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MBA

校友新闻

【京华时报】理想主义者林毅夫的四次抉择


  本报记者 刘薇(更多精彩新闻 请访问京华网www.jinghua.cn)

  林毅夫属龙,天秤座,星座书对这个星座的人是这样描述的:诚实温和,理想主义者。

  这个外表斯文儒雅的经济学家,在过往人生的四次抉择中,都做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

  他生于台湾,27岁时泅水渡过台湾海峡来到大陆;留学美国时成名,却在那个出国成风的年代回到北京;坚定地选择弃官从学后,又于有所成就之时,选择从零开始,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独立学者。

  他说:“理想主义者,是大家对我的赞许,我的幸福感,来自于内心的平静,我一直在向着这个目标努力。”

  游过海峡来大陆

  27岁时,林毅夫做了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影响他一生。

  1979年5月16日,台湾军人林正谊,从金门泅水渡过台湾海峡来到大陆,上岸后,更名为林毅夫。

  这段海峡,只有2500米宽,对于游泳健将林毅夫来说,并不困难。

  彼时的林毅夫,是台湾某部队一名连长。

  19岁时,出生于台湾小县城宜兰的林毅夫,考入了台湾最好的大学———台湾大学攻读农工专业。1年后,转读军队系统的陆军军官学校。这在普遍信奉“好男不当兵”的台湾,引起轰动。林毅夫因此被“军界”树为青年楷模,并被评为十大杰出青年,被蒋经国亲自接见。

  1975年,林毅夫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后,又被军方送到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攻读MBA,成为台湾较早拿到MBA的人之一。1978年毕业后,林被选派到台湾距大陆最近、军事地位颇为重要的金门马山岗哨,担任连长。那时的林毅夫,前途一片光明。

  他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妻子陈云英在大学时与林毅夫相识,二人一见钟情,婚后感情和睦,大儿子已经三岁,一个新的小生命正待降生。

  如果游过那条不宽的海峡,他将失去事业上已经取得的一切,甚至很难再与家人团聚。

  27岁的林毅夫做了选择,他甚至没告诉家人,独自离开。

  为什么选择到大陆来?

  从踏上大陆的那一刻起,林毅夫就一直在回答这个问题。

  今年2月28日,林毅夫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朗润园向记者解释说,这并不是一个冲动的决定,而是长期思考的结果。林毅夫熟读历史,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屈辱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思想在他心里根深蒂固。入台大读书后,他也像历史上很多有识之士一样,一直在思考中国如何能富强,自己如何报效祖国。

  “念台大、入军校、读MBA,是我思想不断变化的轨迹。”林毅夫说。

  这期间,“保钓”运动、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中美建交,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接连发生。对岸的大陆,已在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

  这些消息,通过收音机,传到林毅夫的耳朵里。

  1979年那个春天,林毅夫认定,使中国富强起来的希望在大陆,大陆富强的希望,在于发展经济。

  由此,他下定决心来大陆。

  与林毅夫相识21年,他曾经的学生,现在的同事,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称,林毅夫是个坚定的人,他一旦做了决定,就会全力以赴,很难再改变。

  林毅夫说:“一些事情,想明白了,就去做,否则内心无法宁静。”

  学成依然归国

  1979年,林毅夫放弃了家庭、放弃了在台湾的事业,但这一年,他也收获了很多。

  这一年,他来到了北大,这里成为他日后生命中的重要地理坐标。

  初到大陆的林毅夫,选择到北大读社会主义经济学。这一年,大陆刚刚恢复高考两年,北大经济系首次招收研究生。

  时任北大经济系副主任、办公室主任的董文俊,给了林毅夫这个机会。

  “学校派我考察一下,这个学生能不能收。那个年代,台湾和大陆的关系还很紧张,提到台湾人,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间谍,所以,接收林毅夫也很慎重。”董文俊说。在北京西直门一家招待所里,他第一次见到林毅夫。“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小伙子是个正派人,人长得很精神,1米8的大个儿。说话很有礼貌,坦率,直接。他告诉我,来大陆,主要是为了学习了解大陆的情况,报效祖国。我觉得,这是个有追求、有抱负的年轻人,很不错!”

  林毅夫舍家弃业,渡海求学的坚定和执着,感动了董文俊,也让他获得了到北大读书的机会。

  1980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访问北大。林毅夫因兼具经济学专业基础和英文功底,被董文俊推荐担任舒尔茨的随行翻译。这个不经意之举,给了林毅夫去美国的机会。

  “在一段时间的接触中,舒尔茨很欣赏给他做翻译的林毅夫,回国没多久,就给北大寄来了信,邀请林毅夫到美国读博士,他可以提供全额奖学金。”董文俊回忆说。

  就这样,林毅夫到了美国。他用四年时间拿到了别人要用5—7年才能拿到的博士学位,而后,又辗转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读完博士后。系统而严谨的经济学训练,为他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芝加哥大学的特点,就是清晰、简洁,林老师的论文,基本都是这个风格。”姚洋说。在此期间,林毅夫与同样在美留学的海闻、易纲结识,并成为好友。

