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楠/文

 

2008年4月27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BiMBA MBA联合主办的“CCER中国经济观察（CEO）”第13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CCER万众楼举行。几位权威经济学家紧扣当前经济热点，深入浅出地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获得与会者的广泛欢迎和好评，近300人参加了会议。

 

“朗润预测”指标解读

 

会议伊始，由卢锋教授首先总结了“朗润预测”一季度预测值和实际值的差异。15家国内外研究机构的宏观经济学家做出的一季度预测值显著低估了CPI增速和投资增速，同时，显著高估了利率增长的速度和汇率升值的幅度。也就是说，从平均水平来看，低估了经济相对走热的程度，同时高估了政府部门通过利率和汇率进行宏观调控的努力程度。

“朗润预测”显示，15家国内外研究机构预计二季度我国GDP增速为10.5%，比一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预计二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长16.4%，零售总额增长20.4%，出口增长19.5%，进口增长24.4%，贸易顺差会迅速减少。值得关注的是，经济学家们对第二季度的CPI涨幅的预测值为历史以来的最高，预计同比上涨7.5%-7.8%，同时，不同机构对CPI季度值估测的差异性非常大，预测范围从6.0一直到8.5，说明今年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大。此外，经济学家显著调高了对中国投资增长的预测，预计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2%。

 关于二季度是否加息这一问题，有6家机构预计二季度央行会有一次温和的加息，将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27个基点至4.41。同时，还预测二季度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6.83：1，也就是说人民币汇率会有约5%的升幅。总体来看，宏观经济学家普遍预测二季度内需替代外需可预期，但通胀压力堪忧。

　　之后开始了几位资深教授精彩纷呈的演讲，在会议上半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徐滇庆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先后以“房价变动趋势”、“先收租，后交利，收租与减税并行”、“输入型通胀论探讨——全球商品价格与我国通胀关系”为题发表了演讲。

在会议下半场，花旗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博士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分别就“成本正常化：推动通胀还是挤压利润？”和“内需猛烈增长”谈了自己的看法。

 

徐滇庆：房价上涨趋势不减

首位发言的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徐滇庆教授，在房价拐点论倍受关注的情况下，他从供求关系、货币流动性过剩和资产重新定价三个角度进行了对房价进行了分析并坚持看涨房价。

针对去年和今年年初出现的一些房地产商降价促销的现象，徐教授提出了房价的观测原则，“观测房价只能以成交价的历史数据为依据，而不能拿房地产商的要价为参照。”房地产商和任何企业都一样有其营销策略，往往房地产商的要价很高，然后再慢慢下探。而房价最终的决定原则是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购房者愿意支付的上限。所以要把宏观统计数据和房地产商的营销策略进行有效识别。

徐教授认为，推动房价上升的因素很强，而导致房价下跌的因素并不强，因此，在较长时期内房价还处于上升通道。

首先，从供求关系角度分析房价上涨原因。房地产市场上的需求包括正常需求和投资需求两方面。近年来，我国住房正常需求十分旺盛，值得注意的一个数字是“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每年增加1平方米”，徐教授特别指出。同时，在美国次级债危机，美元贬值以及人民币升值，国内利率高于美国的种种因素影响下，来源于国内富裕群体和海外流动资金的投机房地产资金依然庞大，投机性需求随时随地发生。

针对“老百姓买不起房，为何房价还在涨”的问题，徐教授解释道，由于中国的贫富差距太大了，据2004年的统计，中国12%的人拥有将近80%的银行存款，也就是，10%高收入家庭的人口等于一个世界大国，拥有近80%的银行存款，他们足以将未来五年新建的商品房一扫而空，使得12亿人不在商品房市场上。那么，如果要解决这12亿人的住房问题就要依靠保障性住房。

其次，从货币流动性过剩角度，据计算，2008年1季度中有851亿美元是资金流入，相当6000亿人民币。贷款增速居高不下，2007年全国住房按揭贷款增量达到了7147亿元。

最后，从资产重新定价角度，徐教授表示，房价很可能还要涨上一段时期。等到金融结构调整到一个新的稳定状态，房价暴涨的趋势才可能逆转。由于银行存款当中40%以上是短期和活期存款，在负利率的驱动下很可能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此外，国内土地供给有限，未来将有70%的面积盖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小户型房，商品房供给量受到限制，使得商品房房价上涨压力继续增加。

徐教授表示，“在房价上升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照顾好民生，以民为本，多盖一些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小户型房等保障性住房，才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张曙光：先收租后交利，收租与减税并行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对于国企分红提出了先收租后交利的看法，认为收租和减税要同行。

