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

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进入“6时代”，平均增长率只能够达到6.5%。

萨默斯的错误：以姚明身高为例

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和合作者通过对全世界各国几十年增长数据的统计研究，提出了所谓的“均值回归”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经过快速增长十年左右就会回归到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即3.5%左右。据此，他们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增长速度在十年之内都会下降到4%以下。

萨默斯这位曾经的“经济学神童”，好像已经完全忘记了经济增长理论迄今取得的成果。经济增长理论的最重要成果是“收敛理论”。这个理论说的是，在其它条件给定的前提下，一个穷国比一个富国增长更快。原因在于，资本边际报酬随着收入的提高而递减，穷国的资本回报率高于富国。

显然，根据这个理论，把所有国家放在一起研究是错误的。以多数经合组织国家为代表的富裕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左右，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家达到长期稳态之后纯粹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速度。在追上发达国家的资本存量和收入水平之前，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不必完全依赖技术进步，而是可以通过资本积累实现更快的增长。

“均值回归”理论在人类身高方面也有应用。人类的身高显然不能无限度地增长下去，否则人的骨骼会被体重压弯的。限制人类身高增长的规律就是均值回归。但是，这个均值不是所有人的均值，而是父母两个家族的均值。

比如，姚明身高2.26米，叶莉身高1.90米，按照一般的推测，他们的女儿的身高肯定会超过叶莉，如果他们再生一个儿子，身高将接近或超过姚明。但是，姚明和叶莉家族的身高不可能无限度地增加下去，而是会回归他们家族的均值，这个均值和姚明、叶莉各自家庭的历史身高及其增长速度有关。然而，无论如何，姚明和叶莉家族的身高肯定还是会比其他家族的身高更高。萨默斯的错误，相当于把姚明和叶莉家族的身高等同于普通人家族的身高。

结构转型导致经济增速下降？

对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做过更严肃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下面几个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

外需增长疲软，制造业发展达到顶峰；

人口老化，人口红利消失；

资本-产出比例快速上升，资本利用效率下降；

技术进步乏力。

第一个因素有一定的道理。在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到金融危机之前的短短七年间，我国的出口翻了五番，人类发展史上绝无仅有。在这段时期内，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30%左右。金融危机之后，经过短暂的恢复性增长，我国的出口增速跌落到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尽管出口对GDP总量的贡献仍然很大，但它对GDP增长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

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完全依赖内需的增长。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外生的，而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必须来自于我国经济内部，难度大大增加。受冲击最大的是制造业，在过去两年里，制造业对GDP和就业的贡献比例都有所下降。中国可能已经开始了发展经济学家所定义的“结构转型”过程，即制造业比例下降，服务业比例上升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

结构转型是否就一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幅度下降呢？成功经济体的经验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日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达到我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而且也开始了结构转型，但是，在1974年石油危机之前，它的平均增长速度仍然保持在10%以上。我国台湾地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达到我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但在1985-1990年这段时间里，台湾的平均增长率为7%。韩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达到我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它在1991-1997年间的平均增长率更是达到7.7%。

当然，成功经济体的经验未必就可以用来推测我国未来五到十年的增长速度，但是，这些经验说明，达到我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按汇率计算7500美元，按2005年可比美元价格计算10000美元）之后，继续五到十年的高速增长是有可能的。关键在于我国能否做得和东亚成功经济体一样好，这也是对我国增长速度做出较低预测的学者所关注的问题。

劳动力数量减少能够弥补

从这个意义上说， 第二个因素，即人口红利消失的确是对我国长期增长的最大挑战。和日本不同，我国人口老化的特征是“未富先老”。我国的劳动人口比（即16-65岁人口和其他人口之比）在2010年达到峰值2.7，随后开始下降，2012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即16-65岁人口）的绝对数量也开始以每年250万的速度减少。

根据多位学者的研究，人口红利对东亚经济奇迹的贡献在四分之一作用，中国也不例外。因此，如果不进行任何调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肯定要持续下降。但是，两个调整足以在未来20年内弥补劳动人口数量的下降。

其一是年轻人教育水平的提高。根据北京大学“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的数据，2010年我国21-30岁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比51-60岁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高出4.3年。根据清华大学李洪彬等人的研究，我国的教育回报率已经达到美国的水平，即教育水平每提高一年，工资提高10%。以此计算，则刚进入劳动市场的21-30岁人口的生产率比51-60岁退休人口的生产率高出43%。这已经完全可以弥补劳动力数量的损失。

