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9日，作为朗润•格政系列活动之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经济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了“深化改革与经济长期发展”圆桌讨论会。此次讨论会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黄益平教授主持。

发言专家包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BiMBA商学院教授姚洋、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陆旸、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滕飞、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院院长高祥以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宋立刚、陈春来。在本次会议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宋立刚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周丽共同发布了新书《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

姚洋：中国经济天空上的一朵乌云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有一些疑问。从数据可以比较明确的看到，的的确确存在中等收入陷阱。人均收入100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全世界只有20个。高收入国家的数量取决于定义。世行的标准是12000多美元，这个标准低了一点，只有美国人均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果将美国人均收入45%作为高收入的标准，世界上只有36个高收入国家。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国家属于中等收入阶段，很多国家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没有跨越这个阶段。

从低收入成功跨入高收入的国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是高储蓄、高投资。很多人抱怨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太高，但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没有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是较高的人力资源水平，包括较高的教育水平和较多的劳动力数量。第三是较高的卫生状况，比如婴儿死亡率低、预期寿命高。第四是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和印度的对比很能说明问题。中国工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为45%左右，印度只有30%。一个国家只搞服务业是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特别是大国。不光要搞工业化，而且工业化一定要深入，工业占比一定要高到一定程度，在就业方面要达到30%以上，然后才开始缓慢的下降。此外，工业化持续的时间要足够长，比如说20年到25年以上。第五就是出口中以制造业为主。第六是宏观经济方面比较稳定，没有恶性通货膨胀。这意味着财政政策比较稳健，政府不乱花钱，特别是不把财政货币化。第七是政治上比较稳定，没有大的政治波动。第八是比较平等。

在上面八个特征中，中国唯一不具备的是第八点，即比较平等。如果说中国经济的天空上面有一朵乌云，那就是不平等问题。不平等会在哪些方面阻碍经济增长？主要途径是教育。穷人对教育的投资比较低。很多农村的孩子初中没有毕业就被招到沿海打工，他们现在的收入还可以，每月能赚两千块钱，而且很快会涨到三千块钱。但是如果再过五到十年，他们的工作就会被机器替代。根据他们的教育水平，他们的收入不可能随着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按照6-7%的经济增长速度，十年之后他们的收入就要翻番，起始工资就要超过一千美元。如果他们的教育水平达不到一定的高度，比如高中教育，要拿到这个工资是不太可能的。

农村的教育水平仍然很低，迫切需要加强职业教育。根据北大的调查统计，在农村地区21-30岁的人口当中，5.8%为文盲或半文盲，13.7%只有小学文化水平，49.0%初中毕业，三者加起来超过三分之二。这样的劳动力群体未来将会遇到非常严峻的挑战。目前政府对于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的财政投入低于普高，也低于职高。这样显然不可能培养出足够多的好工人。政府应该加大投入，在正规教育的资源分配上向职业教育、职业院校倾斜一点。另外还可考虑拿出一笔资金给人社部，用来提高现有工人的技能水平，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做好准备。五年、十年之后再做就来不及了。

王小鲁：经济增长放缓的根本原因是结构失衡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一直在放缓。尽管经济增长率在下降，资本存量的增速反而在提高。从1978年开始改革到九十年代中期，经济增长率在大多数年份高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经济增长率走到了资本存量增长率的下面。特别是2008年以后，出现了一个更大的变化，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有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相反经济增长率在逐步下降。这两个增长率之间出现了一个喇叭口。和上述现象同时发生的是工业部门出现了相当严重的产能过剩。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中国存在过度投资的情况，也就是说投资出现过剩。

中国的资本生产率（资本存量和GDP的比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大致在0.4和0.5之间。在2000年以后，出现显著的下降。2013年降到了0.3以下。边际资本生产率的变化更快。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大体上保持在0.4以上， 2013年已经降到了0.14。也就是说现在的资本生产率只有2000年的三分之一。为了达到那个时候用一块钱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现在要投入三块钱。

经济增长下行不是因为供给障碍，而是来自需求方面的制约。需求制约又可以分为几个方面，一个很突出的方面就是最近几年出口增长放缓。2000年以后的七八年时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每年超过20%，内需不足的问题并没有充分反映出来。2008年以后出现金融危机，大规模投资在相当程度上替代了出口的下降，在短期拉动了经济增长。问题是我们当时采取的大规模刺激政策最近几年在逐渐退出，内需不足的问题就变得突出了。这是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直接原因。