张教授首先提出三个问题。一是，去年财政部和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规定，从今年起，中央企业要向国家交利润。张教授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当前国有部门的垄断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强，这会影响中国经济的运行。第三个问题是面对当前的宏观形势，一季度通胀上升，经济增长在下滑，为了治理通胀，货币政策不可能放松，所以要配合财政政策的减税措施，可是国家税能不能减，该怎么减？

张曙光提出，国企改革有两方面重要内容 ，一是产权改革，另一个是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利益关系改革。

首先，国企的产权改革有两个突破点，一方面是“抓大放小”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另一方面是股份化的改造，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参股国有企业。这种进入把国有独资企业变成公众公司，扩大了市场经济的基础。

其次，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利益关系是通过租金、税收和利润三个重要的经济范畴表现出来的。这三者之和就是企业的总收入扣除成本之后企业的毛收入。这三个概念对应着国家的三种身份，即资源所有者，资源管理者和资本投资者。“实际上，国企产权改革的背后就是围绕着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利益关系进行的。”张曙光表示。

“其实，现在国企交利并不否定过去的改革。只是把过去的暂免交利改为重新交利而已。” 张教授解释说。

虽然国企交利符合改革方向和现在的实际，但是张曙光认为，《办法》混淆了“租”和“利”。因为租金是资源要素的价格，不是投资资本的收益。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只要使用国家的资源要素，就要向国家交租。

张曙光提出，在中国，国有垄断部门的利润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资源要素溢价。在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占了国有企业利润的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交利”代替“收租”是在掩盖中国行政性垄断的实质。

所以，张曙光总结表示，“应该先收租后交利，先解决收租的问题。因为收租会增加政府的收入，政府的收入不会减少，为减税提供条件，使得减税政策可持续。所以收租和减税要同行。”

 

卢锋: 输入型通胀缺乏经验依据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认为，在较大程度上，国际价格的上涨内生于我国国内需求。输入性通胀说比较缺乏经验依据，应该重视从国内总需求和货币角度理解和应对目前通胀。

卢锋首先解释了输入型通胀理论，它作为非货币主义通胀理论之一，通过加成定价模型来分析非货币通胀的发生机制。该理论认为，形形色色“外生冲击”拉高了微观企业定价并在宏观面导致通胀。这些“外生冲击”包括工人通过工会组织要求提高工资，国际油价粮价等因素。

近年来，铁矿石、精炼铜、原铝、原油等国际资源性商品出现“量增价涨”的现象。卢教授提出，对中国这样大国，“需求贡献微不足道”、“国际价格具有外生性”等这类“小国模型”的假定并不符合现实，我国在一些重要领域的增量需求具有“巨型经济体（giant economy）”的地位。

卢锋通过观察我国与全球需求增量数量关系发现，过去五年，我国对铁矿石、精炼铜、原铝、原油四种国际资源性商品的需求增量贡献率分别为34%、51%、56%、85%，简单平均值为56.5%。可见，在资源商品短期供求弹性较小的情况下，国际价涨较大程度内生于我国需求增长。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我国是“外部输入通胀”，还不如说是“通胀出口转内销”，卢教授表示。

同时，近来以玉米、小麦为首的国际粮价猛涨，但我国粮价2006-2007年每年仅增长7%-8%，上涨尚属温和。“中国粮价的增上涨对CPI的贡献比较温和。”卢教授表示。由于国内贸易和流通的干预，外部粮价的传导效应至今仍比较小。

此外，国际棉价最近快速增长，但仍显著低于1995年峰值。而由于我国利用配额和滑准税限制进口，国内棉价近年显著高于国际棉价的局面仍在维持。

卢锋教授认为，近年我国对棉花的需求增长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国际棉价的走高。因为在过去四年，我国棉花消费增量占全球增量比重为91%，也就是说，近年我国棉花消费增量支配全球，推动国际棉价回升。同时，由于棉制品贸易包含棉花的间接净出口，所以，每年几百万吨棉花净进口大部分是通过纺织品制造业的净出口间接外销。

 

沈明高：成本正常化挤压利润

 

　　花旗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认为，中国制造业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投入品的价格扭曲和资源价格低估基础上的，此轮通货膨胀一定程度上是成本正常化过程的开始，其后果很大可能是挤压企业利润，行业整合是大势所趋，他对中国制造业应对成本上涨、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很有信心。

目前中国的主要投入品比如土地、劳动力的价格都是扭曲的，同时，资金成本是低估的，能源价格也被压低。沈明高保守估计，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扭曲大约在3.8万亿元，相当于2007年GDP 的15.5%,也相当于去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两倍。制造业成本扭曲带来的超额利润支持了中国制造业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支持了中国投资的快速增长，支持了GDP的高速增长。

沈明高表示，经过几十年的价格改革，目前中国90％的最终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但主要投入品的价格都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不能有效的进行资源配置，效率损失非常明显。

