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财经网 作者：张小红
　　

    林毅夫归来。
 
　　2012年6月11日，林毅夫先生卸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一职，回到北京大学朗润园。这时，林毅夫已经在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美国度过了一个甲子的岁月。
 
　　朗润园，这个昔时的皇家园林曾是恭亲王奕的赐园，1996年，林毅夫领衔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起修缮，如今它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办公地址。朗润的来历，源自于《大唐三藏圣教序》，“松风水月，何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斯朗润”。明朗润泽，当得起这个词的，如今则是一群“海龟”学者，他们的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和包容精神使得朗润园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的福地。
 
　　林老师，是朗润园的老师和学子们对林毅夫的天然称谓，仿佛他从来就是一位师者。把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创造性运用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依托要素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有人称之为 “林比较”。类似吴敬琏的“吴市场”，厉以宁的“厉股份”和周其仁的“周产权”。
 
　　林老师的办公室在朗润园的302室，自2008年林毅夫赴世行任职之后，就成为一间公共的会议室。作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和《财经》杂志设立的财经奖学金学员，笔者等第十一届财经班学员当年就在这个办公室报到。依稀的印象里，办公室一方是照片墙，上面挂满了世界各地的政要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经济学大师来访的照片。而在照片的最上方，是一副《曹全碑》的局部拓片书法。
 
　　《曹全碑》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盛名的隶书碑刻之一，后人的评价是“秀美飞动，不束缚，不驰骤，洵神品也”。端正而不拘谨，深刻却不呆板，这就是“秀美飞动”的内涵吧。探微索隐，从细节处也可以看出林毅夫学术研究的风格，无论是对中国经济的解读、还是对农业问题的研究，以及比较优势的提出，既有丰沛的学术渊源，也有扎根基层接地气的实证探索。
 
　　秀美飞动的背后远非一日之功，如今，林毅夫声动朝野。国际声望的背后则是他30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殚精竭虑于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世界银行评价说，在林毅夫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任职的四年中，他加快了中国和世界银行、各国政府的进一步沟通，特别是在制度创新方面有独立的贡献。
 
　　带着新书《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多次表示，中国经济还能保持8%的发展速度20年，到2030年经济总量超越美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此言一出，在振奋之余，也有哗然，“林毅夫一回来就放卫星”。实际上，这并不是林毅夫第一次放卫星。1994年，他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提出中国可以维持30年高速增长，在2030年可以达到美国的水平。“很多人说我‘放卫星’了。不过，当时的人造卫星现在已经变成行星了。因为到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赶上美国，基本上已经变成共识了！”
 
　　“4年前我参加完北大的毕业典礼，马上到世界银行就职。当时，我的心情很像一个在农村长大的高中生，考上了大学，可以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读书了。现在4年过去了，总要交一份毕业论文。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这4年的毕业论文。”
 
　　经济学是可以结构的，人生亦然。林毅夫的人生结构也正如他的专业所探究的，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创造性并最大极致地运用了自己的要素禀赋。
 
　　这位生于1952的台湾宜兰人，在1979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选择——回到祖国大陆。“我回到大陆来，这是我自己对历史，以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认为对这个历史应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贡献。”
 
　　在1980年，一封家族内部的私人信函中，林毅夫把他的选择归结于“基于对历史的癖好”。历史是对当下的最好注脚。一般而言，人生的选择都受到个人天资、环境影响的路径依赖。没有一个强大的历史观，只能落入世俗的窠臼，很难突破环境的约束。林毅夫用他的生命、尊严和学术品格践行苏轼的一句话：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在1980年给表哥的信中，林毅夫发出内心的感慨，“在都江堰，看到李冰父子的水利工程，听那滔滔的水声，真让我有大丈夫若不像李冰父子为后世子孙千万年之幸福，贡献一己之力量，实有愧此生之叹！”
 
　　从对中国农业问题的研究到比较优势的提出，再到今天的新结构经济学，把自己归入鸦片战争以来的第六代知识分子的林毅夫到今天为止，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超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我们来看这位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都对历史细节的经济学解读。“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例如，春秋时期就有许多像孔子、孟子、苏秦、张仪之类的士人周游列国，相当于今天的高级白领人员出国寻找就业机会。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在其《管子牧民篇》写到“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
 
　　在北大任教期间，他的《中国经济专题》是广受欢迎的课程，现在讲义也整理出版。字里行间处处表明他对中国文化的秉持和热爱。如书中对“李约瑟难题”的解读，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为什么近代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我个人认为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原因不在于恶劣的政治环境抑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力，而在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因而，对自然现象的发现仅能停留在依靠偶然观察的原始科学的阶段，不能发生质变为依靠数学和控制实验的现代科学。”
 
　　如果承认一个人的学术思想是有自我传承的，那么就能解释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的预判是在历史的情境之上的解析。只不过，在地球村的格局中，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悟，他的演讲文章能够传播得更远，激发的振动也更大。无论是共鸣还是反证，您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认真而坚毅的读书人。
 
　　士不可以不弘毅，在他的身上，书生意气和经世致用的情怀相得益彰，这也是巫和懋、卢锋、胡大源、姚洋、杨壮、李玲等朗润园学者的共识。面对高速发展的中国，这是经济学者的机遇。正如林毅夫的同事、著名经济学家卢锋所言，飞速发展的祖国从来不缺少经济学研究的现实问题，这对经济学研习者来说意味着巨大的金矿。
 
　　这个身材并不高大的人，说话还带有台湾东北部口音，他的气场相当强大。在林毅夫的胸中，必定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历史观，一个人如果太现实，走不出自己，走不出未来。只有站在大历史的高度，洞察了趋势和约束，才敢于大破大立，大开大合，才能最终走出历史的三峡。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当年李白朝发白帝城，穿三峡而过，顺流而下，发此感悟。仔细领会，其实，李白的这首绝句实际上是具有一定高度的航拍视角。从自然风物的三峡到制度结构的三峡，细细嚼来，意味深长。
 
　　济世情怀，奉献精神，忧患意识。这些结构传统知识分子精神品格的内蕴就这样感召一代代的学人。当年苏轼曾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从卫星到行星，既是前瞻性的预判思考，更需要实证性的持久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