与开放互相促进的“转型动力学”成功经验，加快国内土地改革，国企改革，开放宏观政策架构改革，为新十年持续快速追赶拓宽夯实制度基础同时，进一步改善外部经贸环境。

（陈建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