进而，沈博士分析了我国投入品价格改革滞后的四个原因：一是就业压力，政府通过人为压低能源价格，使企业获得超额利润，从而企业的投资意愿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原因之二是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影响投入品价格的改革。三是不同时期的通胀控制问题。往往在通胀时资源价格改革的压力比通缩的时候更大。第四个原因，也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国的产权不够清晰，产权保护乏力，使得资源价格改革很难到位。

沈明高提出，当前中国面临着成本正常化的可能性。本轮全球范围内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农产品价格上涨，符合中国资源价格市场化的趋势。“虽然本次价格上涨是成本输入造成的，是非自愿的，但是未来我国投入品的价格很难回到以前的低位。” 沈明高推测说。

“成本正常化的结果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沈明高乐观的表示，成本正常化之后我国制造业的优势会保持下去，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个优势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依然存在且会继续保持；第二个优势是我国制造业的规模经济优势仍将持续，体现在研发、信息、市场规模、品牌营销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第三个优势则是中国潜在的消费市场巨大。

沈博士最后分析了生产成本上升可能带来的结果，一个结果是可能带来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另一个结果是挤压企业利润。他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其逻辑链条是能源价格的上涨，会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使得一些企业会破产，带来行业整合；当行业整合结束，龙头企业获得了定价权，制造业成本上升，最后可能引起通货膨胀的上升。

沈明高认为，“中国需要发展长期的融资工具，尤其最需要发展中长期的公司债市场，为企业并购提供稳定的融资渠道，这样中国行业并购的速度会加快，到那个时候，中国制造业成本的上涨会带来通货膨胀，甚至出口通货膨胀。”

 

宋国青：内需猛烈增长，紧缩货币不能放松

 

本次报告会的最后一位演讲嘉宾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宋国青教授从2008年一季度货物贸易顺差同比猛降、消费保持稳定、总需求同比上升的现象推导出“内需猛烈增长”的结论，并进而指出投资增长率可能大幅度上升。

在宋国青的测算中，2008年第一季度贸易顺差同比大幅下降，他预计年内还将继续下降。同期，我国名义GDP的同比增长率达到了199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也就是说，外需在下降，总需求却上升，宋教授由此推算，我国内需的增长率比上年大幅度上升。

宋国青认为，顺差收缩的重要原因是投资扩张。据宋教授的计算，我国贸易条件在2002年到2004年中迅速恶化，在2004年中到2007年初变化较小，2007年1季度以来又迅速恶化。由此来看，贸易条件恶化与投资增长速度有很强的关系。

总体来看，进口与固定资产投资关系非常密切，投资对进口的影响远远大于汇率的影响。过去几个月进口的高增长，与投资可能高增长的估计一致。“大商品国际价格的最近一轮上升发生在美国需求疲软的情况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投资和进口高增长。”宋表示。

经宋教授的验证可知，进口额变化引起进口价格变化。其逻辑是进口的大国效应，作为进口大国尤其原材料进口大国，中国进口额的短期变化在相当大程度上引起了进口价格的变化，中国进口价格的上升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进口支出增加的结果。

至于经济增长，宋国青表示不必担心顺差下降对总需求的影响。对于需求结构变化引起的生产减速，不可以简单用内需扩张的办法来减弱。在目前情况下，出口部门生产能力利用不足，供给国内需求的生产部门增产弹性很小，扩大内需主要引起通货膨胀和进口价格的上升。宋国青认为，2007年以来总需求猛烈增长主要是货币供给高增长推动，不排除食品价格上升导致消费倾向“被动”上升引起的“额外”通货膨胀，但前者是主要的。

数据显示，1-2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偏低，一是贸易条件恶化，二是前两个月生产增长率较低。宋国青认为，3月份数据出来以后，主流看法和决策层相对强调控制通货膨胀，对于控制总需求是有利的。但是总需求高增长和高通胀持续较长时期的风险依然很大。“考虑到粮价大幅度上升的风险，粮价和其他资源类产品的低价不利于供给等问题，需要尽快抑制总需求，理顺价格结构。”

最后，宋表示，治理通胀要控制总需求，控制更广义货币MS(MS＝国外净资产+国内信贷)的增速。2007年下半年起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表现为GDP增长率的上升高于MS增长率的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的原因可能主要是居民储蓄倾向下降，这包括负利率的效果和食品价格上升引起的被动消费。”宋分析说。

从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情况考虑，宋国青认为MS的增长率达到18%左右比较合适。“过去几个月MS的环比增长率下降并不稳固。因为通货膨胀率很高，贷款和放贷意愿都很高，稍微放松就会反弹，因此紧缩货币不能放松。”求高增长和高通胀持续较长时期的风险依然很大。“考虑到粮价大幅度上升的风险，粮价和其他资源类产品的低价不利于供给等问题，需要尽快抑制总需求，理顺价格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