在我看来，经济增长放缓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即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我们现在用GDP的一半来进行投资。这么高的投资率是世界上少有的。我同意为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高储蓄和高投资，但是高储蓄和高投资需要有一个合理限度。如果超过这个限度的话，过高的储蓄和过高的投资就会带来结构性的问题。首先是产能的扩张快于消费的增长，出现产能过剩。另外一方面过高的投资也带来了过度的能源消耗和大气污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采取投资扩张的政策，恐怕只能在短期拉动经济增长，长期会加剧内需不足。

如果不投资在生产领域，只搞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同样不能避免上述问题。最近几年房地产出现了大量的过剩，很多地方大量空房卖不出去。基础设施领域仍然有很大的投资空间，但是很多地区的基础设施是超前的或者说是过剩的。因此，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也会形成泡沫，也是不能无限扩张的。

结构失衡的出现和政府行为有关。2000年以后，各级地方政府越来越热衷于投资，家把投资本身当成了政绩，而不是把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当成政绩。政府投资加上国有企业投资大概占到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分之一，但是政府投资实际上是起领导作用的。如果政府一味追求高增长、高投资的行为方式不改变，那么结构失衡问题也很难改变。

结构失衡的另一个原因是收入分配。一个方面是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在过去十几年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政府收入的比重在上升，企业收入的比重在上升，而居民收入的比重在下降。另一个方面就是居民收入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也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收入差距在急剧扩大。

如果能够通过结构调整和推动改革来改变政府行为和收入分配，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从现在50%左右下降十个百分点，总消费率恢复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60%以上，那么结果就是结构更加平衡，增长能够持续，经济下行也会被遏制。

陆旸：从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

中国的“人口红利”变成“人口负债”。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加、人口抚养比下降时，这个国家有较为充足的劳动力，储蓄率更高，有利于投资和资本形成，最终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此时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国家享受到了人口红利。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有四分之一来源于人口红利的贡献。但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人口抚养比快速上升，中国的“人口红利”变成了“人口负债”。

人口红利减弱甚至消失使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逐渐降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由供给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决定。人口变化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这四个要素。因此，人口因素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有重要影响。伴随着2010年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速开始放缓。这一现象与1990年左右的日本非常相似。日本在1990年前后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抚养比上升的趋势，同时期GDP潜在增长率大幅下降。我们预计，以现在的人口结构，十二五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会下降到7.75%，十三五时将下降到6.7%，之后还会持续下降非常长一段时间。

四项措施能够贡献改革红利。第一是放松人口生育政策。根据世界经验，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在其一生所生育的子女数量）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在长期可以带来更多劳动力，弥补劳动力短缺，可使长期增长率提高0.2-0.4%。第二是增加人力资本：提高升学率、增加培训。第三是提高劳动参与率。这一措施在短期内更有效，长期效应逐渐消失。第四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有递增效应，随时间越来越明显，是中国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政府应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通过国企改革、金融体系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手段提高生产效率。如果把以上四项改革措施结合起来，预计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1-2%。

腾飞：实现减排目标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发布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强调气候变化是人类的最大威胁。中国提出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

从现在的科学研究来看，从2010年到本世纪末，为了控制全球温度升幅在2度之内，全球可供排放的二氧化碳大概是一万亿吨的规模。基于未来有限的一万亿吨全球排放量，在目前文献中提出的各种分配方案下，中国的累计排放量在1500亿吨到4400亿吨之间。2013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概是80亿吨。这意味着，最低的分配方案只够中国在目前的水平下再排放20年，最高的分配方案下中国可以再排放40到50年。如果考虑到中国目前的排放量还在增加，上述时间还会缩短。从排放量的峰值年来看，虽然不同的方案提出不同的要求，但基本都要求中国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这对我国未来的减排工作提出了一个非常硬性的约束。

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首先，我国虽然在过去的20年在节能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未来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能源供应压力。2030年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会超过75%，天然气也会超过40%，煤炭大幅超过安全产能。其次，从经济方面来看，在碳排放具有价格、带来成本的情况下，直接排放部门会将成本以电价等形式传递到下游企业，而中国GDP的20%明显受到碳价格的影响。这个比例在发达国家只有1-2%，我们是他们的十倍以上。最后，环境的角度来看，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和粗放、不合理的能源使用导致雾霾等环境问题。

如果按照目前情况继续发展，通过测算，我们认为若仅采用末端治理措施（脱硫脱氮除尘），最多使污染物排放下降60%。然而，要想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满足空气质量达标的要求，污染排放需下降80%。那么剩余的20%只能通过上游的结构转型、持续的节能和燃料替代来实现。只有2030年实现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才有望实现2030年空气质量达标的目标。

