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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黄益平:高尔夫的美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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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底,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高尔夫球友们一致决定,把羽泉演唱的歌曲《解放》作为高尔夫俱乐部的主题歌,原因有两点,一是胡海泉本身就是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很亲切,二是这首歌的感觉跟高尔夫很对路。歌词一开始就是“心中有片美丽的牧场,蓝天、白云、干净的土壤,而梦是一群吃草的牛羊,自己就是放牧的太阳。”

    高尔夫要解放什么?答案当然是自己。一项在全世界都健康高雅的运动,偏偏在中国隔三差五地被误读为官商勾结的温床。但是要“解放”一种偏见,甚至成见,谈何容易?

    还好,随着黄益平教授的加入,至少北大国发院的高尔夫球友们又多了一位“解放者”。作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影响力与亲和力都得分极高的金融改参与和倡导者,黄益平这颗“放牧的太阳”有着不一样的光芒,他的出场,不仅成为北大国发院高尔夫球场上一道特别的风景,也许为我们整个高尔夫球会和运动都增添了一道柔和之光。

    黄益平教授对高尔夫并非天生热爱。一方面是时间太少。作为投行圈的风云人物,黄益平曾担任花旗银行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本身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还有两个可爱的女儿需要照顾。同时,投行的工作大部分都在香港,香港寸土寸金,能打球的地方极少。另一方面,高尔夫在中国一直陷于腐败温床的舆论压力之下,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隐隐的排斥感,黄益平也不例外。

    随着投行的职位越来越高,女儿越长越大,黄益平的时间才略微有所“解放”。2006年,黄益平第一次正式作为球员进场,之前都是应邀去做演讲,给朋友或客户的球赛开个场。但2006年有一次他讲完,朋友们不让走,说什么也希望他能留下来打一会儿,自此次第一次下场,喜爱上这项运动,后来决定跟朋友一起学球。

    时间说来也快,这一晃就快十年。

    两次难忘的经历

    2009年,黄益平离开香港,回到北京加盟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他的球友也跟着从投行老友和客户换成了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回顾十年的高尔夫球经历,黄益平总结为:进步不大,故事不多,但特别难忘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在香港西贡的公共球场,是香港一个做警察的朋友带着去打的。倒不是警察朋友打得多好,关键是我头一次在公共场合打。结果一杆杆打下去,不是抡空,就是不知道把球打哪儿去了,尴尬之极,不堪回首。说起来,给我启蒙的教练还是香港职业队的队长,他说我在练习场的水平已经过关,可以下场了我才去的西贡球场。可见在练习场打与下场打不是一个概念。”

    “第二次是跟国发院的EMBA校友一起打,打出了我目前的最好成绩。那天和校友沈钧一个组。后来校友王彤并组跟我们一起打,王彤不仅自己打得好,指导方法也特别管用,他不是告诉你一套理论,比如怎么站位,怎么握杆,而是根据我已经习惯的姿势,让我再微调那么一点点。打完后球童说,我后面九个洞比前面九个洞少了十杆。”

    黄益平教授至今还记得王彤教他的筷子理论,“我说我跟你学学吧,他说你不用跟我学,你自己没事了就挥杆,挥一万下、两万下肯定有进步。他说用筷子没什么职业与业余之说,为什么?因为筷子你天天都要用好几次,用多了就熟练了。打球也一样,基本的技能掌握以后,关键是熟能生巧。你见过谁一吃饭就四处看别人怎么用筷子的?当然,也可能他看我基础太差,不想收我这个学生。”

    三位一体的特质

    黄益平教授从事的运动门类并不是很多,他很幽默地说,自己玩的似乎都是“小球”,以拳头为界,“比拳头小的,我都玩,比拳头大的,我一般不玩。”小时候一直打乒乓球,最好成绩是全县第三名。不过后来有同学提醒说乒乓球的发力和肌肉记忆,和打高尔夫是有明显冲突的,并耐心讲了小肌肉大肌肉发力和重心转移的不同,这让他喜欢探索挑战外柔内钢的心蠢蠢欲动,有事儿没事儿办公室也做做动作琢磨起来。

    与其他门类的小球及户外运动相比,黄益平认为高尔夫球有三个特色,那就是自然的竞技、自我的契约、自由的交流。

    高尔夫第一大特点就是自然的竞技。与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相比,这一运动不仅在非常自然的环境中,而且也比较轻柔,运动寿命很长。不夸张地说,只要你走得动就打得动。这样的运动真是不多。据说柳传志李嘉诚这样的老企业家直到今天仍长年坚持每天早晨打九洞高尔夫。当然,作为一项运动,高尔夫又对竞技有一定的要求,不像散步或一般的户外徒步,它毕竟是一项比赛。在两杆之间是散步,但等到打每一杆的时候,还是有很强的技术要求,而且从总体上要有战略布局。不仅如此,每一次打完,你都会记得一个分数,跟自己也会一次一次比较。黄益平说,竞技运动的一个特质就是你对成绩在意,心情不断变化。一杆打好了,心情就会好,一杆没打好,心情就会闷一会儿。最重要的是,高尔夫其实更多的是跟自己比赛,前面一杆是自己而不是对手打的。

