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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穿越者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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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NSD)的“少帅”,姚洋秉承着NSD从中国改革现实出发去做研究的传统。NSD目前的三大业务板块分别为教学、科研与智库,姚洋将重点推动三者的互动和发展。作为一名左翼自由主义学者,姚洋身上既有知识分子的入世情怀,又有学者的冷静旁观,穿越在社会边界处。

     

    文| 本刊特约记者 闻志武

     

    在朗润园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姚洋教授接受了《英大金融》的采访。姚洋不仅是个卓有建树的经济学家,提出过广为流传的“中性政府”等理论,去年末,48岁的他又接任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一职,肩负起为这个本已十分成功的机构再创辉煌的使命。他的两位前任分别是林毅夫和周其仁。前者曾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争夺者;后者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对于土地、医改、货币等领域的政策有着很大影响力。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姚洋的责任更显重大。

    姚洋1982年就读北大地理系,1989年获得北大经济学硕士学位。深受《六人》和《走向未来丛书》的影响,姚洋身上有着非常明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代学人的特点。以《六人》中的人物为例,“浮士德是个纯粹的思想家,唐·吉诃德则是个行动家。读了这本书,我明确了人生的态度,就是把这两个人结合起来,既要思想,又要行动;至今我仍然信奉这种态度。”

    这种明确的人生态度,或许可以解释1996年冬季,刚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的姚洋,为何与家人一起在风雪中回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即NSD的前身)任教,也可以解释以林毅夫、张维迎、海闻、易纲、周其仁、宋国青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顶尖经济学家创办或加入CCER的原因,那就是从中国的改革实践出发,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并进而影响政策制定与现实世界。对中国的改革发展,他们既是研究者,也是参与者。

    “我相信,只要我们按规范的方法,以中国的成败兴衰,尤其是建国40多年和改革这10多年的历史作为分析对象,扎扎实实地研究,我们一定会实现这个目标,下个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早在1994年8月创立之初,林毅夫就为CCER奠定基调。

    CCER的成立“开创了一个新的体制”,在原有经济学院、管理学院之外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采用新的薪酬标准和管理模式。在成立之时,面临很大的阻力。“研究马列的北大校长吴树青先生,当时实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校委会举棋不定之际,吴树青毅然决定:既然我是校长,签字算数,那我就签。

    2004年,在CCER成立10周年之际,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曾对其有过一段评价:“CCER对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相信它今后还会起更大的作用。它10年的历史已使中国经济学从很落后的状态逐渐地赶上来,出现了很多很不错的人才。我相信再往前走10年,我们有可能能够和世界经济学并驾齐驱。”

    在姚洋看来,CCER的成功,机制固然重要,人却最重要。CCER的老师们有理想,有抱负,愿意为CCER的发展做出巨大的牺牲、付出艰苦的努力。除此之外,与其它以海归为主的研究机构相比,CCER的特点是接地气,能将研究工作与中国的改革实践紧密结合。这在CCER的创办者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又在新老师那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综合研究中国问题的智库

    2008年,CCER发展成为NSD。姚洋介绍道,这主要基于以下几个考虑。首先,他们的理想是研究当代中国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往往与政治、社会问题搅在一起,研究面需要拓宽。NSD仍将以经济学为中心,同时纳入管理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学科,将“中国问题作为一个综合体来研究”。从这个角度看,姚洋实在是NSD院长的最佳人选。他既是出色的经济学家,又对政治、社会等问题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

    其次,CCER面临新的挑战。原来CCER的特色是教学研究的“特区”,以海归为主。如今其它机构的海归也多了起来,比如北大经济学院一半以上老师都是海归。NSD在成立后,将可以发展自己的新特色,扎根于“国家发展学科”,奠定长远发展的基础。此外,NSD的成立也是为了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需要。

    如今,NSD已在不同的领域聚集了一批精兵强将。除了已经提到的三位院长,宏观经济学方面有易纲、宋国青、卢锋、黄益平、霍德明;国际经济学方面有海闻和张帆;金融方面有巫和懋;劳动与人口方面有赵耀辉和曾毅;制度方面有汪丁丁;公共财政方面有林双林;卫生方面有李玲和刘国恩;能源与环境方面有徐晋涛、胡大源、唐方方;农业方面有张晓波;管理学方面有杨壮、梁能、张黎、马浩、汪浩;计量方面有朱家祥和沈艳。在此基础上,NSD还要招募政治学方面的研究人员。