要想实现2030年实现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在未来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年均下降率需要保持在4-4.5%左右的水平。排放达到峰值意味着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的下降率要大于或等于GDP的增长率。如果到2030年GDP的增长率是4-4.5%之间，我们就需要把单位GDP排放强度的下降率保持在4.5%。

综上，目前的经济、能源和环境政策，要协同治理，以便更好实现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和环境改善的目标。仅通过末端处理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想法是目前能源环境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

陈春来：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正面作用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外资流入非常快。现在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外资吸收国。截至2014年底，中国累计已经吸引了1.5万亿美元，数目非常庞大。本文探讨外国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及经济发展的影响。

根据经典理论，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劳动力的投入、资本的投入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外资对所在国经济的影响就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外资提高了就业率，增加了劳动力投入；第二，外资增加了资本积累；第三，外资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促进技术进步；第四，外资有强大的技术溢出效应，所在国国内企业通过模仿、复制、产前产后的产业链联系以及共同研发，从外资企业学习到先进的技术，提高了自身的劳动生产率。通过上述四个渠道，在本国资源不变的情况下，外资会促进这个经济体的产出增加。

为了验证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是否确切地产生了促进作用，我们构建了计量模型，通过采用1987-2010年的我国31个省的经济、劳动、资本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外资确实产生了很强的技术溢出效应，带动了中国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提高；第二，通过对收入状况、交通运输状况和通讯水平来区分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差异，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外资作为资本投入的经济贡献很显著但是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但在所有领域外资对经济发达地区都有很显著的促进作用。根据实证结果，外资总体来讲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上述研究具有什么政策涵义？我认为有以下三点：第一，采取产业性或区域性的政策，鼓励外资向欠发达地区去。第二，在教育和基础设施这两方面加强投资。第三，鼓励劳动力的流动，鼓励跨地域的投资，鼓励东部的资本流到中西部去。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把中西部地区真正带动起来。

宋立刚：弘扬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

中国的改革已经30多年了，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但是到现在为止仍然有很多非市场经济的因素在起作用，导致很多矛盾和摩擦。到了这个阶段，弘扬企业家精神就至关重要。

企业家决定资源配置。改革之所以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就是因为更多使用市场化的方式配置资源，提高了效率，带来了高速增长。除此之外，企业家还能推动创新。创新是现在中国经济最需要的东西。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人口红利的消失，走上创新之路几乎是中国经济唯一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企业能够非常积极的承担创新的风险就很关键。企业家推动创新的过程能够带来很高的社会回报。

企业家在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创造性破坏这个概念听起来很可怕，但又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一个企业有它自己的生命周期。不可能每个企业都永远保持生命力。当企业失去生命力的时候，如果因为保护和垄断而继续存在下去，就会导致低效率。创造性破坏意味着，失去生命力的企业要退出市场，与此同时会有很多新的企业出现。如果能把对于失去生命力的企业的补贴拿出来鼓励那些有生命力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民营小微企业，那么效率就会提高，创新就能得到推动。

由于很多体制、制度因素的限制，企业家精神可能发挥不出来。目前为止资源的配置还是以国家和国有企业为主。实际上，民营部门在工业增加值方面的贡献率已经很高了，现在估计有90%左右，在城镇就业中的比重是80%。

民营企业家的形象并不好，社会认为他们不可相信，银行业不愿意给他们贷款，因为他们信用不好。我们要问为什么企业家会有这些行为？实际上这是由体制决定的。当体制比较透明时，企业家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创新过程中去。但当体制不健全的时候，企业家就会去钻空子，找关系，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跟政府打交道。如果企业把精力花在产品的创新上，效果就一样了。

怎么培育企业家精神？具体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完善市场环境，包括法律、规制，同时还有政府行为。中国人的经营思想非常强，有企业家天赋。如果体制比较好，可以涌现出无数的企业家。市场环境的完善体现在产权的保护、司法制度的独立、商业制度的有效管理、控制政府的权力等方方面面。其次是培育市场，推进要素市场改革。

当真正的企业家出现以后，他们成为市场的主体，不用生存在政府的阴影里面，也不会依附在国有体制上，是一种真正独立的阶层。这会让整个经济的格局发生变化。到时投资机制和要素配置等问题都会自然而然得到解决。

（张耘昊整理，唐杰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