其二是延迟退休年龄。目前，我国男性工人的退休年龄是55岁，女性工人的退休年龄是50岁。这个标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制定的。现在，人均预期寿命大大延长，沿海地区的女性超过了80岁。相应地，对年龄阶段的划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45岁以下还被认为是青年。过早的退休年龄是生产力的巨大浪费，而且也加重养老负担（在沿海地区，多数女性工人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超过她们工作的时间）。延迟退休势在必行。

有人可能会说，许多人是退而不休，仍然坚持工作，因而，延迟退休起不到增加劳动供给的作用。但是，数据最有说服力。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全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在50岁下降了20个百分点。妇女参与劳动曾经是新中国的成就之一，但是，目前我国20-60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平均只有60%，远低于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日本的女性就业率低于其它发达国家，面对人口老化带来的困扰，安倍重振日本经济的举措之一就是鼓励妇女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就业。同样，鼓励妇女就业，也可以成为缓解我国人口老化负面作用的重要举措。

投资多不等于资本利用效率下降

第三个因素，即资本利用效率下降，也需要斟酌。自1997年以来，我国的投资-产出比的确快速提高。1997年，这个比例是0.3，目前已经接近0.8. 这意味着，生产一元钱的GDP需要的资本越来越多。然而，能否从这里直接推出来资本利用效率下降这个结论，还需要斟酌。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基础设施投资，基建投资占银行贷款总量的比例一直保持在30%以上。从1997年开始，我国经历了两波基础设施投资高潮。一次是高速公路投资，一次是高速铁路投资。这两次投资高潮让我国在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里程方面双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我国的城市基础设施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北京的地铁里程在世界城市中排名第一，上海、广州等其它城市也紧随其后。

然而，基础设施的经济回报可能比较低。除了高速公路因为收费较高能够盈利之外，高铁和城市基础设施都很难盈利。但是，基础设施的回报不能只看经济效益，而是要考虑它们的社会效益。地铁方便了居民的出行，高铁更是改变了人们的地理概念 --- 在长三角地区，住在杭州、苏州，但到上海上班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选择。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国的企业和居民财富急剧上涨，其主要表现是M2的增长跑赢了GDP的增长，存量达到GDP的两倍以上。然而，这些财富不加利用的话，就永远停留在纸面上。要获得财富带来的好处，就必须把它转化为收入流或福利流。投资生产领域是让财富产生收入流，投资基础设施则是让财富产生福利流，两者都是正确的选择。

有些人只看到了我国的投资多，并因此推断资本利用效率降低，却没有注意到，我国名义财富的超高速积累需要多种形式来变现，投资基础设施就是变现的方式之一。

市场成技术研发主要力量

第四个因素，即技术进步乏力，基本上是基于不完美的方法得到的错误结论。经济学家度量技术进步的主要方法是索罗残差法。索罗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索罗残差”，指的是从经济增长中扣除资本和劳动力增长的贡献之后的余量。

从理论上讲，索罗残差之所以可以用来度量技术进步率，是因为当资本和劳动力增长的贡献被扣除之后，经济增长的来源就只有技术的改进。一些经济学家指出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技术进步速度减缓，基本上是根据索罗残差得到的结论。

然而，在实际计算过程中，由于很难精确度量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索罗残差往往不能反映真实的技术进步率。当经济在下行阶段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此时，厂家往往产生很多的过剩产能，设备和人员都有闲置，要精确度量索罗残差，就必须准确估计闲置设备和人员的数量。然而，目前还没有研究做到了这一点。

这样，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被人为夸大，技术进步的贡献会被人为缩小。根据宏观数据计算的索罗残差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以经济下行时期的索罗残差来推断经济会继续下行，犯了套套逻辑的错误。

由于索罗残差存在的问题，研究者需要辅以其它指标来看清楚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速度，其中最重要的是研发投入的增长。在这方面，我国做得非常好。十二五期间，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每年提高0.1个百分点，今年这个比例会达到2.2%。到2020年，这个比例肯定超过2.5%，把许多发达国家甩在后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的研发支出已经超过政府的研发支出，这意味着市场已经成为支配研发的主要力量。

总之，对我国中期经济增长速度的质疑基本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我国目前的经济困难，是对危机前超高速增长的一次回调。危机发生之前，我国积累了大量的生产能力，而且被危机之后的“四万亿”刺激政策放大。过去六、七年里，整个世界经济回调，导致我国出现大量的过剩产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可以理解。但是，我们的视野不能被短期经济波动遮蔽。放眼未来五到十年的时间，我国的潜在增长速度保持在7%以上依然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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