    根据姚洋的规划,未来NSD将在教学、科研、智库三个方面齐头并进,尤其需要加强智库方面的发展。这方面的职能在以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还属于短板。做好智库,一方面源于国家领导人的托付,另一方面也出于形势的需要。姚洋以美国为例,说明政府政策的连续性和及时性并非由于政客的聪明,而是因为智库持续不断地写报告、出方案。“在政府之外,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中长期的东西,这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对智库的定位,”姚洋说道。

    NSD的空气是自由的。远在1995年,林毅夫、张维迎两位先生就国企改革问题就产生过严肃而激烈的“交火”,并最终将相关探讨引向深入,深刻影响了此后的国企改革。而现在,卫生体制改革研究领域主要争论的三个人:周其仁、刘国恩、李玲都在NSD,“下次卫生改革,给他们一个舞台,让他们三个人坐在一起吵,”姚洋笑着说。

     

    培养真正的商界领袖

    教学作为NSD的主要经费来源,仍占重头。NSD拥有研究生、经济学双学位、MBA、EMBA等教学项目,“实质上是一个比商学院还大的学院”。在姚洋的构想中,商学教育支持科研与智库,后两者反哺商学教育。

    NSD的商学教育有两个重要特点。首先是非常国际化,百分之五六十的教师都是外教,可以带学生去海外游学;其次这里不仅教学员如何管好一个企业,而且教他们如何站在更高的高度。用姚洋的话说,NSD培养的是商界领袖,是中国商界真正的脊梁。这些学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因为“脊梁不是脸,你是看不到的”。至今,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像黄晓明、羽泉等当红明星都在这里就读。

    毫无疑问,能在这里追随大师的学子是幸福的,他们也异常珍惜在校园里共同度过的时光。姚洋告诉《英大金融》,那些EMBA毕业的学员,毕业10年了,每年还都要相聚一次。许多班级的同学在毕业后创办了自己的杂志,作为学员交流的平台。姚洋信手拿起手边的一本名为《纷享》的杂志,就是2008级办的,他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一元多极共治”的国际秩序

    从2010年1月起,姚洋负责协助秦晓组织中美经济对话,合作的对方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至今对话已经举办8次,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现在双方对话差距在缩小,2010年第一次对话谈到汇率这个重要问题时,美方主席卡拉·希尔斯甚至拍起了桌子。”

    中美经济对话起到了第二渠道的沟通作用,中方代表团每次对话之后都将对话内容和观察建议呈报相关领导。近期,围绕对话写成的研究报告《2020:中国在世界的定位》已发表于《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3期。

    按汇率计算,在2020~2022年,中国预计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面对这样的转变,中国“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亟需转变,要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秩序构建。一个最现实的例子是,美国“能源独立”后,必将减少世界防务担当,彼时中国是否能把空挡补上,确保自身能源安全?

    对未来的国际新秩序,“中国2020”课题组提出“一元多极共治”的概念。所谓“一元”,是指一个统一的治理框架与体系。在“二战”后美国所确立的世界秩序中,经济体量是个基本指标,这为中国争取更大的话语权提供了弹性和空间。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极世界,中国应该以更主动的姿态参加世界的共治,为世界提供公共品。尽管“一元”的提法仍存有争议,但这份报告受到了多方、包括高层领导的好评。

    谈及最近热议的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姚洋认为TPP不是洪水猛兽,它对中国有利,中国应该积极申请加入。美国希望尽快达成TPP协议,并担心中国申请加入后会拖慢谈判进度,但是,姚洋认为,此时中国申请加入谈判正是时候,把球踢到美国那边,即使它不答应也没有关系,我们在外交上获得主动权。

     

    刻不容缓的金融改革

    姚洋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内保持7%~8%的年增速没有问题,其中出口贡献1个百分点,房地产将贡献2~3个百分点。而在2020年后,由于制造业比重下降,经济增速将降至5%~7%。

    经济基本面虽然不错,但风险依然存在。目前最大的风险来自影子银行。“影子银行不在监管的雷达上,但监管部门存有鸵鸟心态,假装没看见”。在姚洋看来,影子银行已出现较大问题,温州爆发的危机已称得上局部性“金融危机”。

    对前段时间众说纷纭的“钱荒”,姚洋认为已到了危机的边缘,监管部门要么反应迟钝,要么犯了错误,或者出现了协调问题。面对不断上涨的M2(广义货币),有人建议减少货币发行,可如此一来,虽然M2降下来了,但受损失最大的不是国企、大的民企,而是中小企业。一旦这些企业资金链条崩溃,有可能引发全国性的金融危机。