  1987年,林毅夫完成耶鲁大学博士后的学习,北大经济系的很多老师都猜测说,那个曾经游泳渡过台湾海峡,到大陆来求学的林毅夫,不会再回来了。

  “和小林走的时候不同,那时候,出国已经成了一股风潮,很多人挤破脑子也想出国。到美国去,是很多年轻学子的梦想。”董文俊说。那时的林毅夫,已经获得了国际经济学界的认可,他的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受到舒尔茨的盛赞,被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博士后毕业时,许多著名的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主动提出为他提供教职,世界银行也向他抛来橄榄枝。此时的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

  “况且,这个时候,他的爱人和孩子,也已经到了美国和他团聚,如果留在美国,前程似锦。实在没有回来的必要。”董文俊当时理解林毅夫的处境,但他坚信,林毅夫一定会回来。

  “他在美国时,我们每个月都会通两次信。我从没直接问过他会不会回来,因为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在董文俊看来,林毅夫的最大优点就是,信守承诺,说话算数,“这不仅体现在一些小事上,在回不回国这样关键问题的选择上,更能体现一个人的品质。”

  “更重要的是,他的事业和理想,在中国。”董文俊说。

  林毅夫回来了,带着几箱子书,妻子和一双儿女。1987年他们乘飞机回到中国。

  弃官从学

  但因为一套房子,他和北大擦肩而过。

  “小林拖家带口的,想要套房子,但当时的北大解决不了。”董文俊说,当时,北大房子很紧张,很多干了几十年的老教师都没有解决住房,给一个刚毕业的小年轻分套房,实在说不过去。

  与北大擦肩而过后,林毅夫又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面临一个选择,为官,还是做学者。

  当时有两个机构向林毅夫伸出了橄榄枝,一个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邀请他到农村发展研究所任副所长。一个是国家教委,邀请他到教委国际合作司当司长。

  “小林来找我商量,我建议他,如果当了官,这么多年的学问不是白做了,但我没给他直接的建议。”董文俊说。

  最终,林毅夫选择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坚持了他的学术梦想。在这里,林毅夫潜心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奠定他学术地位的众多成果,多在此间完成。

  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比起在半政府性质的学术单位工作,他更愿意创办一个独立于政府机构的学术研究机构,发出学者更纯粹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他想创建一个平台,提供给如他一样从海外回来的年轻学子,让他们可以更好地施展才华和抱负,更好地促进中国发展。

  “林老师是要以独立学者的身份,影响政府决策,实现中国经济腾飞的梦想。”姚洋说,很多事情,如果在体制内,反而是做不成的。

  被问及是喜欢独立学者身份,还是政府智囊的角色时,林毅夫几乎不假思索,“独立学者,只有作为一个独立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

  这个愿望,在1993年成为现实。

  这一年,林毅夫、易纲和张维迎,分别从北京、美国和英国赶到海南,参加一个经济学研讨会。共同的理想,让他们一拍即合,决定创办一个独立于政府机构,专门吸收归国学者进行研究和教学的机构。他们给这个机构取名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是中国第一个由归国学者成立的独立研究机构。

  在董文俊的帮助下,研究中心最终选址北大。离开12年后,林毅夫以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重回北大。艰难可想而知,学者林毅夫为了筹款到处做说客。他的哥哥、世界银行、福特基金,都曾是他游说的对象。正是靠这些筹来的资金,研究中心日益发展壮大。

  研究中心创办时的北大校长丁石孙,若干年后曾在公开场合评价林毅夫说,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梦想和对未来的憧憬,但是,许多人仅仅停留在梦想阶段,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梦想。然而,林毅夫却是一个有了梦想之后努力去实现梦想的人。

  世行副行长之路

  在北大未名湖北200多米,有一处古典而幽静的四合院,周其仁、李玲、卢锋等这些在当今中国经济学界颇具影响力的人,在这里,都拥有一间办公室,林毅夫的办公室,在院子的最里面。

  如今,和林毅夫一样,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早已名声在外,在中国政府的诸多重大决策中,都可以听见研究中心学者发出的声音。

  林毅夫试图通过这个平台,把他的学识和理想,传递给他的学生。

  虽然事务繁忙,林毅夫仍把大量时间留给学生。他每个学期至少开两三门课程,每个礼拜,都要花至少半天的时间,和学生一起开研讨会。

  “林老师特别喜欢讲课,他可以连续讲4个小时,不停顿的,如果不是学生饿了的话,他可以从下午一直讲到晚上。”姚洋说。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之初,成套引进了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进行教学,把规范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教给学生,在国内开创了先河。

  姚洋一直记得他和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时,林毅夫给他出的考题。

  “如果从新疆运西瓜到北京来卖,运费一样,你会选择贵的,还是便宜的。”

  当时,姚洋并没有答出这道题。“这实际就是一个相对价格的问题,成本一样,当然选贵的,这样利润就高了。我们那时候虽然也学了西方经济学,但从来没有运用过,林老师让我开了眼界。”

  今年春节,世界银行送给林毅夫一个礼物,邀请他到世界银行做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1年前,林毅夫刚刚读完博士后时,世行就曾向他抛出过橄榄枝。与上一次的选择不同,这一次林毅夫接受了邀请。

  “我将在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上,更广泛地研究和探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机遇和限制条件,和各国政府、研究机构一起探讨符合该国实际的解决方案。”林毅夫给出了选择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