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股市在过去的一周里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巨幅波动。多数市场人士认为，这次波动是暂时的，不至于导致一次新的金融危机。

然而，这次巨幅波动中的中国因素不可忽视。在国外，一个普遍的疑问是：此次波动是不是表明中国开始重复日本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所走过的路？日本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在19511973的22年间，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达到8.8%。但自此以后，日本经济增长出现了两次断崖式减速。第一次发生在石油危机之后。1974年，日本经济总量下降4%;此后10年间，年均增长率只有2.1%。第二次发生在1993年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从那时起到现在的22年间，以日元计算，日本的经济总量几乎没有任何增长。

日本的经历被形象地总结为“日本综合症”，其症状是：前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和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一旦世界需求下降、廉价劳动力消耗殆尽，则经济增长就大幅度减速，国内物价水平下降。“日本综合征”不仅发生在日本，而且也发生在东亚其它经历过高速增长的经济体。

中国采取的发展模式和早期的日本类似，但中国人口的老化速度超过日本，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远超1973年石油危机的影响，所以，担心中国重蹈日本的覆辙，并重演“日本综合症”并非没有道理。

诚然，我国仍然可以通过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增加出生人口，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技能、推迟退休年龄等措施缓解劳动力数量下降的负面作用，也可以加大创新力度，给经济注入新的活力，然而，这些举措不可能在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人口老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按照可比价格计算，我国目前的人均收入和教育水平均相当于日本1970年的水平。在后续20年里，日本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科技创新也达到顶峰，但这并没有阻止日本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所以，我国也不能把过多的希望寄托在教育水平和科技创新方面。

然而，中国具有一个日本无法企及的优势，那就是，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地理大国。无论是从人口、还是从幅员来看，中国都相当于整个欧洲。幅员辽阔的一个后果是发展水平差异极大。比如，在人均GDP方面，最高的天津是最低的贵州的四倍(2014年数据);在收入分配方面，最高收入的10%占全部收入的35%，而近1/3的人的收入没有达到每天2美元的水平(2012年数据)。这么巨大的差距本身也说明，中国经济仍然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

欧洲一体化进程为我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启示。25年前，东欧国家收入水平属于世界中游，剧变之后更是出现倒退。然而，自打加入欧盟之后，生产和生活水平提升非常快，多数国家已经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是经济学的增长收敛理论起作用的一个典型例子。收敛理论认为，在实施相同的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低收入国家比高收入国家增长更快。

因此，我们有理由保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沿海省份的增长速度在放缓，但只要内陆向沿海学习，它们的增长速度就可能提升上来。在国家层面，我国急需制定一个“内陆腾飞”计划，促进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力争让中西部地区在20年内基本上赶上东部沿海地区的收入水平。这要求中西部地区的年均增长速度至少超过东部地区3-4个百分点，由此，即使沿海省份的增长速度下降到5%6%的区间，全国的增长速度也可以保持在7%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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