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神的社会里，正义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性质——它如此重要，以致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每一个人或绝大多数人是否感觉幸福。我这部讲义，不仅是“新政治经济学”讲义，而且是关于中国人怎样可以生活得更美好的讲义。——汪丁丁

汪丁丁，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教学研究涉及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演化社会科学等重要的前沿学科领域。在其新书《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中，深入探讨了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公共理性等一系列核心议题，并将全部的理论探讨应用于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剖析与未来变革方向的探索之中。近日，汪丁丁接受了《中国民商》杂志的专访，讲述了他对于正义与人生的思考。

　　中国人似乎特别能忍受社会的不正义

　　《中国民商》：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中，您提出了幸福三维度：效率、正义和自由。这三个维度怎样渗透和影响我们的生活？

　　汪丁丁：物质生活的本质是效率，社会生活的本质是正义，精神生活的本质是自由。

　　先说说精神生活的本质。黑格尔说，人的本质是精神，他又说，精神的本质是自由，这两个命题，我想了很多次，没有办法不同意。在黑格尔的描述里，自由就是精神不欲成为他自己而要成为其他的更高级的东西。他的意思是，永恒创新，这就是自由的涵义。一旦创新停止，自由也随之消失。

　　由于我们的肉身是物质的和社会的，不能不受到因果律的制约，所以我们能够永恒创新的就是精神。物质的匮乏、社会关系的瓦解，以及自然灾害，所有这些约束都是外在的，都不能构成对心性自由的约束。换句话说，精神自由的人，完全在精神维度上生活，与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无关，所谓“超然物外”，或佛家所说“三界之外”的人。

　　物质生活的实质，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古代，都承认是“效率”。只不过我们中国古人想像的效率，比西方经济学家想像的要高明了许多。例如，李零说，兵家“任势不任人”，这是与儒家的最大差异(儒家或可说是“任人不任势”)。

　　什么是“势”？金岳霖概括中国智慧，“理有固然，势无必至”——逻辑的理固然成立，而现实的势不必发生。我们经济学家说是“不确定性”，想象力差远了。“时势造英雄”，哪怕你是草包，赶上好的时势，可成英雄，“形势比人强”，正确判断形势，不是一般的能力，确实可称为“智慧”，正确判断了形势之后，才能“四两拨千斤”，事半功倍。这是咱们中国古代人讲的效率，兵家的效率观，可运用于物质生活维度和社会生活维度。

　　再说社会生活的实质。西方人判断一个社会是否美好，首要的判据就是看这个社会是否正义、多大程度上是正义的。中国人呢？很难说。中国2010 年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6.0，我们对比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布的一套数据，发现中国2010 年家庭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在全世界排名第七，看看排在中国前面的是哪些国家：纳米比亚(0.7)、南非(0.65)、莱索托(0.63)、博茨瓦纳(0.63)、塞拉利昂(0.63)、中非(0.62)，基尼系数仅次于中国的是海地(0.59)。拉丁美洲各国都在中国后面，为什么呢？社会学家根据拉美各国动乱时期的数据计算出基尼系数的预警水平：0.44。也就是说，拉美各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4 时就会社会动乱、政变频繁。1830 年的英国，也是在基尼系数达到这一水平时，群体事件的数量突增数十倍。可见，这是一个比较可靠的预警指标。

　　我的观察表明，中国人似乎特别能忍受社会的不正义。据西南财经大学2012 年12 月9 日发布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61，0.44 的国际预警水平对中国失效(中国大约十年前已达到这一预警水平)，究其原因，在一次关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文化条件的社会调查中表明：大多数中国人不愿直接反对哪怕已经很腐败的政府，他们更常做的是通过私人关系改善自己的处境。我觉得这一点真是很关键。民主，需要克服的最严重困难，是“免费搭车”行为，因为民主的倾向是增加参与人数。相比之下，独裁没有免费搭车问题，因为独裁的倾向是减少参与人数。中国有悠久的“特殊主义”文化传统，借用费孝通的描写，每个人如同一圈一圈嵌套着的同心圆的圆心，由内及外，区分远近亲疏。由于有这样的文化传统，所以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民主似乎不适合中国。

　　我们的传统早已被摧毁

　　《中国民商》：您在书中还讲到，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高级表现形式是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与生活方式之间的持久冲突，如何具体理解？

　　汪丁丁：沿着社会生活的维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三类：一是以货币为媒介的，二是以权力为媒介的，三是以情感为媒介的。中国的市场经济下，传统价值被彻底瓦解，金钱关系成为唯一重要的人际关系。

　　我观察韩国和日本，金钱关系也很重要，但人与人之间仍有强烈的情感纽带，这是因为韩国和日本传统的宗法社会未被彻底摧毁。我祖籍是浙江淳安，我去拜访乡村祠堂，祠堂修整一新，高大肃穆，空无一人，不仅祠堂里没人，村子里也没人，凡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到城市里去了，这样的村庄很多，所谓“乡村的空洞化”。大家或许认为，韩国和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也一定如此，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没有如此彻底。

　　宗法社会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既然血缘关系是永远存在的，为什么没有恢复宗法社会之可能呢？梁漱溟认为中国宗法社会是伦理本位的，可以概括为“三纲五常”。显然，这套纲常与效率原则有激烈冲突，故而在市场经济时代难以为继。但与此同时，中国宗法社会还有余英时阐述的那种内在超越式的人文关怀。在这种人文关怀的指引下，中国人可以从精神层面得到极大满足，而不必纠缠于社会生活维度的纲常伦理。我甚至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对于那些真正获得了内在超越能力的中国人，至少在他们追求精神自由的初期，纲常伦理反而成为严重的束缚。