    高尔夫第二个特点就是自我的契约。比赛都是自己计分,没有裁判盯着你每一杆打了多少分。朋友之间打球如此,参加一些友谊赛也是如此,这个赛制本身就是一个自我的契约,不像羽毛球还有好几个裁判,网球还要启动鹰眼系统。高尔夫讲究契约精神和绅士风度,在球场上有许多礼仪要求。球道上的草皮被铲起来了,球员必须及时修补。沙坑里的沙被踩得高低不平了,球员要马上用沙耙整平。果岭上被落下来的球砸出一个凹,球员也需要立即填补。一个不诚实、无礼貌的球手很难获得球友们的尊敬。

    相比前两项,黄益平教授更喜欢高尔夫的第三项特色:自由的交流。他说,“当今社会节奏越来越快,时间越来越碎片化,人与人面对面长时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奢侈,而在高尔夫球场上,你和一起打球的朋友可以交流四五个小时,而且是在一个很自然,很轻松的环境里,这实在太难得了。”“打乒乓球、羽毛球都惦记着输赢,而且打起来没办法交流。而徒步或喝咖啡虽然交流时间很长,但又不是比赛中的状态,情绪没有起伏,而且双方也都不容易完全放松下来。打球的时候,打得好与打得不好随时都会改变一个人的状态,非常有利于你去观察对方。有人说,要深入了解一个人,增强感情,在球场上是最好的,我很同意这个观点。而且在聊天的话题上,四五个小时一定会从谈天说地最终回到跟大家共同相关的业务上,很容易相互之间交流看法,达成合作。”

    四面八方的误读

    在黄益平教授看来,高尔夫运动最奢侈的是时间成本,但在舆论看来,高尔夫最奢侈的可能是费用。动辄几千几万的场地费、会员费不是普通人所能承受的。而在国外,这并不是很奢侈的运动。同时,高尔夫在国外也没有那么多官商勾结的负面舆论压力。

    黄益平教授表示,高尔夫在中国遭遇四面八方的误读,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

    第一是中国地少人多,尤其是土地资源与水资源都很宝贵,而高尔夫运动占地大,用水多,球场的维护成本很高,打球的费用自然也就降不下来。这不仅在大陆,在香港和东亚很多地方都是如此,这可能与我们的资源禀赋有关。在西方,比如美国、澳大利亚,球场建设和维护的成本就没有那么高。

    第二个原因可能更重要,中国是通过双轨制由计划再走向市场。直到今天,政府手里仍然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与权力,带来的寻租空间也比较大。高尔夫球场只是中国体制下官方与企业家的寻租场之一。真正的问题不是高尔夫滋生腐败,而是腐败波及了高尔夫。

    对于种种误读,高尔夫球运动本身并没有能力去化解,即便是入选奥运会项目,即便每一个打高尔夫球的人都从事公益活动,甚至打一杆捐赠贫困儿童多少钱,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解玲还须系玲人,要真正“解放”高尔夫,必须政府的归政府,民众的归民众。

    在政府方面,黄益平教授认为关键是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使企业家不需要再依赖官员做事。企业家是利益导向性最强的群体,官员手里没有“权与利”,让他们去勾结他们都不会去。所以,要控制的是权力,而不是高尔夫。

    在民众方面,黄益平教授认为,我们又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就是资源有限条件下的价格经济。高尔夫占地大,用水多,确实是一项比乒乓球、羽毛球等奢侈很多的运动,有不可否认的奢侈品属性。但高尔夫作为传承百年的事实的世界第一大运动,连两次世界大战奥运会都有中断,而它的杯赛都不曾被中断的有传承的运动,确实又是一项能够陶冶身心的运动,推广、普及经济型的高尔夫运动,对提升国民素质应该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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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黄益平教授简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教授,副院长 , 兼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力拓中国经济讲座教授,是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中国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他还担任英文经济学期刊《China Economic Journal》主编、《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副主编,他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宏观政策、金融改革与国际金融问题。目前他还兼任中国人寿有限公司和五矿信托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此前,黄益平曾经担任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Serica债券投资基金董事,巴克莱资本董事总经理、亚洲新兴市场首席经济学家,他还担任过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经济项目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General Mills国际访问教授及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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