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以价格双轨制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从莫干山上走向全国，并深刻影响了这个国家此后30年的发展。柳传志、张瑞敏、王石，在这一年投身商海，用创业的方式践行他们的改革梦想。这告诉我们，改革，需要身体力行。2014年6月21日，茅于轼、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姚洋、卢锋、刘永好、梁建章等著名经济学家、企业家，在"莫干山：1984的创新和动力——2014搜狐财经夏季峰会"上，再度对中国改革做了最大胆的建言。

在主题为“思想市场与改革动力”的分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目前改革异常艰难，异常艰难是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到制度底线，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很多情况都是被迫的改革。

他还表示，地方政府搞了经济建设成本和收益是不对称的，地方政府官员任期大概只有3到4年，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市场主体愿意为3年还款负责。这样不计成本搞经济建设，收益不大。

对于补贴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比亚迪电动车现在即使政府补贴12万还要付12万到16万，还是非常贵，老百姓不会买。但是在没有补贴情况下，而特斯拉却打开了市场。中国政府做得越多的地方，实际上产能过剩，大家稍微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产能过剩主要多的地方，大概是政府干预比较多的地方。

以下为发言实录：

姚洋：现在我们学科分工越来越明确，有了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也有政策分析的经济学家，当然还有市场的经济学家，分工越来越细了，不像我们在8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失去了很重要的传统。作为我们国家发展研究院，希望继续传承这样的传统，把学术研究和改造中国结合起来。

我今天想利用这个机会谈一下自己对当前改革的看法，关于政府改革这个问题。在80年代改革，几乎都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小小的改动几乎全社会都会受益。在莫干山会议上出现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且改革比较成功。我们今天改革异常艰难，异常艰难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到制度底线，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很多情况都是被迫的改革。

今天，中国经济得到了30多年发展，再想改非常艰难。我想探讨一下政府在经济中作用？我们应该承认政府在过去30年里头扮演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在这段时间之所以能成功，我感觉是我们这个时候经济比较简单，只要你按照我们改革，不会有大的错误。但中国到了今天它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经济体，而变得异常复杂。

刚才刘永好老师在这儿说，企业越做越难，企业越做越难主要原因中国经济在经历一个转型，先说农业，农业下降，服务业上升，制造业是先上升后下降，中国已经进入了拐点，如果没有这次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还能增长一段时间，金融危机使制造业拐点提前到来，政府提出来，提出来创新型社会，我们经济要变得更加复杂，而不是像我们前期一样，只要你要搞低附加值的工业就行。

这种情况下，政府来推动经济发展，是会有很大的问题。政府问题很多，我想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对于创新的管理，前几年我们搞了所谓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补贴是非常非常高的，比方说我们在新能源汽车，地方政府和中国有补贴，在这样的补贴下，去年新能源汽车销量一万台，中国新能源汽车达到全部汽车销量的4%，节能减排的效果也就是在4%、5%左右。反观美国的特斯拉，我到加州看了特斯拉，特斯拉的创新，它是没有政府补贴，正因为没有政府补贴，它要生存，电动汽车成本很高，特斯拉想了一招，造高端豪华车，而不是造低端车。比如比亚迪，现在车价比较好的，补贴12万，还要付12万到16万，还是非常贵，老百姓不会买。但是在没有补贴情况下，而特斯拉却打开了市场。相反在中国政府做得越多的地方，它实际上产能过剩，我们天天说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大家稍微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产能过剩主要多的地方，大概是政府干预比较多的地方。

到了今天，地方政府搞了经济建设成本和收益是不对称的，我们知道地方政府官员任期大概只有3到4年，在这种情况下有哪个市场或者市场主体愿意为3年还款负责，没人愿意。但是他不计成本搞经济建设，收益不大。

我们回忆莫干山会议做的事情，是政府和年轻人之间的聚会，在今天这个时代，把莫干山的精神继承下来，让我们改革机制发生变化，我们重新思考一下怎么发挥社会的活力，能不能有一个更加透明，更加民主的机制来搞我们的改革，通过我们公开讨论，最后形成决议，，我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作为我对莫干山会议的一个课题。谢谢大家！

姚洋教授回答听众们的提问：

提问：从84年莫干山到现在已经30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我们利用价格双轨制市场经济或者接近市场经济手段打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门，我们在经济各个方面获得比较大的积累，但是今天我们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当我们进入深水区以后，我们发现了一个龙宫，而龙宫需要一把钥匙才能打开大门，我的问题是我们进入改革深水区，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是打开这个大门的钥匙？

姚洋：我们把政治体制改革看成长期的过程，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改，我个人看法，既是在这方面也许比较务实渐进的改法与一次性的改法要好一些。事实上中国社会已经有很多这种因素在里面，民主因素、法制因素在里面。如果我们考虑这个问题，从社会这个层面推进也是对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

提问：各位老师好，我想请教一下姚洋老师，因为我是政治研究学者，我们更关心下一步怎么办。在当前两方面，一个是请老师评价一下当前一步步不断反腐您觉得怎么样，第二个，反腐到什么时候是个头？下一步的改革靠这个行不行？怎么样处理反腐跟下一步深化改革的关系。

姚洋：我记得王岐山刚就职开了一次学者研讨会，在这次会上他明确提出来反腐应该是长期任务，应该是制度抱负，我想就长期而言，我们反腐应该拉入制度框架，现在运动式的反腐也有它的必要。

提问：我是来自金融类的媒体，我想问姚老师比较具体的问题，宏观调控是政策对市场干预的一个主要方式，最近比较热的一个调控政策就是定向降准，目前看来得到了一片认可，但是最近也出现说，因为很多的银行他们像央行公关，我们对这个有一定的担心，想问问姚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种公关行为是否导致央行全面降准？

姚洋：政府宏观调控，我们国家的作用不是说调控，实际上是市场里头的玩家，跟大家一起玩，这是我们国家政府最大的问题。关于定向降准，我个人不是宏观方面的专家，但是至少感觉上来说，这个定向降准一定有问题，有些银行能降准有些银行不能降准，本身是一个不公平的环境，如果要降，要一视同仁的降。总体而言，我感觉政府目前的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和现在进行的利率市场化混淆，利率市场化全世界都是，当你利率市场化之后，有一段时间利率是有上升，后面又要降，正式利率市场化的时候，政府把货币管得如此之紧，你要考虑好是不是还想要更高的GDP，说我们今年能达到7.4%的目标可以，如果不能忍耐，政府的货币政策应该做出比较大的调整。

（搜狐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