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MBA

军事

宫玉振教授新书《管理的历史维度》出版


相关附件:
  • _DSC9674
  • s29096194

    文章摘自《管理的历史维度》,宫玉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创业的起点:出众的人格魅力

    所有创业者都经历过自己的草莽时代,成吉思汗曾经也只是铁木真。他真正的过人之处在于,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如何感召他的部众和盟友,并赢得他们的追随与忠诚。

    铁木真开始创业的时候,蒙古高原分布着大大小小几十个部落,部落和部落之间为了复仇、掠夺和兼并不断发生战争。除蒙古部之外,还有塔塔尔部、克烈部、乃蛮部、篾尔乞部、汪古部等。蒙古部本身也分为乞颜人、泰赤兀人、札得兰人,其中,札得兰人的首领札木合和泰赤兀人的首领塔尔忽台的实力又都远远超出铁木真。一开始,铁木真只是一位并不起眼的普通军事首领。

    然而铁木真的格局、胸怀和人格魅力,很快使得他在群雄之中脱颖而出。当那些徘徊于铁木真、札木合、塔尔忽台之间的氏族,因为饥饿而要求参加发起的围猎的时候,铁木真不但允许他们参加,而且分给他们的猎物远远超过他们应得的部分。相比之下,与他争夺蒙古部可汗之位的主要对手札木合,则缺乏政治头脑。一次札木合与他的盟友约定,共同袭击铁木真的营地,当札木合赶到战场时,他的盟友已被铁木真击败。札木合一不作,二不休,干脆对他的盟友发动了攻击,抢劫了盟友之后扬长而去。各部落得知此事,辗转相告,将铁木真的慷慨正直、宽宏大量与札木合的反复无常、专横跋扈相比较。很快,有一条公论在草原上不胫而走:“札木合抢去我们最好的马和最漂亮的毛皮。可是铁木真脱下自己的衣服让给我们穿,跳下自己的马让给我们骑。他真是一个懂得如何享有国家、供养战士的人。”

    札木合并不明白,草原上纵然奉“弱肉强食”为王道,要想成就大业,不但要具备王者的实力,还应具备王者的胸怀;草原上纵然天似穹庐,笼盖四野,道德也有它存在的价值。铁木真的部属皆可为他出生入死,而札木合的军队始终只能是乌合之众。所以铁木真最终成了成吉思汗,成为世界的征服者,而札木合终其一生,只能是一位悲剧式的草莽英雄。

    成长的基石:坚实的制度安排

    创业者往往最不缺乏的就是成就大业的雄心,然而成就大业的前提之一,在于能否做出与其雄心相匹配的制度安排,从而为组织的成长提供坚实支撑。

    游牧民族的政权往往以氏族制度为基础,每个贵族各自领有各自的部众,以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形式组成松散的联合体,因此无法形成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元化政治实体,而且经常因为内部实力发展不平衡而导致联合体的分裂。兴衰无常由此成为此前几乎所有草原帝国的基本特征。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成吉思汗打破了以往惯例,建立了新千户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十进制,将军队按照十户、百户、千户、万户统一编组,并且根据才能的大小和对大汗忠诚与否而不是血统的高低来委任各级军官。最优秀的人被安排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如果某人表现得不称职,或者不听从于大汗的命令,那么大汗可以随时撤掉他的职务并加以惩罚。这与过去部落联盟时代的贵族是完全不同的。通过千户制这种新的组织方式,成吉思汗摧毁了旧的氏族制度的基础,使得他——成吉思汗,成为蒙古军队的核心,而且是唯一的核心。

    此外,成吉思汗还建立了一支由他本人直接控制的精锐武装——护卫军。护卫军在蒙语中叫“怯薛”,由在全军中挑选的一万名最优秀的战士组成。在蒙古军队中,护卫军拥有很高的地位。成吉思汗规定,一个普通护卫的地位,也在外面的千户长之上,如果护卫与千户长发生冲突,无论什么原因,责任都在千户长这一边。护卫军构成整个蒙古军队中主力中的主力,在作战过程中,可以由成吉思汗亲自指挥,在最关键的时刻投入最关键的地点上去。更重要的是,护卫军可以有效保障成吉思汗的权力,掌握这样一支强悍的嫡系军队,足以制约任何一个贵族。

    千户制和护卫军制这两大制度,保证了蒙古军队对成吉思汗的绝对忠诚,成吉思汗的旨意可以到达军队的每一个角落并得到不打丝毫折扣的执行,过去的松散联合体一变而为一元化的强大组织,并成为支撑起后来庞大的蒙古帝国的基本制度安排。

    突破的关键:独特的竞争优势

    创业的过程是一个在众多对手中突围的过程,因而创业者必须打造出自己的独特竞争优势,才能取得突破性的成长空间。

    游牧民族天生就是优秀的骑士,军队往往全是骑兵,最大的特点是机动灵活,而成吉思汗则将游牧民族这种机动作战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蒙古军队的盔甲多是皮制,非常轻便,一名战士通常备有三到四匹战马,一匹战马疲劳之后,便可随时换乘另一匹马,继续奔驰。他们可以连续十几天骑在马上驰骋,饿了吃干肉,渴了喝马奶,因此蒙古军队几乎不受后勤的束缚。这使得他们具有当时任何军队都难以比拟的速度和机动能力。强大的机动能力也使他们可以迅速地转移兵力,随心所欲在由他们自己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迅速集中起绝对的优势兵力,而后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战斗。南宋人徐霆曾经说蒙古人用兵“来如天坠,去如电逝”,民国年间陆军中将万耀煌也评论说:“成吉思汗之进兵也,如飙风迅雷,千里瞬至,鹰一击,往往覆敌于猝不及防。”这种在运动中形成优势的能力,是农耕民族的军队根本无法企及的。