    姚洋认为,当前最迫切的是金融改革。方向则是扩大开放,其中在对内开放方面就是让影子银行业务在“阳光下”运作。恰恰因为对内开放的不足,影子银行的规模才越来越大。

    “外资银行都可以做人民币业务,民资却不能做,这是很奇怪的”。而前段时间取消贷款利率最低限制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姚洋看来根本算不上改革。“利率市场化最重要的是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如果存款利率没有市场化,老百姓的钱不存到正规银行,都跑到影子银行去了”。

    一个完全可行的改革措施是让民资进来开办中小银行。面对资本充足率、透明度等民资不愿接受的高监管要求,“监管部门应该研究不同的监管方式,比如设立专门针对中小银行监管的《中小银行法》”。总而言之,不能因噎废食。裹足不前,将使整个经济面临巨大风险。

    此外,对外开放也不能停滞。在姚洋看来,开放资本账户虽有风险,但只要监管得当,风险完全可控。

     

    房地产市场需要“去管制”

    “一线城市的房地产泡沫肯定存在,而且比较大”。这是姚洋的判断。紧接着的问题是“泡沫为什么长期不破”,姚洋的回答是:政府的调控政策。换言之,房价越来越高,实则源于政府的“十年九调”。

    由于许多投资者拿现钱买房,调控只能使批地速度慢一点,给房企的贷款速度慢一点,管住的不是需求,而是供给。“新国五条”在姚洋看来更不靠谱,打击的是二手房的供给。南辕北辙,难怪房价节节攀升!

    与此同时,老百姓对房子已形成强烈的涨价预期,“追涨杀跌”,涨的时候自然拼命买,进一步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

    在姚洋看来,如果现在政府完全放开管制,在巨大的惯性下,房价必然还会往上冲,“北京城区的房子估计会普遍性地冲到每平方米8万元~10万元”。但这样的高价位必然难以维持,像当年的股市一样,下跌60%也完全有可能。

    泡沫的破灭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没有一个新兴国家,没有经历过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泡沫破灭会不会引起金融危机?考虑到房地产需求面的杠杆率很低,姚洋认为爆发全面危机的可能不大。即使出现危机,也不可怕,反而是政府出手购买保障房的大好机会。“政府有能力筹集资金来做这件事情,同时将底儿托住,稳定军心,不要让房地产业发生溃败”。

    政府目前最应该做的恰恰是“去管制”的问题。姚洋开出的药方是:完全放开二三线城市的管制,在一线城市逐步去掉“限购”政策;做好土地供应规划,允许城市周边农村地区的宅基地直接入市,给开发商以土地供应的稳定预期。此外,征收房产税,对平抑房价、打击住房囤积也是一个很好的措施。

     

    聚焦高职教育

    正如许多研究课题来自对中国现实的观察,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能激起姚洋研究的兴趣。

    前段时间,姚洋找人安装家里的宽带,发现运营公司派来的人素质很低,许多问题都不懂,态度也不好。而之前在装修房子时,装修工人还把电线接错了,结果造成很大的麻烦。

    这让姚洋开始思索中国职业教育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农村目前已经离校的这批人,80%受教育程度都不超过9年,而未来服务业日渐高端,低素质的人力资源将在2020年后引发大的问题。

    姚洋认为,必须对工人进行再培训,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高职教育的空间巨大,国家需要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

     

    穿越社会边界

    很多时候,姚洋并不避讳自己的价值倾向,他自称“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其次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再次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他所谓“左翼自由主义者”的内涵,则包括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以及争取公民基本能力的平等。

    对网上一些“以百姓观点为是,以政府作为为非”的民粹主义者,姚洋始终保持着警惕。在他看来,“义愤不能代替冷静的观察和思考;尤其重要的是,公共知识分子要做社会的大脑,而不是大众的喉舌”。

    对早已打上引号的“公知”一词,他并有着自己的理解。作为公知,最起码的前提条件是要有理性,不能以博取眼球为目的。其次要专业,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去分析问题。此外,要有一颗社会的良心,站在一个比较超越的位置发言,不为任何一个群体代言。

    “作为知识分子,一个人要拥有并积极捍卫自己的意识形态,因此他是入世的;作为学者,一个人则要搁置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客观的态度对社会现实做出分析,因此他是一个旁观者……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边界的穿越者,是入世者和旁观者的统一”,在《穿行于现实和书斋之间》一文中,姚洋如是写道。

    采访结束时,姚洋为我们介绍办公室中家人的照片,还有儿子在父亲节时送他的画,一脸幸福。这位理想与现实、出世与入世的穿越者显得适意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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