　　“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与生活方式之间的持久冲突”——这是我想象中的中国社会基本问题更高级的表现形式，即在社会生活维度上的表现形式，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路径在从物质生活的温饱阶段转向社会生活的深层情感交流时发生的问题。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或缓解，人们的幸福感来源就只能停留在物质生活维度之内，从而导致醉生梦死的人生观和纸醉金迷的日常生活。

　　我要澄清生活方式与情感方式的涵义。在英文中，生活方式是the way of life，已经包含着情感和精神生活。但为强调中国人遇到的基本问题，我特别使用了“情感方式”这一短语，情感方式是由内向外体悟而获得人生之意义，这样的认知过程是典型的传统中国式的，而非西方的。作为对比，英文“生活方式”这一短语所表达的，是一种由表及里的认知过程，当代中国人的困境在于，我们不是任何传统之内的人，我们的传统早已被摧毁了。

　　因此，由表及里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自内向外的是我们的情感方式。我们每一个人以这两种方式生活，或许有偶然的机遇，可使我们由表及里的过程与自内向外的过程合二为一，但这样的机会太少，遇见这样机会的中国人太少，绝大多数中国人无缘顿悟，只好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自己的幸福。

　　官僚主义加剧中国两级分化

　　《中国民商》：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社会权钱勾结、腐败丛生以及严重的两级分化问题？

　　汪丁丁：我常讲，中国当代社会的任何现象都具有两重性，其一是中国与西方通有的，其二是源于中国本土传统的。

　　中国社会有悠久的官僚政治及相关的腐败传统，即马克思所说的“东方式的腐败”。所以，中西社会通有的幂律的机会和权力的不平等分布(类似于马太效应，即穷者更穷富者更富)，在中国格外沉重，可以说是“被东方式腐败强化了的幂律”。互联网时代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者声称：“1% 的人占据了社会99% 的财富。”怎样缓解财富的极端不平等分布，是人类在共同求解的问题，中国的机会与收入的不平等分布，由于互联网时代的幂律而更加恶化。

　　中国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似乎一切的因素都在强化机会与收入的不平等分布。在西方民主社会里，掌握文化权力的知识分子群体履行社会批判的职能。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普遍“左倾”，就是因为他们要批判社会主流，而主流是市场的、右倾的。诚如福柯所言，启蒙就是对主流保持永恒批判的姿态。

　　可是，在中国，形成了一种被社会学家称为“全能集团”的强势群体，这一群体垄断着全部三种权力——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这一局面非常危险，因为社会听不到批判的声音——对权力的批判和对金钱的批判。更长期的危险在于，原本应承担社会批判职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中国社会完全消失了。我们环顾四周，有知识的人很多——教授、作家、记者、演员，他们并不批判社会，并且努力要进入或迎合社会主流，所谓“同流合污”，这一趋势导致中国社会严重并迅速恶化的两极分化，严重的两极化可能导致革命，预见到革命的毁灭性后果，执政党可能实行改良，就改良而言，目前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任务是权力制衡，即“均权”。

　　公权力缺乏监督 福利政策容易滋生贪腐

　　《中国民商》：当下的中国，公众呼吁一个更透明的政府、更公正的社会，许多人期待如北欧国家一样的高福利，并将其视为社会正义的标杆。您认为中国是否具备实行国家福利的条件？

　　汪丁丁：经济学家通常反对福利政策，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却赞赏福利政策。在个人发展方面，只有住房、教育、医疗等条件得到保障之后，才有人力资本投资可言，而这些基本的条件，仅靠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因在1972 年提出不可能性定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阿罗不可能定理即如果一个市场将整个社会嵌入其内部，那么这个市场必定失灵。这个命题也可以表述为：不可能存在一个包罗万象的自由市场。

　　自由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法律等非市场因素的支撑，如果把非市场因素全都市场化，结果一定是失败。如果法院审判时谁出的钱多就判谁胜诉，法律就失灵了；如果诺贝尔委员会评奖时谁出的钱多就把诺贝尔奖颁给谁，那么诺贝尔奖马上失灵。

　　作为一个自由市场派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承认自由市场是有缺陷的，其次，当政府弥补自由市场缺陷的时候，会出现大量的政府失灵。但是作为每一个人生命后期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需要基本的福利政策，因此，国家福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称之为动力学机制。

　　英国政府在征收了30% 的宏观税负之后，就能提供全民医保、基本住房、普遍的义务教育以及大学补贴，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这是人力资本经济学家予以承认和肯定的。21世纪是人力资本的时代，福利政策不仅具有消费性，也有生产性，关键是如何把动力学机制运行下去。

　　成功的动力学机制是适度收税，然后有效地补贴给该补贴的人，如果一开始征税太多，就像政府的掠夺之手在过去十年中迅速地膨胀，经济的活力就会衰退，社会的创新能力就会枯竭，直到无税可收，公共福利政策的动力学就算走到了尽头。

　　当前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达到民主诉求的欲值，人口老龄化也要求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两方面压力联合作用，很容易导向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但长期而言，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难以维系。

　　中国政府在福利国家政策上的思维太简单化，要么是95% 的经济学家反对福利政策，政府就听从经济学家，把福利放一边，弱势群体就备受欺凌；要么就走向另一个极端，新左派提倡的公共政策就是拼命发钱，结果把企业家都给“诱杀”了。福利政策是很微妙的动力学过程，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下，政府缺乏必要监督，放手搞福利只会滋生更多贪腐寻租的空间。

来源：　《中国民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