    不过,机动性并非蒙古军队唯一的优势。所有的游牧军队都天生机动灵活,但没有一个能像成吉思汗的军队那样将运动战发挥得那样淋漓尽致,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一支游牧民族的军队能够具有像成吉思汗军队那样严格的纪律,那样能够绝对地做到“军令如山倒”。蒙古军队所进行的往往是几万人、十几万人的大规模运动战,作战正面达到几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从大军的左翼到右翼,往往需要三天以上的行程。组织这样的运动战,必须依赖高度的协同动作的能力,依赖对命令的绝对服从。成吉思汗对服从命令这一条非常重视,对不服从命令的处罚也非常严厉。指挥官被要求严格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行动计划行事。如果一支军队没能在指定时间和指定位置出现,指挥官就会立刻被处罚,不管什么借口都无济于事。对于那些违反命令的将领,不管离成吉思汗的大营有多远,也不管他手里掌握了多少兵力,成吉思汗只需要派一个人过去,宣布处罚命令,要他的手,就会自动剁下自己的手,要他的头,就会主动奉上自己的头,毫无怨言。一支10人小队,在作战中如果有人抛弃了受伤的战友,那么其余9个人都要被毫不留情地处死。游牧民族并不缺乏优秀而勇敢的战士,他们缺乏的是组织纪律和协同动作的习惯,这些人一旦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必然就会爆发出可怕的能量。

    帝国的诞生:强大的学习能力

    当然,如果蒙古军队仅仅停留在以上层次,很可能还只是一支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民族军队。蒙古军队的真正过人之处,还在于它强大的学习能力。

    长期以来,以骑兵为主的蒙古军队都是长于野战,短于攻城。而中原地区在城市攻防作战中则普遍采用了大量的攻城器械,如抛石机、攻城槌、云梯、弩炮、火箭等,火药也被用到了战场上,出现了震天雷等燃烧和爆炸性火器。在对中原用兵的过程中,蒙古军队最大的收获,是学到了中原地区的攻城技术。蒙军为了弥补攻城能力的不足,凡攻占一地,对于俘虏的工匠都给予特殊优待,将他们集中起来专门制造兵器战具。因而蒙古军队很快掌握了中原地区的攻城技术。为了充分发挥攻城器械的作用,成吉思汗还任命了炮手万户,设立了专门的炮兵部队,由他的长子术赤统帅,这是世界上第一支专业化的炮兵队伍。这支炮兵部队在三次西征以及后来攻宋、攻大理、攻高丽的战斗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花剌子模你沙布尔的攻城战争中,蒙古人一次就动用了300架抛石机,还有大量的攻城车、破城槌等,因而很快就摧毁了对方的防御体系。

    金朝最后一个皇帝金哀宗曾经说:“蒙古所以常胜者,恃北方之马力,资中原之技巧耳。”将中原的技术优势与草原的骑兵优势结合起来,使蒙古军队既具备了强大的机动作战能力,又具备了强大的攻坚能力,其战斗力已经达到了当时没有对手的地步。蒙古军队能够横扫亚欧大陆,与蒙古军队的压倒性优势是分不开的。

    蒙古人的学习能力确实很强。元朝统一中国后,还利用南宋的水师,建立了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队伍,并且两度出海征讨日本。一个民族,不但走出了草原,走进了城市,而且走向了大海,这也是元朝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王朝之一的原因。

     

    《管理的历史维度》序

    自从2004年加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之后,我先后为EMBA、MBA和经济学双学位的学生讲授了大国国家发展战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领导力、竞争战略与执行力(与胡大源教授合作)、困境中的决策与领导力(与胡大源教授合作)等课程。2013年以来,又在教学之余,先后应邀为《商业评论》《看历史》《新金融观察》以及“新华网•思客”“腾讯•大家”等杂志、报纸、网站撰写专栏文章。文章都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些感想,拉拉杂杂写来,几年下来积少成多,竟然也有了十余万字,于是便有了这本《管理的历史维度》。

    中国史学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关注治乱兴衰。用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话说,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应该说,读史最大的好处,大概是可以帮助我们跳出一时一地的思维局限,而从长的历史时段来揭示上到国家、下到企业的组织管理过程中,影响组织兴衰治乱的深层因素,从而可以帮助管理者把握哪些东西是可以持续的,哪些东西只是一时的喧嚣而已。

    收在这本书中的文章,分为“国家发展”“战略决策与执行”“团队打造”以及“领导力”四个部分。这些文章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从历史包括军事史与战争史的角度出发,探讨上述领域中一些不变的主题。这些主题在管理学界其实早就有了无数优秀的研究成果,我所做的工作,仅仅是试图从历史这个特定的维度,来重新审视这些主题,从而为管理者的思考增加一些纵深的感觉而已。这也是这本书的书名“管理的历史维度”的由来。

    本书付梓之际,我要衷心感谢《商业评论》的副主编刘雪慰、《看历史》的前主编赵婕、《新金融观察》的主编李香玉、“新华网•思客”的主编李晓云、“腾讯•大家”的编辑赵琼。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孙晔副社长、陈健主任、贾米娜编辑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当然,本书的问题和不足概由本人负责。

    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文章当初是分散发表的,如今辑成一册,同一主题的文章,不免会有个别表述相同之处。为了保留文章的原貌,大多数没有处理,这也是需要读者谅解的。
    是为序。

    宫玉振
    2016年9月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